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自适:论孟浩然的交游诗

孟浩然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一生来去城市与山水之间,虽未显达,但声名大振。他受到同时代人追捧的部分原因在于他自由的个性,而这种独特的个性又在他的诗歌书写中展露无遗。“交游诗”是孟浩然诗集中重要的题材内容,可以从他“交游诗”呈现的“自由之惑”、“自由之问”与“自由之适”,来探求他这种个性的显现。要之,孟浩然的诗歌书写时刻关注自身当下的感受,不假矫饰,更不在意奔走京城和隐居襄阳前后期的行为与意图是否一致。实际上,他的交游书写一直有着“自由之惑”和“自由之问”,但最终在心理上臻于“自由之适”的境界。同时,他的这种个性与诗风影响深远。

笔花妙得天然趣 不是寻常梦里人--《庄子》“故事场景图”题画诗刍论

题画诗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名目繁多、内容丰富。《庄子》题画诗共分为两类,“诗画一律”类忠于画面,与画作互融情韵,“诗画异质”类则拓展了画作的意蕴,记录着诗作者与画作者真实而灵动的交流。《庄子》题画诗具有丰富的内容旨趣,是诗人个人志趣的体现,也是一种对《庄子》散文与图像作品的再解读,体现了后世文人对《庄子》的钻研与热爱。

论孟郊诗歌的复古取向

受中唐儒学复古思潮的影响,孟郊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了强烈的崇儒复古意识。一是内容上宣扬儒家道义。二是形式上取法汉魏。孟郊学汉魏古诗,不仅效其体,习其词,且师其意。三是矫世抗俗的态度。孟郊一生坚守风雅立场,拒绝近体时调,其诗歌复古,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坚定的不入流俗的态度。孟郊其人其诗为韩愈、李观、李翱等古文运动中坚交口称赞的原因,就在于孟郊在中唐诗坛坚定的复古立场。孟郊在诗坛的复古与韩愈的文章复古一道,有力地推进了中唐的崇儒复古运动。

女诗人孟蕴和戏曲作家孟称舜

孟蕴是明初女诗人,其生平事迹和创作一直晦而不彰,诸多有影响的工具书均无其条目。孟称舜是晚明著名戏曲家,是孟蕴同里同族的后辈,曾刊印过孟蕴的《柏楼吟》诗集,且有序,此序为2006年6月出版的《孟称舜集》所失收。孟称舜作有传奇《贞文记》,说的是宋末松阳女诗人张玉娘未婚守节的故事,联系孟蕴未婚守节的事迹,可认为其对孟称舜创作《贞文记》产生了影响,而这一点为过去的研究者所忽视。徐朔方先生认为《贞文记》作于清顺治十三四年,但经考证,《贞文记》原来所署的年款为真实可信。

论梦窗词的空间组合

空间组合的繁复密集,是梦窗词的一大特色。梦窗词的空间组合方式多种多样,比较典型的是空间的线性视角排列、对称性排列以及时空错位排列三种形式。在空间组合特点上,梦窗词时空转换具有跳跃性,空间变化营造出虚幻感,空间结构呈现碎片化。梦窗词的空间组合具有空际转身、点到为止,抒情浓郁、超越空间的艺术魅力。

孟浩然诗歌英译研究评述

有必要加大孟浩然诗歌的翻译力度,力求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所提高;有必要对现存孟浩然诗歌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改善孟浩然诗歌翻译现存的误译、漏译、错译等弊病。通过对孟浩然诗歌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开启孟浩然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更好的传播中国古典诗歌文化。

孟浩然诗笔下的鹿门山与寺、僧

孟浩然几次隐居鹿门山,每次隐居的感受并不相同,隐逸生活的选择又影响到其对佛理禅意的理解,而认同感的强化激发了他对寺庙僧舍浓厚的兴趣,甚至与方外僧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种心理与现实的交杂互叠进一步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对其诗歌题材、内容和风格的形成均产生了不可忽视影响。

盛唐士流园林和山水田园诗

盛唐是山水田园诗的成熟和兴盛时期,山水田园诗的兴盛与盛唐文人的创作环境———园林别业有直接的关系。园林的自然之趣与诗歌质朴无华的风貌、园林建筑与诗歌意境的开掘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士大夫在丘壑林泉之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和慰藉,园林也因融入了士大夫的深情而具有清新淡雅的涵蕴。

从语篇等值看文化信息的翻译——《红楼梦》黛玉诗词中的文化缺省现象

从语篇翻译角度来说,翻译是译者把负载着文化信息的原语篇进行加工处理,然后转换成目的语语篇的形式,从而完成文化信息传递的过程。这个交际过程涉及到原语作者、译者以及目的语读者。缺省是在交际过程中原语与目的语由于双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原语信息的丧失以致产生解读的失败。因此,译者应该采取一定的策略尽量传递原语的信息,从而保存和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

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考述

今存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三卷,自清迄今的版本目录学家多误以为是南宋中期刻本。根据宋人的各种文献记载考察入手,再结合鉴定古籍版本所使用的避讳等方法,进行多重论证得出宋蜀刻本的刻印时间应该在北宋中叶即宋英宗时期。唐代王士源编定本《孟浩然诗集》三卷本是宋蜀刻本的祖本,但它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已经不是王士源本的原来面目。宋人刘辰翁对宋蜀刻本进行批点后,在明代广为流传,先后有顾道洪、李梦阳、袁宏道、毛晋等人批评、参校的多种刻本出现,显示出宋蜀刻本的版本价值。

