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Mencius' Key Philosophical Term-Ren C-E Transl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Theory

With the guidance of reception theory, based on the corpus of James Legge, the LCC and D. C. Lau's versions of Mencius, a comparative study will be conducted on the key philosophical term: Ren. After comparison,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will be stated. Targeting at missionaries, James adopted the 19 century old English and strived for faithfulness. Lau's translation work is of high academic value and receives good comments popularly in western sinology circle, being considered as the exemplary work for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Zhao et al. translated Mencius for modern readers, who might have acquired more knowledge of China and want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Mencius.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Ren appears 157 times in Mencius, and"benevolent/benevolence"gains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se three versions.

性善说的强化与弱化:从荀子到董仲舒

孟子性善说旨在说明人性中先天具足为善的能力,理论旨趣上颇合乎康德伦理学“应当蕴含能够”这一基本原则。思想史上,该说往往被强化为这样一种观点:人于现实中必然会为善,因而礼义、王教乃至一切后天努力均为多余。荀、董二子都是基于对孟子性善说的这一“强化”解读而对其予以批评;为说明后天教化的可能性条件,二家又不得不肯定人性中包含某些有待后天进一步培养和发展的善质,清代以降的不少学者即循此思路理解孟子的性善说,但这本质上是对孟子之说的“弱化”。

《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以“虚实三态理论”构建急危重症中医辨治体系

急危重症病种多样、患者病情危重、证候复杂、变化迅速,有其固有的疾病演变规律。本文提出,中医辨证不同于中医内科学辨证体系,姜良铎教授、刘清泉教授依据多年治疗急危重症的临床经验概括其核心病机为“正气虚于一时,邪气暴胜而突发”,进而总结提炼出一种适用于中医药治疗急危重症的辨治体系——“虚态-实态-虚实互存态”的“虚实三态理论”。

“虚实三态理论”在急危重症防治中的实践与应用

"虚实三态理论"是本文通信作者刘清泉教授在急危重症核心病机"正气虚于一时,邪气暴盛而突发"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出的,是中医辨治急危重症专属的理论依据,指导着急危重症的临床实践。本文结合3个典型病例,详细论述"虚实三态理论"指导下的中医治疗急危重症的实践与应用。

论李贽对苏轼文学思想的辩证接受

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明代儒学思潮发生转向,以天理为本体的程朱理学开始退潮,而以情感为本体的苏氏蜀学受到空前关注。在此背景之下,李贽对苏轼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作为心学传人,李贽的“童心说”与王阳明的良知之说相去较远,而与苏轼的“情本论”比较接近。以此为基础,李贽对苏轼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深入体认,并分别从本体论、目的论、风格论和发展论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由于情理关系方面的差异,李贽在对苏轼文学思想的接受中又有所批评,形成了一种激进重情、影响深远的接受模式。

马丁诺夫“帝国理论”视角下的苏轼哲学思想研究

俄罗斯汉学家马丁诺夫结合苏轼“尽展其彦,尽泄其才”的人生际遇,论述苏轼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佛、老、孔”融摄哲学思想。其学术研究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在于采用“帝国理论”视角,采用“帝国”这一核心概念来分析和考察苏轼哲学思想与中世纪“中华帝国”意识形态的实质背离,论述儒家思想实践与帝国治理的关系,阐明苏轼“不为大用”的根本原因。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方法思路和价值判断为国内学界苏学研究提供了一些他者视角借鉴。

性善论的两个缺陷与弥补之道——儒家生生伦理学对孟子性善论的再思考

性善论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隐含着两个缺陷。一是只以“才”论性善,不了解性善的主干部分是伦理心境。二是只以仁性作为道德根据,不重视智性的作用。这两个缺陷对儒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者致使其对道德本体的认识不够全面,不了解在特殊情况下道德本体也会出现问题;后者致使其对道德根据的理解有失狭隘,引发了正宗与旁出之争。要克服这两个缺陷,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对性善论进行新的诠释,既讲生长倾向,又讲伦理心境,既讲仁性,又讲智性。儒家生生伦理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预示着一个颇具潜力的发展方向。

孟子人性论路径选择——“天下之言性也”章新诠

《孟子·离娄下》“天下之言性也”章以人性论探究路径为主题,在孟子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自汉以降,学界对该章的解释大致可分为“肯定系”和“否定系”两派,前者认为孟子肯定文段前三句而后者反之。从训诂学依据、研究方法依据和思想背景依据三角度审查该章,可进一步区分“否定一系”和“否定二系”两派,并得出一个更合理的否定二系的新解释,与此同时发现肯定系解释的多重困境。孟子认为杨墨通过经验路径(故者)所构建的自然人性论会陷入“以利为本”的困境,而旧有先验人性论路径(智者)也被指责为牵强附会。在这一背景下,孟子以善端言性,为先验主义人性论开辟了新路径,由此构建了能避免“以利为本”之困境的政治哲学,这体现了其为儒学突围所做的努力。

孟子修身养德学术思想探析

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其核心为德,将修身养德作为自身的行为规范。中医精神养生是通过调摄情志、怡养心神,以达到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方法。孟子修身养德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心养性、推己及人、反求诸己三个方面。本研究探析孟子修身养德思想的渊源、内涵及对现代养生观念的影响,以期对精神养生及当代人的思想品德修养有所裨益。

论施蛰存现代派小说中的生死本能——以《梅雨之夕》《将军底头》为例

施蛰存的现代派小说借助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用富有个性的文学笔法表现了现代人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冲突与融合。其代表性小说集《梅雨之夕》《将军底头》中,大量的内心独白和跳跃式的疯狂联想,令无意识中建设性的生本能与破坏性的死本能共存,暗合小说“爱与死”的主题。生本能主要表现为产生爱欲、超现实幻想和逃避危险,死本能呈现死亡意识、攻击冲动和秩序解构等特征。小说实现心理分析理论与小说艺术的共融,呈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现实与超现实交织的特点。

