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汉语言接触在喉音声母和复元音韵母上的表现——论蒙语音系对《蒙古字韵》标音体系的影响

元代汉语受到了蒙古语很大的影响,形成了很有特色的"蒙式汉语"。这在元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语音上的影响集中体现于《蒙古字韵》一书中,如匣母一分为二就是由于蒙古语中辅音和谐原则的制约,汉语复合元音被拼作单元音也是由于蒙古语缺乏后响复合元音所致。

从八思巴字文献材料看《蒙古字韵》的成书时间

1280年之后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汉语词的拼写与《蒙古字韵》比较一致,前此的则与之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而1275年的八思巴字汉语文献则已经与《蒙古字韵》非常一致。据此可以推断,《蒙古字韵》1275年已经写定,而直到1280年其大力推行才比较彻底。

等韵门法所涉等第对立对《蒙古字韵》标音的影响

《蒙古字韵》源于《新刊韵略》,应从韵书传承关系去解读该书。《蒙古字韵》的编者更重视韵书和韵图的分类。其声韵分合格局与等韵门法密切相关。如牙喉音的严别四等反映了'音和'门法的要求,喻分三、四则体现了'喻下凭切'的原则,齿音、舌音乃因遵循'正音凭切'而有'崇''重'之别,齿头音'仙、先''萧、宵'各自混并三、四等是与'振救'一门密不可分的,唇音则涉及了'轻重交互''通广''侷狭'等门法。

《蒙古字韵》中“麾”小韵系的标音之“误”

《蒙古字韵》四支韵部晓母“麾”小韵系的八思巴字拼写形式,其声母采用了s声母,拼作seue。照那斯图、杨耐思《蒙古字韵校本》疑误,因为在官印中该韵的“挥”字拼作heue,声母为晓母。我们认为,《蒙古字韵》因某种原因必须要区分等第不同的“嘒”与“麾”类字,“嘒”类作晓母,“麾”类不能再作晓母。之所以拼作s声母,是因为该书编者立足蒙古语发音,读拼细音的s作S[ʃ];而从韵书编成后的接受和传播过程来看,汉语读者立足汉语,不能接受“麾”类拼作S声母,故在官印中改为h。这是蒙、汉语言接触中的一个典型例证,也是蒙、汉语言接触在韵书的编纂、接受和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例证。

近代语音史上轻唇化音变的纠葛与《蒙古字韵》中的“明、微”声母

《切韵》"东三钟微虞废文元阳尤凡"十韵的唇音字发生了轻唇化音变,而其中东三和尤韵的唇音次浊字"梦目谋"等今读m声母,形成两个例外。但这几个字在《蒙古字韵》中标作轻唇音微母,我们认为这些字并没有发生轻唇化音变,其之所以标为轻唇音微母,这是遵循等韵门法的规则要求。

韵图三四等对立在现代方言中的反映

在一些方言(主要在山西)中,韵图三、四等和二等的部分声母字呈现区别:古开口见组三等为一类,二、四等为另一类(这与《蒙古字韵》的分类相侔);古开口影组二、三等为一类,四等为另一类。三等字有读为四等类的,但四等字基本没有读为三等类的。合口四等见系字则有相当部分读开口,但三等无此现象。方言中显现韵图三、四等区别(而不是《切韵》三、四等韵区别)的情况,此前未见报道。

元代八思巴字文献所反映的浊音清化

本文对现存八思巴字汉语实际应用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研究,发现其八思巴字拼写形式与《蒙古字韵》十分吻合,只有少数例外。这少数例外有部分用例展示了元代浊声母清音化的语言演变事实。

元代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献中■?多拼作-■-■a现像的考察

在元代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献中,"间g?n"、"薑g?(45)"等音节中的元音■?多拼作-?-■a,但《蒙古字韵》中作■?。为此,我们考察了现存八思巴字汉语文献所有与此有关的用例。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间g?n、薑g?(45)等音节中的元音■e?若拼作-?-■a,更符合汉语的特点。正因如此,所以碑刻等材料中■?多拼作-?-■a。而作为八思巴字拼写汉语之依据的《蒙古字韵》中这类音节的元音部分则多拼作■?而不是-?-■a(只有少数例外,如缄g■am),其原因我们认为是《蒙古字韵》拼写受到蒙语音系的直接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