论韩孟诗派的组合条件及其文化史意义

作为中唐时期的重要文学流派，韩孟诗派的聚合有其必然性。首先与大历、贞元年间江南诗人文学思想与创作倾向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其次诗派成员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乃至遭受压抑的现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具体诗人个性禀赋及气质趣味相似相投。韩孟诗派以奇险为创新的艺术精神与总体风貌，既有时代因素的促成，又有历史传统的延承，表现为审美时尚与诗史进程的联结与交汇。其结果既是诗人艺术个性的发挥，又是时代性文化精神的体现，更是文学史逻辑推衍的必然，具有多重的文学史与文化史意义。

《闲窗录梦》作者考

《闲窗录梦》是一部道光年间的满文日记。该日记因详细记载了清中叶北京社会经济、满汉关系、京旗生活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其作者的身份、家境等问题进行考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部满文日记的形成背景和内容,拓展相关研究工作。

论孟郊诗歌的创新

作为韩孟诗派的开山奠基者,孟郊是中唐一位很有个性的诗人,其诗歌颇多创新之处,他上承杜甫,并启迪和影响了韩愈及整个韩孟诗派的诗歌创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在诗歌主张上首倡"苦吟",强化了诗歌的抒情功能;在审美上,追求不美之美,扩大了诗歌的审美内容和审美视野;在艺术形式上打破常规,创作非诗之诗,在很大程度上给诗歌以自由。

孟浩然的疾病体验及其诗歌创作

现存孟浩然诗集中颇多写于病中的诗篇,似乎表明孟浩然是一个多病的诗人,正如他在《岁暮归南山》一诗中所吟诵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但其病中诗似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通过分析这些病中诗,我们发现,孟浩然真正关心和在意的并非家国社稷,亦非天下苍生,而只是他个人对于功名和享乐的追求。越到晚年,诗人的功名之心越淡,而享乐之念越浓,甚至最终因王昌龄的造访而浪情欢谑,"食鲜疾动"而死。可以说,孟浩然病中的这些体验和感受才是诗人区别于盛唐诸家的根本特质。

孟浩然诗歌英译本比较研究——评保罗·克罗尔的《孟浩然》与大卫·辛顿的《孟浩然山水诗歌》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只有两位译者系统地对孟浩然的诗歌进行了翻译。通过比读保罗·克罗尔的译著《孟浩然》与David Hinton的译著《孟浩然山水诗歌》,重点分析了二者在翻译标准、翻译风格和意境再现方面的异同。通过对译文进行了对比研究,解释翻译目的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重要意义。

“诗的孟浩然”与“孟浩然的诗”——简论盛唐人对孟浩然的认知及其意义

闻一多先生在讨论孟浩然诗歌之时提出"诗的孟浩然"与"孟浩然的诗",强调了孟浩然其人其诗的统一性。关于孟浩然,盛唐人多拈出"清"一语对其进行评价。"清"大致包含了人格的独立高洁与诗歌的清新自然两方面内涵,这与闻一多的评价呈现出一致之处。孟浩然其人其诗,突出地体现了盛唐人的精神风貌与艺术追求,盛唐气象的内涵也由此得到体现。

静幽有禅趣之境 冲淡有壮逸之气——论王维、孟浩然山水诗意境之不同

盛唐“王孟”并称,号称山水诗派,但二者山水诗创作意境风格却迥然有别。王诗于山水自然澄心静观,超然物外,以禅入诗,故而禅意盎然;孟诗以山水自然体情写志,以“我”入诗,清新淡远又壮逸浑厚。此当源于二人不同的人生履历及人格精神。

孟浩然诗中的鹿门山寺与山僧

孟浩然一生与鹿门山、鹿门寺及诸多寺庙、僧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孟浩然对隐逸生活的选择,直接影响到他对佛理禅意的理解和认同,这种认同感的强化,又促使他与僧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寺庙僧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孟浩然这种佛教情节与现实交杂互叠后,则又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促进了孟浩然对隐逸生活的真正选择。孟浩然诗中的鹿门山寺与山僧情结,暗示着其人生旅途轨迹。

《河岳英灵集》选评孟浩然诗及其诗歌史意义

《河岳英灵集》选孟浩然诗九首,置于卷下第四位,诗人名下有品评;其品评内容包括总论孟浩然生平与诗风、摘句论析并征引孟浩然《宿建德江》全诗;其选孟浩然诗,题旨包括赠答诗、登临咏怀诗与羁旅见闻诗、慨叹身世诗;其体裁,总计五律六首,七绝二首,七古一首。殷璠选评孟浩然诗,从诗歌总集编撰史、诗歌批评史以及诗歌接受史等角度分析,均有其独特的价值。

李梦阳“真诗”理论探源——“真诗乃在民间”命题的提出时间及由来

李梦阳在为自己的诗集《弘德集》所作的自序中,提出了"真诗乃在民间"的诗学命题,这一认识在其后的诗文中被多次重申,可视为李梦阳成熟的诗歌理论。李梦阳早年大量拟作汉魏乐府和民歌,记录了他在"真诗"道路上的可贵探索。因失望于文人学子的韵言而转向民间寻求真诗是李梦阳诗歌崇尚真情的必然走向,从自发到自觉。"真诗"理论的提出在当时具有尊情抑理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