一以贯之的中庸人性观——孔子人性说浅析

人性论是儒家自先秦之后一直广为讨论的话题,是儒学体系核心观念之一。孔子作为儒家人性论的开创者,其学说一直被后学者所留意,但学者讨论孔子人性说,却一直未能从孔子中庸思想作深入探讨,未能从孔子一以贯之的中庸观去解读孔子人性观。中庸人性观是孔子区别于其弟子,也区别于孟子人性说的根本处,也是他的人性说的广大包容处。

王士禛神韵说的词学渊源

王士禛神韵说自有其词学渊源。就填词实践而言,通过前期与后期词学实践的对比,发现王士禛的词学创作正是在早期神韵宗尚和趣味的不断肯定下实现的,且其词学实践与早期的神韵诗论“典、远、谐、则”的要求呈现出一致性。考其词论构建,其词学理论著作《花草蒙拾》上承早期的神韵宗尚,又不断建构完善,呈现出早期神韵宗尚从“言”“象”向“意”的转变。从转型需求来看,王士禛神韵说的词学渊源,是在基于词体独特地位及诗词交互的认识下,受家学传统、社会风气、文学群体等因素影响,企图于实践中探寻出文学创作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平衡之法。

关联-顺应理论视角下《孟子》英译本对比研究

关联—顺应理论以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为基础,将话语分析和话语表达方式的决策两个部分整合起来,译者在源语言认知环境中寻找关联,在译语认知语境中进行动态顺应,这在翻译研究中具有指导作用。文章以《孟子》英译案例分析为基础,探讨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关联—顺应情况,并就其中的差异做出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不同译者对明示—推理线索在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交际世界语境进行顺应的方式不同。关联—顺应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译者背景不同,二是其语言偏好不同。

孟子性善论域内人性论争的再思考——兼论人性善恶与儒家德治及法家法治的关联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中的核心议题。哲学史上的人性论主要归结为五种:性无善恶、性善、性恶、性善恶混、性三品,但各自均存在一些问题或困境。其中,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更全面、更深入的人性观,它内含着性本善与性向善两个面向。孟子的性善论不仅能回应性善论自身面临的困境及问题,还兼顾、会通了其他人性论并弥补其不足,且为人的生存提供精神支撑与价值指引。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其治理依据与结果完全不同。前者以人性善为依据,主张明德慎罚,表现出对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尊重;后者以人性恶为依据,主张严刑峻法。

朱熹复原理解论系统之重构——两种“以意逆志”理解实践和阐述的结合

由于不满汉儒断章取义的解诗传统,朱熹不仅提出了“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四重维度的学诗法。在更高的理論层次上,这一学诗法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双层次“以意逆志”的复原理解论。第一层次是开展章句训诂,舍弃对文辞实指的穿凿释义,同时又进行摆脱理念说教的动态结构分析,其中特别强调通过“兴”去把握诗篇文本的空隙,从而复原诗之本义。第二层次是超文本层面的理解,即在把握诗篇结构、文本之意的基础上,反复熟读涵泳,以求感通圣人之志。这两种紧密关联的“以意逆志”理解活动,使文本理解的实与虚贯通条畅,且从基本文意的理解上升到超文本层次的精神升华。朱熹这个四维度、双层次的理解论,可谓将孟子“以意逆志”说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实乃集古代文学理解论体系之大成。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苏轼之“气论”及其在词作中的表现

苏轼继承了先哲的气论内核,即“气”既再现客观具体形象又表现主观抽象思辨。在此基础上,苏轼延伸出“气—阴阳—万物”的机制,并对万物与人的相同本质予以发覆,因此推知物我可以联动。这一气论的逻辑在苏轼的词作中表现为物与情关系,并在其词作发轫期、成熟期、巅峰期及老健期呈现出观物观己的不同审美观照方式。

唯物辩证法视域下的荀子“名”学研究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体现了荀子的“名”学思想,而“终始若环”的思辨结构则是荀子“名”学的方法论基础。荀子“名”学贯通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在自然领域,“名”体现了心知对自然万物之关联的描述活动,“别名”要在“共名”的统摄下来领会,“共名”又在“别名”中呈现自身;“共名”为“始”,“别名”为“终”;“共名”言其一体性,“别名”言其差异性,两者是“始则终、终则始”的环之两端,是一种双向关系。“单名”和“兼名”揭示了心知的扩展方式和无限进程。在社会领域,“名”体现为伦理秩序的“构建”活动,这在荀子“执神而固”的思想中得到了揭示。“执神而固”开显了“心知”与“现实”同构运行的境界,“执”即“共名”从自身出发展现为“别名”的进程。所谓“固”,即心知的运行贯彻在伦理秩序的“构建”活动中。

论陈廷焯对史达祖词的批评

晚清著名词学家陈廷焯的词学思想一般被分作前后两期,由服膺浙西词派到继承常州词派。他前期通过不同词人的比较衡定了南宋词人史达祖在词史上的大家地位;后期以“沉郁”论词,史氏也是他标举的典范词人之一。陈廷焯词学思想经历了变化,对史达祖词始终推崇备至,但因批评标准的差异,他对史词的评赏与选择也发生了变化,显示出稳中有变的一面。陈廷焯后期关注到了史达祖人品与词品的矛盾,最终采取的态度是不因人而废言,仍非常欣赏史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