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字韵》韵类与韵字编排问题

《蒙古字韵》是在金人王文郁《新刊韵略》的基础上编写的。它按照声类编排,将《新刊韵略》平上去入106个韵合并在十五个韵部里,根据实际语音将《新刊韵略》3000多组小韵重新组合成2057组小韵,建立70个韵类,内含平上去入213个字母韵。大致上,洪音与洪音、细音与细音合并。但牙喉音二等韵不与一等韵合并,三等韵的轻唇音与洪音字编排在一起。另外重纽三四等韵及牙喉音三四等韵在一些韵部里还没有合并,这些与韵类旧等次和声类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在韵字编排上,《蒙古字韵》删汰了《新刊韵略》中重出或偏僻的韵字,并根据《集韵》和《礼部韵略》等增加了很多韵字。不避忌讳字和俗字是《蒙古字韵》韵字编排上的一个重要特色,与当时汉字使用的社会风尚具有一定的关系。

从八思巴字对音看《蒙古字韵》的“寒”韵——兼论《中原音韵》的桓欢韵及其在近代汉语中的语音性质

《中原音韵》的桓欢韵,在《蒙古字韵》中是"八寒"韵的一部分,其韵母标为on,主元音是o,与寒山韵的主元音a形成明显的对立。但从音理上讲,大中原地区不可能出现独立桓欢韵的圆唇主元音,所以《蒙古字韵》中on的实际音值当为un。但从八思巴字的体系来看,o不可能作介音,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不同语言(或文字体系所反映)的元音系统构型不同,对译时因没有相当的音位,而取相对音近的成分替代造成的后果。

评宋洪民《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

宋洪民著《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由商务印书馆于2017年出版,是八思巴字研究领域的重要创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首次对现存八思巴字汉语实际应用文献资料进行了全面整理研究,而且还按韵重新编排,归纳出了其语音系统,并与《蒙古字韵》作了全面比较,从其高度一致性得出《蒙古字韵》代表元代官方的译音标准。其次,该书系统探讨了八思巴字拼写规则,并运用这些规则来分析《蒙古字韵》中的八思巴字拼写。再次,该书还从蒙古语与汉语两种语言接触过程中的纠葛来研究某些现象。

《蒙古字韵》的声母格局与近代韵图中的“交互音”

元代韵书《蒙古字韵》的声母系统因匣、影、喻(含疑)分化而多出了元代特有的几个声母合、幺、鱼,同时由于知组、照组及非敷的合并又减少了几个声母。多出那几母的分化是源于八思巴字拼写系统及蒙古语的影响;因合并而减少的相关声母,则与《蒙古字韵》所从出的近代韵图《七音韵》中所附"交互音"之类的规定密切相关。而《蒙古字韵》声母系统的保留全浊则又与近代韵图的保守性紧密相联。

关于八思巴字官印的一种拼写

八思巴字官印中出现了"国guigui"的拼写形式,这与《蒙古字韵》不符,后者作guegue。我们认为,其中的i当为e的形近而讹。

元代蒙、汉语言接触在喉音声母和复元音韵母上的表现——论蒙语音系对《蒙古字韵》标音体系的影响

元代汉语受到了蒙古语很大的影响,形成了很有特色的"蒙式汉语"。这在元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语音上的影响集中体现于《蒙古字韵》一书中,如匣母一分为二就是由于蒙古语中辅音和谐原则的制约,汉语复合元音被拼作单元音也是由于蒙古语缺乏后响复合元音所致。

从八思巴字文献材料看《蒙古字韵》的成书时间

1280年之后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汉语词的拼写与《蒙古字韵》比较一致,前此的则与之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而1275年的八思巴字汉语文献则已经与《蒙古字韵》非常一致。据此可以推断,《蒙古字韵》1275年已经写定,而直到1280年其大力推行才比较彻底。

元代八思巴字文献所反映的浊音清化

本文对现存八思巴字汉语实际应用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研究,发现其八思巴字拼写形式与《蒙古字韵》十分吻合,只有少数例外。这少数例外有部分用例展示了元代浊声母清音化的语言演变事实。

韵图三四等对立在现代方言中的反映

在一些方言(主要在山西)中,韵图三、四等和二等的部分声母字呈现区别:古开口见组三等为一类,二、四等为另一类(这与《蒙古字韵》的分类相侔);古开口影组二、三等为一类,四等为另一类。三等字有读为四等类的,但四等字基本没有读为三等类的。合口四等见系字则有相当部分读开口,但三等无此现象。方言中显现韵图三、四等区别(而不是《切韵》三、四等韵区别)的情况,此前未见报道。

