再谈《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答周钧韬先生

本来,认为袁中郎的《董思白》一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是所有袁中郎研究者的共识,也并非是韩南、魏子云两先生的独创。只要承认这一系年,那《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就在这一年,无可争辩。周先生为了挑战这一说法,特别挑出了韩南、魏子云两位先生的大名,无非是为了表示“自觉追求”“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是他从事研究的“信条”。但妙的是,他用以否定“万历二十四年”的立论根据,恰恰是用了韩、魏的所谓“共游”说,而这个“共游”说又恰恰是被他硬按给韩、魏头上的,无非是借用这两“权威”来为自己壮色。这就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处在既要挑战两权威,又要借重两权威的矛盾境地。在论述中,不但虚造了韩南说过“共游洞庭山”的话,而且又误读或曲解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关键是,陶石篑两次来苏州,明说万历二十三年的那次没有游洞庭,二十四年他带了一批亲朋好友游洞庭。袁中郎的诗文谈及二十四年陶游洞庭时,都表明自己在病中,未曾陪同。袁中郎另有一篇《西洞庭》写的是后来他一人游洞庭。所以,陶与袁从未“共游”过洞庭。周先生既没有读懂《董思白》,又误读了《西洞庭》,在虚构的韩、魏“共游”说的引导下,就咬定陶、袁“共游”过;既然他们“共游”过,那不是二十四年,就一定是二十三年了。于是“第一信息”就来自万历二十三年了。从中可见,做学问不能从打倒权威出发,而是要从求真求实出发。用材料说话,还要读懂材料,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写这篇文章,特与周先生共勉。

汉代献赋纪事的书写模式与后世拟效

与受诏被动作赋不同,献赋是赋家主动向君主投献赋作。献赋纪事一般包含四个要素:赋家作赋、进呈赋作、帝王读赋、赋家为郎。其中赋家主动进献是核心,而帝王反馈则是此类纪事着重介绍的内容。汉代献赋故事广泛流布,引起历代文士、帝王仪式化的行为模拟以及史家模式化的历史表述。除复现献赋活动外,唐代诗人通过自比相如、扬雄献赋,为参加科举考试赋予自荐于天子的能动意味。而一旦科举失利,“献赋不售”又成为常见的诗歌表达。

欧、梅对韩、孟的群体接受及其深层原因

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不仅可从个体接受的角度去考察,更须从群体角度认识其特殊意义。推名、唱和、联句、拟作是欧梅群体接受的主要方式;诗歌表现手法和形式技巧、美学风格、创作理论等是其接受的主要内容;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革新诗风的强烈愿望、相似的生命体验和知己之情是其接受的背景原因。

梅寒旋子转体720°起跳技术的运动学分析

伴随新规则的出台,难度动作成为武术运动员比赛成绩的决定因素。旋子转体720°是C级难度动作,目前该动作的完成情况不理想。应用DLT法对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女子长拳冠军梅寒完成的旋子转体720°的起跳技术进行分析,旨在揭示该动作的运动规律,为教练员以后的训练工作提供科学参考。结论:在最大缓冲瞬间到左脚离地瞬间的过程中,梅寒主要靠头部和两臂向左上方的弧线摆动,以及右腿向右上方的摆动来加强绕矢状轴的转动能力,靠头部向运动方向左上方的弧线摆动及两臂不对称的加速摆动来加强绕纵轴的转动能力。

大汉梅母本系母猪杂交性能研究

大汉梅猪为大白猪、汉普夏猪、梅山猪的杂交配套系,具有良好的产仔和哺乳性能,平均产仔数为12.7头,它与长白猪交配效果良好,平均日增重为695g,料肉比为2.69∶1,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梅寒旋子转体720°接竖叉落地技术的运动学分析

