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O2O与传统餐饮服务在空间分布上的竞合关系研究:共存、补充抑或替代

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广泛应用引发城市餐饮业空间格局的变革,致使外卖O2O与传统餐饮服务在空间分布上的竞合关系日趋复杂。文章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基于美团外卖、大众点评和联通手机信令数据,运用改进累积机会法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从空间分布视角探究外卖O2O与传统餐饮服务的的空间竞合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空间分布上,相较于传统餐饮服务的空间不均衡特征,外卖O2O服务更为均质化,且在近郊区增长更快;2)两者空间分布关系上,外卖O2O与传统餐饮服务整体上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但关联程度逐渐减弱,局部上在中心城区呈现高-高聚集,在近郊区呈现低-低聚集为主、高-低聚集为辅,反映与区位有明显关联的空间异质性;3)在两者的竞合关系上,中心城区以共存关系为主,近郊区以补充关系为主,替代关系不显著,而人口密度、餐饮店铺数量、地块属性是关键影响因素,共存关系主要存在于人口密度高、这两类餐饮店铺数量多的成熟居住区,补充关系主要存在于人口密度低、外卖店铺数量多且传统餐饮店数量少的居住-工业混合布局地区。

不同空间尺度下南京都市圈区域生态用地景观格局演变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都市圈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格局的主体形态之一。区域生态用地对维护都市圈生态系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开展多尺度景观格局分析有利于把握快速城镇化背景下都市圈区域生态用地景观格局的演变特征和规律。本研究以南京都市圈为例,基于2000—2020年Landsat影像数据,综合使用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分析都市圈、城市、区县3个尺度下区域生态用地景观格局。结果显示:(1)近20年间南京都市圈区域生态用地总体规模呈“急剧下降”到“逐渐增加”的趋势,其变化具有明显的转入和转出双向特征;水域和草地景观格局趋于破碎化,林地景观优势度提升。(2)城市尺度下各城市区域生态用地规模在时间上的变化特征与都市圈基本一致,但在景观格局变化上具有差异,其中宣城区域生态用地景观格局逐渐优化,而淮安、马鞍山、芜湖则破碎化程度增加。(3)区县尺度下约半数以上区县的区域生态用地的规模下降且景观破碎化增大,其中盱眙县、郎溪县和广德市加剧明显。研究结果表明:多尺度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入全面了解都市圈区域生态用地格局演变特征,还有利于制定满足不同空间层次且兼顾差异性的生态保护策略。

苏锡常都市圈空间格局特征及引导策略研究

苏锡常都市圈是我国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地域组成单元,是推动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核心与关键。文章以苏锡常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对2022年苏锡常都市圈的10个空间单元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从城镇规模、产业结构、用地组织、关联强度四个方面探索苏锡常都市圈现状空间格局特征,揭示都市圈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空间格局优化的角度提出都市圈的空间引导策略。

基于夜光遥感数据的都市圈时空格局变化研究——以贵阳都市圈为例

基于可见光红外成像辐射(visible infrared imaging radiometer suite,VIIRS)年度夜光遥感数据,分别对贵阳都市圈内的夜光遥感总量、建成区面积及重心位置变化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2012—2021年期间,贵阳都市圈的夜光总量规模和建成区面积都有了一定的增长,其中以贵阳市区域的增长幅度最大,和其他区域进一步拉大了差距;同时,区域内的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呈“东北—西南”分布,重心点位于贵阳市辖区附近,并逐渐向南方向移动。

都市圈轨道交通多阶段交路一体化编制研究

在都市圈轨道交通线网不断织密和互联互通背景下,不同时期的线网结构会影响运行交路方案。考虑都市圈轨道交通网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况,研究都市圈轨道交通多阶段运行交路一体化编制问题。首先,以各阶段交路车型编组与开行频率、直达与换乘客流配流情况为决策变量,以最小化乘客旅行时间与交路运行里程为目标,考虑客流需求、服务频率、通过能力、交路设置规则、交路多阶段延续性等约束,构建都市圈区域线网多阶段运行交路一体化编制模型。以某都市圈新建城际快轨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本方法一体化编制的不同阶段交路方案具有良好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相比各线路分别运行本线交路模式,能够减少乘客因换乘增加的时间,节时比达到18%~19%。

