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茂倩《乐府诗集》对乐府学谱系的建构

郭茂倩《乐府诗集》将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以乐府歌辞载录、曲题考释和乐府专题批评为基本形态的乐府学成果集于一体,建构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乐府学谱系。在诗歌选录方面,它广采博收,成为历代乐府诗集选诗数量和卷次规模之最,并将乐辞本的“乐录”作品与文辞本的“歌录”作品同时收录,将乐工“乐奏辞”与文人“本辞”汇为一集,构建了乐府歌辞载录的新谱系。在解题方面,它将类题、组题和曲题三个层面的解题集于一体,使曲题本事、本义的解说与乐府音乐的专题论述相统一,拓展了乐府专题批评的新境界。在分类方面,它以乐府诗的音乐属性为基础,既充分吸纳前人分类成果,又结合乐府诗历代发展流变的复杂性,集汉唐历代乐府诗谱系之大成。

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

《乐章集》的宫调与早期词集的形态

《乐章集》存在“宋本”与“钞本”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也是“静态”与“动态”两个不同的文本形态,两者突出的差异发生在宫调序列上。“钞本”卷上“大石调”之后以及“续添曲子”所见宫调“无序”的文本现象,是表演与现场最为原初的形态;而在“宋本”中则将“无序”的曲词规整地排列在各卷所属宫调之末尾。具备歌舞曲性质的《倾杯乐》,在文本结集中的加入与撤除,会导致宫调“无序”与“有序”迥然有别的形态。“散水调”与“大(石)[吕]调”《倾杯乐》,其宫调或来自琵琶调,与二十八调系统中的双调、黄锺调为异名同实,在“宋本”中都被误置于全书的卷末。“静态的文本”携带编集过程中的失误,“动态的文本”透露出歌筵舞席的讯息。作为早期词集,《乐章集》的形态实质上是特定“声音空间”中的“打令歌舞曲集”。词集中所见的“宫调”排序,同时又是其离开表演语境走向文学经典的标志。

论汤显祖早期诗风之“清”——以《红泉逸草》为例

《红泉逸草》是汤显祖最早的一部诗集,收诗76首,诗集整体展现出“清丽”“清虚”的风格特点。汤显祖早期“清”之诗风的形成与其早年受六朝“清”之审美风尚及道教思想影响相关,其诗作内容上对清新自然之山水风光及清虚淡远之空灵仙境的描绘,艺术手法上对清丽意象及色彩字、动词的灵活运用则使得“清”得以展现。汤诗这种“清”的特质打破了当时前后七子一味拟古蹈袭的诗歌风气,在明代诗坛上大放异彩。

论江苏古代杜集刊刻的文化特征

从宋代至清代,江苏刻书家紧密结合杜诗学的发展特征,刊刻了多种杜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皆领全国之先,创造了多个杜集版本史上的“第一”。江苏古代杜集刊刻体现出博大的人文情怀,奠定了江苏古代杜诗学研究重镇的学术地位。

宋人注杜的三种整理本考察

宋代杜诗学极盛,有“千家注杜”之誉。宋人对于杜诗的注释,是杜诗学史上的开创和奠基之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种宋人杜诗注释的整理本,分别代表了古籍整理的三种类型:《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在原本散佚较多的情况下辑佚而成的整理著作;《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是在原本基础上进行了正本清源、斠证发微、订讹掘隐工作,而与原本相较,成为了一种融合较多整理者见解的新著;《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则是恪守古籍整理规范,重在校点勘误、旨在恢复原貌的精审著作。

清诗总集丛考——以张文钺《来鹤集》等为中心

清代诗歌总集研究相对较少,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多,而读者一般不大注意。现就涉及《来鹤集》《江左三大家诗钞》《韬光庵纪游集》《韬光纪游诗册》《养素园诗》《国朝诗铎》《天台三高士遗集》等总集的若干问题予以考辨,供有关读者参考。

