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悲剧理论:悲剧的形而上学

悲剧的本质及其与社会历史间的关系问题,构成卢卡奇文艺理论的重要一维。对它的讨论,主要体现在《悲剧形而上学》与《艺术哲学》等相关著作及手稿当中。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卢卡奇在戏剧史层面,系统地诠释了悲剧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作用,他认为,悲剧作为一种人与命运之间的游戏,其内容与所谓得上帝无涉。后者仅以观众的身份冷眼旁观。这就在社会历史领域引发一种泛悲剧的倾向,从而消解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解放的可能性。此外,将政治话语中的平等与民主介入到悲剧人物当中,无疑又会产生内在体验与外部经验的双重失效。这就引出另一更为深刻的问题:人们与真正悲剧的元历史瞬间的契合点到底该从何处找寻?

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总体线索

在海德格尔的思想发展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断裂式的思想转向,只有一个海德格尔,只是这个海德格尔同时置身于"第一开端"的形而上学之路解构之战和在"另一开端"的本然之思中的道说本现之中,应该说,海德格尔在两个思想构境层中的辛苦努力都是一贯到底的。总体上看,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青年海德格尔的思想蛰伏期;第二个时期为青年海德格尔走向存在论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海德格尔克服形而上学和绝弃存在的本然思境的生成期;第四个时期是晚年海德格尔思想的成熟期。

评海德格尔对哲学人类学的消解

自康德以来,哲学人类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就形成了紧密的关联,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正是传统形而上学对“存在”发生“遗忘”的根本原因。海德格尔要“克服”形而上学的这种“遗忘”,就必须把它的哲学人类学的根切除掉,为此,他对康德的四个著名的哲学之问逐个进行了消解,认为这些提问都只揭示了人的有限性而不足以成为形而上学的根。但海德格尔通过把有限和无限绝对对立起来而否认哲学人类学的无限性意义,由此将形而上学的追问从存在者整体转向存在本身,最终转向上帝。留在他手上的只有诗化的语言哲学。

对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的批判性评析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由于涉及现代人普遍关心的人的问题,并且相对较为通俗平实,在学界和普通读者中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由于思想中固有的局限性,他的论证多有不能自洽之处。第一,他在超越形式逻辑和日常语法方面,以及对“存在之历史”的思考上,都无意中借重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却自以为是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形而上学”的“克服”。第二,他对“常人”的存在和语词的本质的追问本来是对语言分析哲学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但却将整个近代西方人道主义裹挟其中,形成了海德格尔式的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即认为人道主义与形而上学不可分离,都是“对存在的遗忘”,从而带来了现代社会的灾难;但同时却又无法否认他自己的这些观点本身仍然属于“人道主义”。第三,所谓“语言是存在之家”命题极其含糊,这里的语言不能理解为一般语言,只能理解为上帝的圣言(道),而“人的本质”由此则被归结于“神的本质”,真正的存在即神。尽管海德格尔极力否认自己的理论与上帝的关系,但仍然摆脱不了成为继黑格尔等人之后基督教神学的又一翻版(“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命运。第四,他对萨特等人的主体主义哲学的批判也是不成立的,他无法从理论上真正划清与萨特的界限,反而本人仍然走着一条主体性的道路。这是因为,他对什么是“形而上学”的规定始终是不清晰的,并且他自己也不能不用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进行描述。结果是,海德格尔一口气反了四个东西:人道主义、主体性、神学、形而上学。但仔细分析起来,他哪一个都没有真正反掉,而只是做出了一些反叛的姿态。第五,他不承认自己的理论也是一种伦理学,认为那降低了自己的思维层次;他宁可认为自己是通过诗的“道说”而在寻求一条通往圣言之途。这是对一切形而上学、人道主义、主体性、神学的超越,同时又是对伦理学、语言观、诗和思等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