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巴特运动在日本

日本赫尔巴特运动兴起于1887年,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引入期、再造期与实践衰落期三个阶段。在引入期,日本的赫尔巴特运动经历了“帝国大学”与“高等师范学校”的双重路径,前者代表日本赫尔巴特运动的理论取向,后者代表实践取向。日本学者从体育、兴趣理论、道德理论等方面对赫尔巴特理论进行改造,并将民族主义融入对赫尔巴特理论的再诠释之中,从而使其适应日本国情与教育的需要,这代表着日本赫尔巴特运动进入再造期。进入20世纪,随着赫尔巴特学派理论在实践中出现僵化,以及西方新教育理论的引入,赫尔巴特运动进入全面衰落期。日本赫尔巴特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日本教育的“近代化”与“西方化”运动,它在“转向西方”的社会观念与政治思潮的影响下,与明治中期日本政府的国家主义立场、效仿德国构建国民教育体制的需要,以及基于《教育敕语》实施道德教育产生了密切联系。

忠臣“东渡”--日本幕末至明治前期文天祥作品的刊刻与接受

日本幕末至明治前期,文天祥接受达到高峰,作品刊刻成为常见的接受方式。这既与汉诗文领域的经世思潮有关,也因为专人选集的文献形态自江户中期蓬勃发展,成为汉诗文传播的重要载体。此时段的文天祥文献也以选集为主,诗选多于文选,选目与刊刻目的基本相符。《文文山诗选》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它参考了20卷本、16卷本的文天祥文集,以及别集外的部分文献。编者选诗时既考虑到题材全面性、篇目代表性,也对忠臣形象有进一步提纯。发掘文天祥与日本文化的关联、有鉴于当下,是该时段文天祥接受的特点。他被推举为忠君的象征,其作品也成为日人广泛利用的思想文化资源,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化民权思想的形成——围绕加藤弘之早期几部政治学著作的思考

明治初期的日本,面对内部社会矛盾激化和外部欧美列强压迫,亟须用全新的思想唤起人民的觉醒,以促使日本人民加入到建设近代化社会的行列。加藤弘之在自己早期的政治学著作中,接受了西方传来的近代化政治观念,大力弘扬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对近代日本的民权运动和民本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明治时期日本政治精英的中国观--以原敬为中心

日本近代政党政治家原敬(1856—1921)的中国观具有典型的时代烙印,即"适时适机"地从中国牟取利权。同时,原敬的中国观亦有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见解:"对清政略即对欧政略,对欧政略即护国政略。"另一方面,原敬在这一时期已经将目光更多地转向日本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从重视经济利益和国际竞争的角度出发,原敬认为日本在外交上不能采取强硬的举措,要注意和中国官民"友好相处",在中国维持一种对日本而言比较和平的氛围。

明治时代日本基督教的悖谬

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全盘继承了德川幕府的禁教"祖法",后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被迫取消禁教政策,日本基督教会迎来短暂的"小阳春"。然而,随着"文明开化"的退潮和《教育敕语》的公布,日本基督教再度遭受媒体和政府的打压,虽几经抗争,但最终转向全力支持政府对外侵略战争的"护国宗教",由主张泛爱的上帝子民沦落为专制天皇制国家的仆人。观照明治时代的政治文化生态变化曲线,可以发现明治日本基督教经历的跌宕起伏是由专制天皇制的国家需求决定的。此外,基督教人士先天信仰不足也是日本基督教会走向异化的重要原因。

东亚域外汉语教科书文献考述及比较——以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朝鲜和日本为例

以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朝鲜和日本为例,探讨了近代历史上,东亚域外汉语教科书发展情况。认为朝鲜王朝的汉语教科书数量相对较少,并且种类局限于会话课本;而同时期的日本江户和明治时代的汉语教科书数量繁多,种类丰富,包括汉语综合课本、汉语会话课本、汉语语法语音汉字课本、汉语文化阅读课本、汉语方言课本和辞典类课本,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汉语教科书编写系统。

试论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对待西学的基本态度

日本人对西学的态度自 1 8世纪以来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而明治变革时期当政者与启蒙思想家对待西学的言行、这一时期西学传入并影响日本社会的实际状况等 ,证明当时日本对西学的基本态度 ,既非只重“技艺” ,又非由着重于物质技术层面逐步扩展到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 ,而是多层面学习与吸收 ;日本当时存在的保守势力也不足以改变这种基本态度。

涩川氏泰山和歌与清代泰山诗

明治随笔作家、诗人涩川玄耳来到山东,登上泰山,写下了《岱崂杂记》和《在山东歌集》,回到日本后,于大正年间陆续出版。在写山东生活的和歌集里,有一组题为"泰山"的和歌,以一个外国人的目光,记录了当时泰山的民俗、信仰,还有乞丐、村姑、牧童等的生活,透露出浓厚的日本特色文化,比如把碧霞元君和富士木花开耶姬、弁才天女联系起来。除了赞美泰山奇丽的景观,还表达了沉重的历史兴亡之感。与我国清代泰山诗歌比较,可以看出其中的异同。

儒学在明治日本的变迁及其与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儒学在日本经过千余年的传播,与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治维新后,日本成功摆脱了封建旧制并逐步实现了近代化。在近代化进程中,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儒学被肆意地改造成为军国主义者鼓吹、煽动侵略战争的重要舆论手段。明治时期经过重新改造后的"明治儒学"与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日本明治时期的母亲、家庭教育与政治