义必明雅 辞必巧丽——台湾骚体赋论

台湾骚体赋自清代以降一直是重要的文学课题。台湾赋的整理校注工作始自2005年由许俊雅、吴福助主持编纂的《全台赋》。该书承续传统赋作形式,多记台湾形胜地景、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53篇骚体赋应用“兮”字,间有赋中系诗。赋末乱辞亦沿《楚辞》之“歌曰”“辞曰”“和曰”,有简约全篇、收尾之用。《全台赋》作者或为仕台官员或居台文人,其中少数作者具有编纂方志的经验。《全台赋》展现了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惊采绝艳的视角,涵濡之深可见骚学之递嬗与创新。

集会赋诗与刻石流传——以唐代为中心

集会赋诗场合下的作品有时会以刻石的形式流传。根据刊刻时间与刊刻动机的差异,刻石类型主要可以分为留念型刻石和追念型刻石。集会赋诗刻石作为纸本集会诗集的延伸,展现了集会诗文早期的流传形态,但也由于石刻载体的特殊性,呈现出与纸本集会诗集不同的特色。集会赋诗刻石虽然失去了可移动性,但却成为具有展示意味的纪念景观,带动了诗歌与风景的共生共存。集会赋诗刻石文本的著录与流传,反映了物质性与文本性交错的复杂面貌。

略论朝鲜文人成伣对道教文化的接受

成伣不仅在诗歌中融入道教意象,展现自己的出世愿望,还通过创作步虚词、关涉道教的谣体、篇体、引体类游仙诗作等表达慕仙志向。其在野谈小说《慵斋丛话》中记录道教斋醮仪式,敷演家族亲友与鬼怪斗智斗勇的故事,还在《虚白堂集》中书写中国门神钟馗、韩国门神处容等。从中,我们不但可以窥见诸如曹植、李白、李贺的游仙诗,干宝、蒲松龄的志怪小说等对成伣诗文、小说的内容、主题和艺术风格的浸染,亦可看到道教俗神在古代韩国的传播及其新变。

天津图书馆馆藏《西湖欵乃集》摭谈

天津图书馆馆藏《西湖欵乃集》抄本主要收录清代浙江文人涉及西湖的诗作。这些诗作多以西湖景观为吟咏对象,用词俚俗有趣,含山水之趣、隐逸之旨。该抄本有较多需辨疑之处,如,“欵乃”实为“欸乃”,编者非陈之遴,而且该抄本疑为两种抄本误订成一册,等等。该抄本具有保存诗歌、补阙辑佚、比对校勘的文献价值。

知诗和占笔:严羽集形态的稳定与流动

宋代以降,严羽诗集经历了初录初刻、与诗法论著合编、重新单行、进入地方诗人总集的形态衍变,其中隐含其诗学史建构和诗歌接受两条交织并行的线索。严羽诗歌在宋末由邑人整理结集,元代陈士元、黄清老将《诗辩》等五篇诗论增入第一卷,诗论以依附“吟卷”的形态行世,主要在于宋元间严羽邵武“诗宗”身份;明代馆阁、闽中士人群体对严羽认知的侧重和不同诉求导致严羽“知诗”之作《诗话》和“占笔”之作即诗集的支离,但共同促进了严羽集编刻的兴盛;清代严羽诗歌与诗话合刊,重构了严羽别集模式,且主要以樵川诗人总集的形态传播,见其诗话渐成主导而作为诗人则影响未能走出“樵川”阈限。严羽诗集编刻的起落沉浮,呈现出诗学理论与创作风尚的代际衍变,地域文脉传统与馆阁文学主张的沟通影响,以及诸因素与别集、总集面貌的互动生成。

