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基石——体操传习所

体操传习所是日本近代最早的体育师资培养和体育研究机构,结合史实及历史社会状况,分析体操传习所设立的历史背景、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在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创立中的作用。认为其建立与明治时期文明开化、教育改革、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需求以及陆军体操研究所的启示有密切关系。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渐表现出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反映了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重要特点。传习所对促进日本传统身体教育的转型、改变儒家教育传统中身体教育的缺失、纠正体育与智育的失衡、确立体育在日本近代教育中的地位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为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奠定早期、坚实的人才基础,同时在近代学校体育内容体系的形成、学生体质监测的创始、传统体育的整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福建南拳到琉球唐手——体育文化流变的考察之二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强占琉球,琉球王国被迫成为冲绳县,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四民平等、兵役改革、大兴教育,促进了社会的转型。长期以久米人习练为主,在琉球民间秘密传播的福建拳法,在欧美学校体育教育思潮的影响下,成为学校体育的正式内容,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糸洲安恒将在琉球流传的福建拳法改造并新创立了平安五段等14个型,奠定了琉球唐手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基础。以搏击为目标的拳法转化为教育的唐手,剑道名家知事奈良原繁促成琉球唐手成为学校正课。松村宗棍、安里安恒、东恩纳宽量、宫城长顺、摩文仁贤和等琉球当地唐手名人,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农业和农村政策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实施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二战后,日本农业和农村政策的重点转到保证农民收入和推进农村综合发展方面。日本农业和农村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原因是日本农民的斗争、农业组织的发展、强有力的基层政府以及有利于农村的政治选举制度等。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 ,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 ,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 ,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 ,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 ,由于中国战败 ,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 ,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 ;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 ,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 ,并加以广泛宣传 ,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

明治期间日本汉语教科书中的北京话口语词

明治时期日本的汉语教学已经转为北京官话口语的新阶段,并产生了系列新教材,这些教材揭示了清末民初北京口语的面貌,是研究北京方言词汇史的重要资料。教材文献中的口语词表现灵活:同音异写,多音变,多衬字,具有浓厚的北京地方色彩,可以看作是北京话的特征词。它们为系统研究北京口语词提供了早期的书面例证,对编撰北京口语(北京方言)类词典极具价值。这些口语词产生时代不一,大多是清代中后期出现的,并在今天的北京话中留存,部分已经进入普通话中。

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探因

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不同的是，日本的戊辰革命扫除了腐朽势力，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迅速崛起；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虽然冲击了腐朽统治，但没能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只是促使清统治集团改组，旧势力仍很强大，对洋务运动投入有限，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可以说，明治日本发展速度快于晚清中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革命。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西洋意识的诸类型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的西洋意识,奠定了近代日本对西方态度的思想基础。其类型大致可分成追赶意识、霸业意识、文明意识与东西意识。诸类意识间的相互作用规定了近代日本在追求其国家目标时的政策及行为性质。

黄遵宪与日本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 ,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详细的介绍 ,为中国近代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蓝本 ,是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黄遵宪在了解日本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 ,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巨变促使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既与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也对日本的侵略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在对日外交上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 :趁“今日本国势未定 ,兵力未强 ,与日争衡 ,犹可克也”。否则 ,“隐忍容之 ,养虎坐大 ,势将不可复制”。

明治维新所见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

回顾明治维新研究史,先辈学者成果卓然,但也有言未尽意的遗憾。梳理既有研究,可以发现不同时代不同语境的影响在明治维新研究中有所体现,而"尊王攘夷"的本初含义却被低估。明治维新完成了"一君万民"国家的初建,强烈的国家意识在明治维新变革发生后百余年间一直发挥着作用力。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成败之原因

从中日两国文化的心理传统来看,日本是无我为中心型,中国则是以我为中心型。从两国文化的历史传统来看,日本是外向开放型,中国则是内向封闭型。从两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来看,日本是并存型,中国则是单一型。从两国文化的摄取形态来看,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部分摄取型。从两国社会的协作形态来看,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中国则是亲族协作型(孝)。从两国社会的教育形态来看,日本是普及、提高能力型,中国则是选拔、达到目的型。由于中日两国各自独特文化形态的差异,决定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

日本汉字的近代演变、动因及启示

本文在参考现有国内外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日本汉字存废和限制用字的历史过程及最新进展。日本历史上的文字改革始于明治维新,二战以来限制汉字使用,普通常用汉字被严格限制在一个有限范围内并且在数量上长期保持稳定。近年来则由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日本汉字规范化过程的特点和困难,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以期为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汉字现代化和标准化工作提供参照。