等韵门法所涉等第对立对《蒙古字韵》标音的影响

《蒙古字韵》源于《新刊韵略》,应从韵书传承关系去解读该书。《蒙古字韵》的编者更重视韵书和韵图的分类。其声韵分合格局与等韵门法密切相关。如牙喉音的严别四等反映了'音和'门法的要求,喻分三、四则体现了'喻下凭切'的原则,齿音、舌音乃因遵循'正音凭切'而有'崇''重'之别,齿头音'仙、先''萧、宵'各自混并三、四等是与'振救'一门密不可分的,唇音则涉及了'轻重交互''通广''侷狭'等门法。

《蒙古字韵》中“麾”小韵系的标音之“误”

《蒙古字韵》四支韵部晓母“麾”小韵系的八思巴字拼写形式,其声母采用了s声母,拼作seue。照那斯图、杨耐思《蒙古字韵校本》疑误,因为在官印中该韵的“挥”字拼作heue,声母为晓母。我们认为,《蒙古字韵》因某种原因必须要区分等第不同的“嘒”与“麾”类字,“嘒”类作晓母,“麾”类不能再作晓母。之所以拼作s声母,是因为该书编者立足蒙古语发音,读拼细音的s作S[ʃ];而从韵书编成后的接受和传播过程来看,汉语读者立足汉语,不能接受“麾”类拼作S声母,故在官印中改为h。这是蒙、汉语言接触中的一个典型例证,也是蒙、汉语言接触在韵书的编纂、接受和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例证。

元代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献中■?多拼作-■-■a现像的考察

在元代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献中,"间g?n"、"薑g?(45)"等音节中的元音■?多拼作-?-■a,但《蒙古字韵》中作■?。为此,我们考察了现存八思巴字汉语文献所有与此有关的用例。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间g?n、薑g?(45)等音节中的元音■e?若拼作-?-■a,更符合汉语的特点。正因如此,所以碑刻等材料中■?多拼作-?-■a。而作为八思巴字拼写汉语之依据的《蒙古字韵》中这类音节的元音部分则多拼作■?而不是-?-■a(只有少数例外,如缄g■am),其原因我们认为是《蒙古字韵》拼写受到蒙语音系的直接影响的结果。

汉语语音史上的腭化说及《蒙古字韵》中e的性质

提要:腭化是汉语史研究中的重要话题。《蒙古字韵》一书中的e,龙果夫等学者认为是腭化的标志。但王力认为腭化发生在明代,元代是不可能有腭化的。杨耐思批驳了龙果夫的观点,指出《蒙古字韵》中的e与声母腭化无关,而是韵母区别的标志。

近代语音史上轻唇化音变的纠葛与《蒙古字韵》中的“明、微”声母

《切韵》"东三钟微虞废文元阳尤凡"十韵的唇音字发生了轻唇化音变,而其中东三和尤韵的唇音次浊字"梦目谋"等今读m声母,形成两个例外。但这几个字在《蒙古字韵》中标作轻唇音微母,我们认为这些字并没有发生轻唇化音变,其之所以标为轻唇音微母,这是遵循等韵门法的规则要求。

《蒙古字韵》對近代韵圖的接受與調整

楊耐思、寗忌浮主張,《蒙古字韵》與《古今韵會舉要》及韵表《七音三十六母通考》音系都來源於《七音韵》。沈鍾偉則認爲《七音韵》是按照《蒙古字韵》製作的。理由是《通考》中有些錯誤只和八思巴字字形有關,無法從漢字字形上找到出錯的理由。我們認爲,《七音韵》作爲三書源頭的地位不應改變,只是《韵會》及《通考》編寫時既參考了《七音韵》,也參考了《蒙古字韵》。《七音韵》的字母韵是其音系的主體,是革新。此外,書中應該還附有守舊的"等韵門法"。《蒙古字韵》編寫時受到了這兩種因素影響,同時也有蒙古語音系的影響和八思巴字拼寫規則的制約,從而出現了不少特殊拼寫。

從回鶻式蒙古文標音看北音中的桓歡韻

《中原音韻》的桓歡韻,在《蒙古字韻》中是"八寒"韻的一部分,其韻母標爲on,主元音是o,與寒山韻的主元音a形成明顯的對立.但從音理上講,大中原地區不可能出現獨立桓歡韻的圓唇主元音,所以《蒙古字韻》中on的實際音值當爲uan.回鶻式蒙古文中光、廣、訪、凡、犯等字的主元音都標爲o,而這些韻的主元音是不可能高化的,只能解釋爲on的實際音值當爲uan.我們認爲這是由於不同語言(或文字體系所反映)的元音系統構型不同,對譯時因没有相當的音位,而取相對音近的成分替代造成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