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晋书·宣帝》“上庸城三面环水”说对学界负面影响的看法和建议

《晋书·宣帝》“上庸城三面环水”说,严重地滞碍着庸楚文化和鄂西北历史文化的研究,致使一千多年来的庸都确址之谜无解,而且曲解了今日竹山县城在西魏时之所以成为竹山县城所在地的历史真相,掩盖了房陵城是三国新城郡首府所在地、同时也是司马懿与孟达之战的发生地的真实历史。

青海撒拉族历史文化名村孟达大庄传统格局保护研究

孟达大庄村位于青海省循化县,是唯一的撒拉族历史文化名村。村庄坐落于黄河边上,自然条件优越;村内拥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孟达清真寺及独特的篱笆楼民居,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通过实地调研,总结其选址特征、村落格局,并在分析村落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探究村落格局的演变。其次,对村庄格局的组成单元——单体建筑的形制进行研究。最后,基于文化遗产传承的视角,提出村落传统格局的保护措施。

穿越小说的情节理路:双重世界身份与自我——以《梦回大清》为例

作为类型小说的穿越小说,在情节构筑上沿着对穿越者前后两个世界身份存在的单方否定、双重肯定和双重否定而展开,它为穿越者建构了一个可以比照的双重身份和人生世界,因此在回答"我是谁"与"我会是谁"这类人生之根本问题上具有独特价值。穿越能够改变穿越者自我身份中原先那些无法改变之处,为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较大可能,因此可视为反抗平庸的一种方式。但穿越者不属于穿越世界,缺乏归属感,且又受到整个穿越世界关系网络的制约,其自我在相当程度上仍是不自由的。《梦回大清》通过女主穿越,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满足自我欲望的方式,但其以"梦"的方式来诠释这一较具逻辑性的穿越历程,实际上是对现代世界生活和身份在否定之否定后的重新认可。

《晋书·宣帝纪》所载孟达反魏失误二则

《晋书.宣帝纪》所载孟达反魏事件,有两处失误:1、孟达反魏诸葛亮欲促其事;2、把孟达反魏地点新城说成西城、上庸。

魏南阳州泰事迹考略

南阳人州泰,在曹魏政坛颇有影响,但陈寿《三国志》记载极简。文章依据相关史料,大体勾勒州泰仕宦履历,可知州泰深受司马懿赏识,不仅立功于新城擒孟达一役,更是司马氏在荆州的利益守护者,在魏晋易代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还上庸孟达以公道——兼谈孟达对上庸、房陵、西城地区的历史贡献

通过对三国时期孟达的有关史料分析,得出孟达背负的“反复”“无信义”罪名不仅不能成立,而且他还是一位少见的治世强军能臣,他对三国时期的上庸、房陵以及西城一带广大地区的社会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论孟达之真实面目

本文根据《三国演义》及相关历史文献,对孟达的真实面目重新进行分析和还原。通过搜集整理孟达其父、其友方面的历史文献,本文认为,孟达政治眼光敏锐,军事才能突出,内心桀骜不驯,功业欲望强烈,就武功、谋略和才情而论,孟达当属蜀中士族中的出类拔萃者。而孟达与作为领导者的刘备在性情气质方面的对立与排斥,也许为孟达投靠刘蜀集团后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了伏笔。

孤本《梦川亭诗集》与八大山人临川行踪考

发现孤本《梦川亭诗集》,并对其进行科学的考证,从而揭开了八大山人在临川的历史谜案。阐述了八大山人与胡亦堂的关系,填补了八大山人生平行踪的一段重要空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从庸国到上庸

据我国最早的史籍《尚书》记载,殷商时期(前1300-前1046),以今天的十堰为中心的汉江中上游地区,居住着庸、羌、髳、微、庐、彭、濮等七个部落方国。庸国居住在今湖北竹山县上庸镇为中心的堵河中上游地区,羌国居住在今天的陕西汉中市及以西地区,髳国居住在今四川巴中与陕西汉中交界的地区,微国居住在堵河下游今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一带,庐国居住在今湖北宜城市西南一带,彭国居住在今湖北房县、谷城县一带,濮国则居住在今重庆市巫溪县大宁河一线。加上远在四川中西部地区的蜀国,史称参加周武王伐纣的"西土八国"。西土八国,庸为大。这里我们将走进中华民族的上古时代,从文献与田野考古的结合中去探究庸国的今生前世、兴衰存亡。

《正蒙释》合刊及其著者高攀龙与徐必达研究

《正蒙释》是明代儒家学者高攀龙和徐必达著作的合集。遵循"知人论世"的方法,通过对高攀龙和徐必达其人、其学和其书逐一加以考察,进而探寻高、徐二人在《正蒙》研究上的交集,可推断出《正蒙集注》和《正蒙发明》的著作时间及合集刊印情况。

论孟达叛蜀之原因

本文根据《三国演义》及相关历史文献,重新审视孟达叛蜀之原因。通过分析孟达性格及其投蜀后所面对的蜀汉内部权力生态,本文认为,孟达之罪,是欲加之罪;诛杀孟达,是蜀汉宫廷权力舞台上不可缺少的戏码;而叛蜀投魏,则成了孟达保全性命的唯一途径。孟达叛蜀投魏,既反映出蜀汉定鼎西川之际其上层集团中政治斗争之激烈和残酷,也反映出孟达作为前蜀中将领在新政权体系中所处的悲剧性境遇。

论两湖地区隋唐墓葬出土盟器神煞的构成与变迁

盟器神煞是两湖隋唐墓中的重要随葬品,主要包含镇墓兽、生肖俑、人首有翼俑、连体俑、镇墓武士、门吏俑等种类;它们各自的出现时间与演变轨迹不尽相同,整体面貌经历了“层累”的形成过程,是新因素不断融入、地区丧葬礼俗逐步丰满的产物。两湖隋唐墓葬中大部分盟器神煞被安放于甬道,生肖俑则于墓葬后部拱卫逝者,此种格局与《大汉原陵秘葬经》“盟器神煞篇”的记载有较高相似性,二者可能存在部分共同文化渊源,而两湖隋唐墓葬文化的历史影响或需重新评估。

从明成祖的政治权衡论官修《大全》之编纂

《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是明代官修的三部重要典籍。三书篇幅多达两百余卷,但编纂用时却不足十个月。其成书之仓促,在历代官修典籍中极为罕见。清代以后,多数学者对《大全》仓促编纂的真实原因缺乏了解,片面地认定编书人应该对此承担主要责任,从而对其学术态度,对《大全》因赶工而出现的疏漏、因循、抄袭、剽窃等问题展开激烈批判。事实上,明成祖才是《大全》编纂进度的实际掌控者。受明蒙战争影响而调整编书进程,是《大全》仓促成书的直接原因。为迁都北京而做出牺牲,则是该书速成的深层原因。《大全》不是纯粹的学术作品,而是明初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产物,是明成祖政治权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