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明治期的学术教学与汉学研究

在日本“知”的形成中,汉学既有基础学的意义,也有关于中国学识的意义。在明治西洋化风潮的时代背景下,旧时作为基础学及学问核心的汉学,往往被认为已经衰败,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以另一形式再现且存续至今。该文对幕末明治期近代化进程中的日本汉学动向进行梳理,主要通过教育界代表性人物、以东京大学为主导的教育制度等进行考证,对其摇摆不定摇篮期的学术、教学实态进行扫描,从而论证汉学在日本彰显的与旧时代不同的价值及意义,了解汉学在明治期的传播实态,旨在为汉学与幕末明治学术及教学的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域和阐释维度。

日本明治时期的汉语教师

本文选择了明治时期七位著名汉语教师,对他们从事汉语学习和汉语教育的生涯,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介绍,通过本文可以加深我们对日本近代汉语教育历史的了解与认识。

明治年间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观——以“中国文学史”著作序跋为中心

明治年间,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强烈批判和否定的风潮中,却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撰述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自1882年至1912年((明治15年—明治45年)的30余年之间,日本至少有14位学者撰写了20余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以这一批文学史著作的序跋为材料,可以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了解明治年间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观",由此可以进一步管窥中日文化交流、融合中错综复杂的关系。

明治日本美术史的起点与欧洲印度学的关系——冈仓天心的美术史与明治印度学及东洋史学的关系

在与西方文明的相遇中,汉字圈国家要确立作为现代制度的"美术",并令美术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作贡献,美术史叙述变得重要。冈仓觉三(号天心,1862-1913)为日本"美术"这一制度事实上的确立者。其《日本美术史》(明治二十三年[1890-1892]讲义,1922年付印),为日本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史叙述,且多论及中国美术史。本文将聚焦于本书,探讨冈仓天心美术史叙述与印度学、明治日本中国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冈仓天心与印度学与明治中国学(明治日本的"支那学"^(1),尤其所谓"东洋史学")的关系一直未被留意。本文认为,探讨冈仓美术史叙述与印度学、中国学的关系不仅是分析冈仓美术史叙述的重要角度,同时也是探讨欧洲印度(佛教)学、明治印度学与明治日本中国学起步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而也是探讨这两门学科在明治学术史思想史中位置、性质的角度。本文将聚焦于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印度学代表麦克斯?缪勒(F.Max Müller)与明治中期的日本美术史学、日本东洋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日本明治时代的汉学命运

日本的汉学是受中华文化哺育而形成的一种学问,在日本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时代的嬗变中,汉学的形态及其内容都几经变迁,经历了从作为意识形态本体论的内部阐释到作为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观照下的“他者”,其角色及定位改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历史场域及价值重审的冲动。尤其是在明治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汉学遭遇的不仅仅是从内到外这一被审视视角的转型,其存在本身也遭到严重的相对化。生活在大转型时代,那些已然将汉学内面化的日本民众,如有着极高汉学修养的日本近代文豪夏目漱石,也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自我撕裂的痛楚。而这种痛感也正是为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所共有的经验。

日本明治汉学复兴的反思——再论《东瀛诗选》与日本近代汉诗的境遇

明治时期,俞樾的《东瀛诗选》在日本产生了较大反响。而一直以来学界的研究主要从文化交流的视角,仅仅将其视为中日交流之佳话,看到的也只有文化交流之光环。若将其放置于世纪末近代转型期的语境之下,则可窥探出更为深层复杂的思想内涵。本文在中日两国的不同视角之下,从《东瀛汉诗》切入,并结合明治时期的“俞樾热”与“汉诗热”现象进行重新思考。“俞樾热”的背后,可看到学界、政商界与传媒界等对俞樾“经学大师”之形象的打造与助推,使之一跃成为当时日本人眼中代表中国十九世纪的唯一一位学者。而“汉诗热”的背后,则包含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重脉络,聚焦汉学与国、汉诗与民两点,一窥不同阶层的汉诗之“用”。通过具体分析,可看出明治日本在面对近代化时,权力者与知识人各自赋予其不同的属性与延伸,并为己所用。其中,尤其是那些为数不多的部分诗社诗人,将汉诗用作进步思想的载体,成为与利用“同文同种同教”建构近代国家,最终走上帝国主义的当权者相抗衡的一种可能。

另一侧的潜流:清末国学变迁与章太炎的明治汉学批判

20世纪初,海外特别是明治汉学的波澜与中国国学界的跃动,事件层层叠叠,表现出互相倚依、内外牵扯的二重奏样态。1911年《学林》所载章太炎《与农科大学教习罗振玉书》,猛烈抨击明治汉学,乃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关键文本。往往被忽视的另一侧,即中国国学界内部之演变,助推了章太炎的明治汉学批判。无论是抨击褒奖日本汉学的风气,还是质疑以新出土文物为重心的学术潮流,章太炎的相关言论,可溯自《国粹学报》。俞樾与岛田翰,才是他批判文章中未录其名,但内心实则紧张的人物。“依自不依他”,作为章太炎的伦理和学术立场,也反映了古物流失过程中,中国知识人通过坚信内心的实在圆满来应对外在事物变迁流转的共同心态。“故闻”与“古物”之学的纷争,蕴含了章太炎论衡“国故”与罗振玉“古器物之学”各自的关切。两人均视对方为争夺“国学”话语权的对手。《学林》与《国学丛刊》的创刊和隔空论争,意味着他们分别另起炉灶。从《国粹学报》到《与罗振玉书》的相关事件和言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西力东侵、东学寝盛的背景下,中国国学界所经历的这段心态调整、人事变迁,学术竞争与转轨的动态历史。

冲正修编纂《支那地志略》研究

冲正修是幕末明治前期日本知识人,有较深的汉学修养,其编著的《支那地志略》是目前所见最早一部明治时期日本人编纂的中国地志。《支那地志略》是明治初期日本人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从中可见明治初期日本知识人对中国研究还停留在旧有书籍知识的吸收和消化,也可窥视他们对中国地理和现势情况的认识处于初级阶段,是日本汉学向中国学过渡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