本文通过对日本明治时期的母亲、家庭教育与政治进行研究,分析该时期家庭教育的特点。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政府通过国家命令的形式推行家庭教育,目的是为了实现国民素质均等化进而"富国强兵"。在家庭教育中,母亲承担着主要责任,内容以中国儒学知识为主,教导子女"忠"、"孝"以及培养孩子成为忠良的臣民。为培养女性成为"贤妻良母",具备良好的实施家庭教育的资质,国家开办了女学校。对以上内容进行研究旨在探讨日本经验对新时期中国开展家庭教育的启发。

论日本明治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日本是图书馆事业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框架在明治时期已初具雏形。日本近代图书馆事业是在明治政府的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广泛引进欧美先进国家的文物制度的过程中,引进了欧美图书馆思想。在引进欧美图书馆办馆模式的过程中,原有的办馆模式——文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图书馆事业迈入近代化发展历程。

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历史演进(上)：二战前

本文分析了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过程。文中将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变归纳为四个时期,即德川时代是日本科学技术的孕育期(1603-1867),明治时代至二战前是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构建期(1868-1945),战后至七十年度末是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重建与发展期(1945-1979),八十年代后是日本国家的创新系统的调整与完善期(1980-)。本篇主要分析德川时代、以及明治时代至二战前两个阶段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演变情况。

日本明治前期议会主义思潮的勃兴

明治前期,在西方议会政治思潮影响下,日本社会兴起了近代化的议会主义思潮。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视角论证了在日本设立近代资产阶级代议政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极力强调尽快在日本建立议会的迫切性。由此,引起了在日本设立议会是否紧迫的论争。通过论争,不仅使近代化议会政治思想观念深入民心,而且促使统治集团定下了召开议会的具体时间表。

文学批评史视野里的《摩罗诗力说》

国内学者评价《摩罗诗力说》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依据鲁迅在"总论""结论"中提出的观点。至于其中哪些是鲁迅独创的,哪些是他"拿来"的,则往往语焉不详。日本学者虽偶有论及,却仅限于个案研究。事实上,"总论""结论"中那些被认定为鲁迅独创的观点,大多见于明治时期日本学者的论著及随笔。而鲁迅的见解,主要体现在对这些观点的取舍。如果对此缺乏了解,则很难对《摩罗诗力说》的价值和意义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日本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南北文学差异论

日本明治年间在欧洲现代文学观念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命题,对之后日本学术界以及中国本土“中国文学史”纂述均产生了一定的重要影响。其中,中国南北文学差异论由古城贞吉、藤田丰八、笹川种郎等提出,经久保天随、儿岛献吉郎等进一步深化与细化,至明治末年,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中国文学史观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广东诗人与清诗东渐——从明治文献出发的考察

广东籍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出使日本期间,与明治汉诗诗人,如龟谷省轩、宫岛诚一郎和胜海舟等,有着密切的诗文切磋交流,对此,大量的明治文献都有相关记载。明治诗坛崇尚和学习清诗,然而,经过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之后,日本对清诗的认识和接触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以黄遵宪、何如璋等为代表的清代政治家、诗人的赴日之行,以及两国诗坛的交流,就成了清诗东渐和明治新风西来的重要环节。

森鸥外《情欲生活》与明治学生中的“男色”文化

男色现象最早始于寺院的僧侣间,经贵族社会渗入武士社会后,逐渐成为武士文化的一部分,在战国和江户前期迎来了最盛期。然而武士社会的男色文化并没有随着武士阶层的消亡而消逝,而是在明治时代的学生群体中得到了继承。文章以森鸥外的自传体小说《情欲生活》为线索,通过对作品主人公亲身经历的梳理,再现了明治学生中的男色文化,并探讨了其背后的存在逻辑。

近代日本远洋渔业人才的培养及影响研究

远洋渔业人才培养是近代日本水产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日本建设渔业大国、海洋大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明治中期以后,在国家总体战略的要求下,日本大力发展远洋渔业,并选择了资源掠夺型的渔业发展模式。为给远洋渔业扩张提供人才保障,水产教育调整人才培养目标、拓宽人才培养渠道、落实人才培养的政策支持体系,重点培养适应远洋渔业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这种教育体制下的毕业生,从一般船员到船长,甚至是水产领域的企业家和官僚,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渔业资源掠夺,实际上成为了近代日本在世界海域进行渔业扩张的支撑,亦成为日本侵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盛世逸民”,或者“多余的人”——从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中看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

夏目漱石在其成名作《我是猫》中为读者展现出一幅明治时代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全景式写真,并将近代意义上的日本知识分子在一个"暴发户型社会"中的尴尬处境特别突显出来,当这些人和得到权力支持的资本家集团发生冲突时,显得格外软弱无力。从某种角度上看,明治时代整个日本社会的进步和退步是并行的,在大改革的年代里,人们往往会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创新和继承兼得并非容易之事。在《我是猫》中,作者将这种贯穿于一个时代的两难情结以喜剧的形式展现出来,于笑声中发人深思。

军队家庭主义与明治时期日军的精神教育

军队家庭主义是近代日本军部为维护天皇在军队的地位和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将家族伦理关系与军队精神教育相结合,利用日本人长期以来在传统封建家族制度下养成的绝对服从的观念,以实现对士兵进行思想控制、驱使其唯命是从地进行侵略战争的军队教育观。明治时期,伴随着日军从初建的旧士族军队向近代国家军队的转变,其军队家族观念也从传统的封建藩国观演变成为家族国家理论下的军队家庭主义。探讨明治时期日本军队家庭主义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近代日军侵略成性、疯狂扩张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