论《中州诗征》编纂之特征以及对中州文学的自觉建构

《中州诗征》是民国时期李时灿在整理、考订乡邦文献的基础之上编纂而成的,全书三十卷,始于清初迄于清末,实收录中州诗家623人,诗作2314首。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河南清代诗学发展生态,可视为集大成之作。《中州诗征》无论在选心、选目,还是在选人、选阵等方面,亦颇具特色。《中州诗征》作为总括全省之清诗总集,还隐含着地缘、学缘、亲缘之间的关系,进而可反映出河南地域的诗学思想、诗学群体以及家族文学等,因此具有重要价值。

湖南诗文总集文献的规模及其价值——兼《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补遗

湖南诗文总集数量可观,类别丰富,仅《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著录的存世诗文总集就有291种,更有多数湮没未闻者。根据其收录作品的地域特征、作品类型及作者身份等要素,湖南诗文总集可大致分为省域、郡邑、宗族、唱和、题咏、课艺、尺牍、联语、闺秀、方外等十类,保存了大量的诗文、人物、史实等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为提供更广泛的参考,通过检索各类目录及调查走访,现补充著录湖南总集115种,其中包括《岣嵝书堂集》《岳阳古集》等近40种存世总集。

刍议黄登《岭南五朝诗选》序中体现的编纂背景与思想

清代初期,在广东盛行编纂地方类诗歌总集的文化风气影响下,在自觉保存乡邦文献、延续岭南诗歌命脉意识的主导下,黄登编纂了现存广东省域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岭南五朝诗选》。《岭南五朝诗选》具有“人各有传”“阐幽表微”“多选国朝”的编纂特色,选诗注重“本乎性情”和“平澹自然”,在广东省清诗总集编纂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穷而后工”意涵再探

“穷而后工”作为古典诗学中的重要命题,学界对其理论文脉、思想渊源、学理依据、关联命题、后世接受、域外影响、作家个案等方面皆不乏析论,然却未及细致梳理《梅圣俞诗集序》文本的历史语境和该命题的原初意涵。从语义分析和知人论世的角度重新观照此命题,可掘发出其中潜隐的丰富内蕴。“穷”不仅关涉物质境遇,更指向政治仕途,其语义指涉的变化与欧梅二人的政治身份密切相关;“工”不仅指诗歌的技艺之高、言辞之好,更指思想意旨的风雅之正。梅尧臣“穷且工”形象的建构,不仅与其自身的诗歌书写有关,亦有赖欧阳修的一再置评。

益智书店与东北新诗集出版

益智书店是东北沦陷时期位于长春(“新京”)的一家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民营书店。在著名诗人兼书店编辑李冷歌的努力下,益智书店试图尽量保持出版的独立性,出版了8种新诗集,约占东北沦陷区新诗集总数的1/4。这些诗集不仅包括已成名的诗人选集,还以专集的方式彰显了东北诗人的创作成绩。许多诗集的内容体现了东北沦陷区诗人为保持民族气节所做的精神抵抗,为新诗在殖民统治的严酷环境中的发展赢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因此,无论是就出版史还是就诗歌史的意义而言,益智书店都为东北新诗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感知屈骚之“心”

屈骚犹如一部心理学词典,有丰富的心理学实践,仅“心”字就63见,但历来对其心理学价值挖掘不够、研究不足。应该高度重视屈骚的心理学价值,充分利用现代心理学成果解读屈原及其作品,把楚辞研究引向深入。

战时如何培养“新诗人”——以常任侠两篇集外文为考论中心

新见的常任侠集外文《新诗的创作》和《小诗四首(青年习作)“读后记”》,表现了常任侠在“新诗人”的内涵界定、新诗创作和诗歌教育方面的独到思考与观念,回答了“战时如何培养‘新诗人’”的时代课题,是战时诗学版图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常任侠既倡导“态度赤诚、动机纯正、格局博大”的创作价值观,又强调“形象化”和“经济性”的诗歌语言艺术,主张在“教”与“学”的双向实践中培养“新进青年诗人”。这两篇集外文对于深化认识战时诗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