五四时期戴季陶的日本观

五四时期戴季陶根据自己多年对日本问题的观察与研究 ,明确指出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神权迷信盛行的、封建专横的国家 ,明治维新及日本政党政治的建立并非民主潮流使然 ,日本文化与文明也相当幼稚。他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正批判。这对近代中国人认识日本和了解日本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明治维新与赴日留学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聘请外籍专家、教师和派遣留学,积极学习西方,成效显著,不仅成为洋务派反驳顽固派阻挠留学的例证与榜样,而且为甲午战后中国人赴日留学发挥了示范效应。在"以日为师"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背后,恰恰是明治维新遗留的忠君爱国思想、军国主义教育等封建残余,既适应了清政府派人留日以维护其封建统治的主观愿望,也适应了中国学子整军兴武、留学救国的迫切需求,成为身陷民族危亡边缘的中国各界达成留日共识的思想基础之一。面对蜂拥而至的中国留日学生,明治维新兴办教育、创办的系列近代学校,毕竟为接受、培养中国留日学生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明治维新与赴日留学反映了东亚各国近代化所带来的彼此关联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海国图志》与日本

《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笔者从幕末日本知识分子阅读《海国图志》的体验为切入口,在分析其阅读感受及社会变革的主张之上,辨析与魏源变革思想的异同。这种异同与日本幕末政治、经济、教育、思想及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关联,也是《海国图志》得以在日本迅速普及并促发维新的基础。不置可否的是日本维新的发生非在朝夕,不能脱离综合要素东向而望,正是幕末资本主义统一市场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强藩雄出幕府没落、兰学兴盛教育普及综合作用成就了《海国图志》的迅速推广和日本近代的社会转型。

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两次民营化分析

为了借鉴日本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成功经验,探讨国有企业民营化方面的问题,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对一百多年来日本政府主动进行的两次民营化改革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尽管这两次民营化的背景、措施、成效都有一定的差异,但是都促进了日本的经济现代化与市场体制的完善。分析结果表明:日本政府的很多成功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从《日本杂事诗》的修改看黄遵宪日本观的嬗变

作为国内最早出现的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著作之一,《日本杂事诗》对于当时国人了解日本、认清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起到了重大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杂事诗》的“定本”和“原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出版十余年后对其进行有意识的修改,包含着对日本的重新审视和评价。通过考察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通过担任驻日文化参赞等一系列外交职务,黄遵宪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民主观念逐步形成,对日本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这无疑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日本观的嬗变。

伊沢修二、文部省、唱歌、明治维新、西洋音乐——艾泼斯坦《明治时期西洋音乐在日本之发轫》述评

中国寻求现代化的过程是与日本密不可分的。作为日本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型的明治时期多年来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课题。明治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给日本音乐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音乐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一直是音乐史家和民族音乐学家所注目的焦点。本文旨在评述艾泼斯坦(UryEppstein)的《明治时期西洋音乐在日本之发轫》,但希望通过这一专著的介绍引起国内学者对日本引进西洋音乐所走过的历程有所注重。

清末新政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

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清末新政都是在国际、国内背景十分相似的情况下发生的,变革的外在表象,看似如 出一辙,而实际上,在改革的内容、目的和历史作用方面还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试论康有为明治改革思想之来源

康有为的明治日本认识,不仅成为他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变法运动指导思想的主干。本文通过对清末摄取明治日本知识的概况、康有为获取明治日本改革思想的渠道,以及康有为编撰《日本变政考》时具体使用的日文参考读物等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康有为提出的"以日本为师"的口号,规定了中国近代变革运动的一大方向,意义深远,但由于当时有关明治日本研究的资料严重不足,加上浓厚儒家传统背景的重压,以及语言理解上的限制等,康有为对明治日本的把握,和当时的清朝官僚和其他知识阶层一样,依然处于零碎、肤浅的层面,不宜评价过高。

明治前期日本思想界的政治改革论争

日本明治前期,围绕建立新的政治体制问题,思想界展开了政治改革论争。论争焦点主要集中在政治改革步骤和政治改革方向两方面。一些当政者和大多数思想家主张以稳健的方式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少数思想家则主张实行较为激进的改革。最终渐进改革思想占据了上风。对于政治改革方向,既有主张更加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也有主张既不能摹仿欧美民主政治体制,也不能回到传统的专制体制,而只能建立符合日本国情的君主立宪体制,还有主张回到皇权至上的传统专制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