难度动作是武术运动员比赛成绩的决定因素。成功完成旋子转体720°接竖叉可获得0．6分的难度得分,而目前该动作的完成情况并不理想,尤其是在落地接竖叉过程中经常出现失误。应用DLT法,对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女子长拳冠军梅寒完成的旋子转体720°接竖又的落地技术进行分析,旨在揭示动作的运动规律,为教练员以后的训练工作提供科学参考。结论:在整个落地过程中,梅寒始终保持梗头,有利于提高落地的稳定性;梅寒的两臂总是在左脚落地后快速向两侧伸展,两臂的位置,有利于及时调整重心;梅寒的上体从右脚落地瞬间便开始积极地前倾,既提高了落地的稳定性,又加强了对落地的缓冲作用。

合作化小说“个人”故事的讲述及其问题——以马烽和《韩梅梅》为例

新中国教育部在1953~1954年进行了教育整顿,国家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动员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加入到正在蓬勃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中去,这批身处变化漩涡中心的农村毕业生们出现了＂集体＂和＂个人＂彼此相遇,并引发了两者之间关系的难题。在1953年开始的严峻状况中,这一关系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的矛盾状态。出于复杂的原因,1954年马烽先生的小说《韩梅梅》,正是讲述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故事,但是它却呈现了多重隐晦与纠结的意味。

韩世昌与京昆“二梅”的文化夙缘

韩世昌与昆曲大师吴梅、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文化夙缘,亦师亦友,风云际会,这才使得韩世昌自己也崛起成为与梅兰芳齐名的昆曲表演大师。也正是这几位大师及其身后极为厚重的中国人文背景,才使得韩梅齐芳,蔚为大观。以韩世昌作为代表人物的北方昆曲,在很大意义上赓续和继承了京朝派昆曲的传统,这使得昆曲艺术成为在帝都历经劫难却仍然弦歌不绝的中国古老艺术范式。韩世昌和梅兰芳还在客观上刺激和支持了苏州昆曲传习所的建立,为中国昆曲的南北争艳开启了新的艺术布局。作为最早在东瀛和西土较为完整地演出与传播昆曲艺术的大家,他们共同把中国历史悠久、精美绝伦的昆曲艺术,直接推上了世界戏剧艺术精品展示的大舞台上。

方东树韩诗论的理学特色——依据《昭昧詹言》的考察

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其旨趣在于捍卫理学道统;而《昭昧詹言》则将这一理念贯彻到诗学领域。这一点,体现于他对韩愈诗歌的极意推崇。韩愈既以弘扬孔孟德性之学而成为宋代理学的先导,又注重诗歌创作的学术根柢、艺术特质,这是方东树重视韩诗的关键。

儒家《诗》教传统与汉代诗歌讽谏论

孔子强调诗歌讽谏功能的诗教、诗学观,对汉代产生了重要影响。《毛诗》大小序、三家《诗》、司马迁、班固、王逸、郑玄等皆继承了讽谏论诗的传统。汉儒不仅在文学批评中强调诗歌的讽谏功能,还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以《诗经》当谏书;在创作上,仿照《诗经》作者“大谏”的传统,在诗歌中寄寓讽谏之义。重视诗歌的讽谏功能,是汉代诗学的重要特点。

袁枚对汉学的批评

汉学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显学，袁枚批评汉学具有反潮流的意义，其批评汉学是从推崇“文章”的角度出发的，主要表现在质疑“六经”、揭露汉学之弊、指斥汉儒乃“小人之儒”等方面。

一曲感人的爱情赞歌——评侗戏《金汉列美》

《金汉列美》是一部由侗族民间叙事诗改编成的爱情戏剧。一百多年来,这部戏剧在侗族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它反映的社会生活、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方面的分析,来揭示其影响大的原因。

“举案齐眉”之“案”考

对典故"举案齐眉"的"案",后人多解释为托盘或盘。案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家居用具。先秦时的案与人们的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多为席地而踞或跽时的凭依之物,至汉代又有书写、读书、进食等功能。据古人考证和出土文物证实,案源自俎,系为有足的低矮食器,即食案。因食案较轻便,易于搬动,故"举案齐眉"中梁鸿妻托举的案,应为食案。

