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及思考

如何更好地将课程思政全方位贯穿于中国史学史“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是本文的着力点。课程思政是当前高校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新理念、新模式的必然选择。通过对中国史学史课程特点和课程思政目标的分析,在教学实践中通过混合模式教学设计、针对设计重点、经世致用等进行思考和总结,提出以开拓思路、深挖元素、结合研究前沿知识等方式对教学实践提质,在引导历史学专业学生掌握课程基础知识和培养专业素养的过程中,做到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实现历史学专业思政课程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目标。

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百年求索

受西潮东来的影响,中国教育史学科于20世纪初在中国应运而生。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其经历了初创、突进、重创、徘徊、复兴等五个特征鲜明的发展阶段,最终实现了"凤凰涅槃"。在艰难而曲折的探索过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教育史研究者为我们在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学科功能、研究的方法论、学科体系、历史分期等方面留下了至为宝贵的理论结晶。今后,欲使中国教育史学科在整个教育学科甚至人文社会科学中拥有自己的学术尊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中国教育史研究者都必须从大力强化教育历史研究的实践关怀、全方位加强"元研究"、真正落实教育史研究中的跨学科、全面承接中国史学传统、强化国内外交流等方面不懈努力。

70年教育史学科体系、研究范式与发展反思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教育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发展迅速,学科体系得到确立和发展,研究内容形成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活动史的三种"通史"体系。研究范式不断丰富与变换,经历一元单式和一元多式两个主要阶段,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制度范式、现代化范式、叙事范式、活动·实践范式是推动教育史学实践丰富与发展的主要研究范式。未来教育史学发展应加强自身的学科理论建设,进一步加强具体的教育史问题研究,不断发掘本土的学术传统,通过回归主体与主流的双重学术实践,逐步建立中国教育史学在世界教育史学界的学术话语权。

小说教育与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以北京大学为中心

小说文类在20世纪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提升。其中,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现代大学学制的建立,又成为小说史学兴起的关键因素。特别是蔡元培长校的北京大学,将小说纳入大学课程之中,不仅使之进入最高学府,提升了其文学和文化地位,而且培养了以小说为研究对象的新一代学者,实现了学术的薪火相传,成为五四新文化主张以制度化的方式得以落实的一个突出个案。

论舒新城的教育史学思想

舒新城的教育史学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与传播三个阶段。在近代中国教育史学研究领域,舒新城形成了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认识论、价值观、史料观和方法论,其思想整体呈现出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统一、问题意识与现实指向相统一的特点;也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即奠定了近代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基础,推动了中国教育史料学学科的建立,反哺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展。舒新城的教育史学思想对当下我国教育史学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充分借鉴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关注教育历史演进中的问题,重视当代中国教育史研究,培养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美术之发展

作为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对中国近代美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成立专门的美术部门,延聘著名书画家主持其事;在著名期刊《东方杂志》上推出《中国美术专号》,足见其对美术之重视。商务印书馆积极组织出版美术教科书,为近代美术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出版了一批高质量、高品位的中西美术理论和美术史学著作,对中国近代美术史学的繁荣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略论新时期史学功用论研究的几个特点——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为中心

以白寿彝、刘家和、瞿林东等学者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家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就史学功用论所涉及的多方面问题有持续而深入的严肃探讨。虽然他们各有相应的具体研究对象和学术风格,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鲜明的学术共性:一是将史学功用论置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高度看待;二是极其重视史学致用与求真的辩证统一;三是密切关注历史知识普及和历史教育的实践得失,并予以理论的阐述。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学术传统传承的学术集体,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相关论述,是当前开展史学普及工作可以汲取的宝贵资源。

试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教育的几个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史学重视历史教育的传统,从李大钊《史学要论》到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史学"到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历史学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显示出鲜明的特色,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历史教育观念。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认真总结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传承和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教育传统,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彰显当代中华文化的伟大魅力,提升自觉的文化自信精神,是新时代赋予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历史影视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融合之考——基于影视史学视域

"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自不必言,而课堂教育教学则是真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主渠道。文章基于影视史学相关理论,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课程,探讨了历史影视与纲要课程两者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期在新时代下纲要课程的教学改革中,任课教师能够创新教学方式,提高并巩固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效果,真正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三进"工作。

“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的学术价值

"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的出版是一项极为适时的工程。对其中《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等三部书所选辑的翔实资料略作分析,即已证明其内容确实大有益于丰富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其主要学术价值是:(一)提供了现代大学历史系创立、发展的大量珍贵史料;(二)再现了当年跌宕起伏的史学思潮和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相互切磋或辩难;(三)刊印了筚路蓝缕创辟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前辈学者的未刊讲义,展示出他们书稿的创新见解和不同风格。不但有史料价值,而且有思想价值。"丛刊"的出版,定能为学界同人拓展研究领域、选择研究课题提供新的史料支持。

论“新史学”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本文从史学观、史学方法论、史料观三个角度对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它们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影响,旨在揭示在“新史学”视域下中国教育史呈现的状态。

派分与合作:战时中国史学会的筹备活动(1940—1943)

抗战期间,筹备中国史学会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几乎同时,以四川大学史学系为主干的学人,文史杂志社与史地教育委员会开始筹备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史学会。最终,前两次努力均告失败,至少表面更有代表性的史地教育委员会则借助政府力量,完成了相关的筹备^不过由于多种政治势力的介入,中国史学会从一开始就蒙上了难以驱散的阴影。

困境与探索:对近40年中国教育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反思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教育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历程,其总体呈现出研究成果数量少、基本概念理解分歧较大、深度和系统性不够三大特征。造成这三方面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对教育史学方法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概念界定视域不统一,方法论反思性研究意识发育迟滞。与此相应,本文尝试提出三种走出教育史学方法论研究困境的对策:增强学界对教育史学特殊方法论重要价值的认识,深入分析教育史学方法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全面开展对教育史学方法论问题的元研究。

近二十年来孟禄研究述评

孟禄是20世纪美国教育史学的重要奠基人。他十余次来华进行教育调查、座谈讨论、学术讲演,特别是1921年访华对我国壬戌学制的颁布,中学教育、职业教育的改革,科学教育的发展等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近二十年来孟禄研究作一总结与述评,以期引起学者对孟禄研究的重视并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

论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学术话语体系乃是一个时代学术面貌及其走向的真实映照,也是事关学术生存发展命运的核心问题。基于教育史学科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和学科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以及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提升中国教育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应该从中国教育史学科中固有的学术取向、知识系统、理论范畴、学术词语等方面入手,坚持立足时代场域关注教育现实、立足中国实践着眼学科未来、立足本土资源放开学术胸襟、联合两岸四地共建学术家园等基本路径,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史学术话语体系。

即时史学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启示--以方与严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即时史研究为例

20世纪30年代,方与严界定了“生活教育”是全人的、整个的、不分阶级的教育,明确将个人和团体共同作为“生活教育”的主体;他从“生活教育”的产生背景、创始者、三大主张、六大运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考察和论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生活教育”研究体系,提出了“生活教育”的未来出路和设想。这是他在自觉意识下围绕陶行知展开的“生活教育”史研究,作为即时史学研究的典型个案,对当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在于:既拓展了中国教育史的研究空间,也留下了关于当时参与“生活教育”运动的普通人的宝贵记录,成为可供现代人深入研究的重要历史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