论香港电影对《金瓶梅》的现代影像诠释——以影片《金瓶双艳》《风流韵事》的改编实践为中心

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在将小说《金瓶梅》改编为影片《金瓶双艳》《风流韵事》的过程中,一方面淡化了原著女性的负面特征,凸显了她们的爱情悲剧性与反抗精神,另一方面更彰显了原著的道德训诫意识。同时,《金瓶双艳》对原著性爱情节进行了相对含蓄的影像呈现,《风流韵事》则反映了李翰祥对于此类情节的现代深层次解读。此外,两部影片还通过传统民俗与市井风韵的描摹渲染了原著浓郁的世情色调。李翰祥在以现代思维阐释《金瓶梅》的过程中,较为成功地拓展了该书的审美表现空间,赋予了其新的艺术生命,这一影像改编实践也为全面审视、探究香港电影艺术家对《金瓶梅》的整体认知与特殊诠释提供了重要参考。

枚乘作《笙赋》说辩疑与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

李善在注《文选·长笛赋序》时推测枚乘作有《笙赋》。这种说法曾一度为学界所认可,直到程章灿、张巍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枚乘所作可能是《琴赋》,即《七发》中写音乐的那一段。然其论并不完善,也留下了一些未能解释的问题,故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而通过再次辩疑,并结合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情况来看,马融《长笛赋序》中所指可能确实是《七发》中有关"琴"的部分,只是这部分内容还应在傅毅作《洞箫赋》后,从《七发》中分列而出,并被冠以《琴赋》之名单独传播过。

西汉梁国辞赋论略

受梁孝王喜爱辞赋的影响,西汉梁园文人集团皆善辞赋,西汉梁国辞赋创作逐渐走向繁荣。贾谊的《旱云赋》、枚乘的《梁王菟园赋》及忘忧馆七赋是骚体赋向汉大赋过渡性质的作品。而枚乘与司马相如的大赋创作,不仅将梁园辞赋创作逐步推向了高峰,同时也将汉赋定型并推向了成熟,从而使汉赋成为一代之文学。

“率”在敦煌汉简中的分指代词用法新探

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内容丰富,除《急就篇》等传世文献外,绝大部分为行政、法律文书。其中,第837号简文中“率”的含义值得重新探讨。此简可以证明,“率”在汉代已具有分指代词的用法,表示共时层面数量上的逐一份、每一份;在少数情况下,也可以表示时间上的逐一。而同一时期的“每”作为分指代词,只用于表示时间上的逐一。与传世文献相比,西北地区出土文献中“率”的使用频率更高,“每”的使用则较少。由于“率”在当时承担了“领”“计”“都”“标准”等很多义项,随着时间的推移,“率”作为分指代词的用法逐渐消失,“每”则分担了其分指代词的功能。

张门三才子探析

清代大诗人张船山门生甚众,善掖后学。崔旭、梅成栋、姚元之皆其弟子,在船山悉心教诲指导下,他们在各自领域中均取得了卓越成就,人称"张门三才子",可与"苏门四学士"后先辉映。

从《七发》到《天子游猎赋》——脱离上古文学传统,确立汉赋表现世界

枚乘《七发》开创了汉大赋这一体式,是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的直接祖先。但枚乘的《七发》背后还存在着古老的师承,司马相如的作品却脱离了上古文学传统,确立了汉赋的表现世界,标志着汉赋新的发展方向。

傅汝梅运用经方治疗肺病经验

傅汝梅教授运用经方治疗肺系疾病,如咳嗽、哮喘、肺胀时,首重阴阳,明辨六经,重视脉证合参,辨邪正之虚实及证候之主次,遣方用药不拘泥于经方条文,谨守病机,因证遣方,随证合方,常用经方与经方、时方、海南民间方合用,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