基于夜光遥感的成都都市圈城市扩张动态分析

成都都市圈是引领带动成渝双城发展的重要极核,本文利用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提取成都都市圈2012—2021年建成区空间分布,采用夜间灯光统计分析、标准差椭圆、重心变动、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定量分析成都都市圈10年间建成区扩张及空间格局演变,揭示其演变特征,为成都都市圈后续发展规划提供参考。结果表明:2012—2021年,成都都市圈灯光距平值区域化特征明显,呈现中间高、周边低的核心-边缘结构。都市圈内部城市扩展动态变化较明显,建成区面积增幅达78.8%,城市扩张在原有基础上实现新增并连片发展。都市圈斑块总面积不断增加,斑块数量增长47.4%,新兴建成区不断涌现,成都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较明显,都市圈内部呈协调发展趋势。

生态安全格局与生态脆弱性视角下的武汉城市圈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识别与分类

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识别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运用MSPA方法、景观连通性评估、MCR模型和电路理论构建以“生态源地-生态廊道-生态节点”组成的生态安全格局,基于VSD模型评价研究区2010年和2018年的生态脆弱性,综合两者识别出的生态修复区分类提出针对性修复保护措施。研究结果:①共识别出10处生态源地,总面积14 761.9 km^(2),45条生态廊道,19处生态“夹点”,7处生态障碍点。② 2010—2018年研究区生态脆弱度分别以潜在脆弱和轻度脆弱为主,潜在脆弱区面积占比下降12.85%,轻度脆弱区增加4.49%,非常脆弱区与极度脆弱区占比较小,合计占比从12.44%增长至16.89%。③共识别4处生态修复区,总面积3 779.7 km^(2),分为生态景观重塑区、重要廊道贯通区、人工修复区、产业转型区。本文将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融合到生态安全格局中能够更全面地识别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共同保障城市圈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北京通勤圈范围识别、特征与跨界通勤模式研究

从跨界通勤视角审视北京与环京地区关系的新变化,基于行政边界和5km网格两种空间单元,通过通勤率、通勤规模等指标测算,识别进入北京通勤圈的主要环京区县。结合职住空间分布、人口属性等分析通勤圈发展特征,发现跨界通勤向着网络化格局发展,当前已形成5条主要通勤廊道、3类通勤目的地、4种不同驱动力的典型跨界通勤模式。未来应正视环京地区跨界通勤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强化北京通勤圈内城镇组团互补融合发展,形成“圈层补充、廊道串联、簇轴发展”的空间结构。

合肥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时空格局演变及区位选择

基于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19年企业微观数据,以县区为研究单元,探究合肥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总体空间布局及集聚特征。进一步地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研究表明:(1)合肥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企业由都市圈中心向外围分布,形成“一心多翼”的空间特征。(2)合肥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呈现出显著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在增强。(3)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市场规模和行政等级等对合肥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空间分布具有正向影响,其中以经济基础和市场规模的影响程度最高,成为企业区位选择的首要因素。

生态安全格局约束下长株潭都市圈建设用地演变模拟与管控

为探索生态安全格局下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选取长株潭都市圈为研究对象,通过遥感数据识别2000—2020年建设用地变化情况,采用综合生态重要性评估模型和MCR(minimal cumulative resistance)模型构建都市圈生态安全格局,基于FLUS模型(future land use change scenario simulation model)设置自然发展(ND)、核心生态块保护(CEP)、生态安全格局约束(ESPR)3种建设用地模拟情景,在模拟结果的基础上划定长株潭都市圈城镇开发边界。结果表明:2000—2020年长株潭都市圈建设用地扩张迅速,且由急速无序扩张转为缓速集中扩张;利用综合生态重要性评价得到极重要性生态用地共计2649.54 km^(2),筛选得到生态源地共计1204.38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3.97%,并构建出长株潭都市圈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在ND、CEP、ESPR 3种情景模式下,2030年长株潭都市圈建设用地规模分别达到1345.88、1345.79和1284.94 km^(2)。基于ESPR情景划定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可有效实现土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并为该地区的生态保护和土地利用规划提供参考。

城市群增长极的就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以郑州大都市区为例

基于2010年至2019年郑州大都市区县级数据,运用克里金插值法和地理探测器,以郑州大都市区为例研究城市群增长极就业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发现:(1)作为中原城市群增长极的郑州大都市区的就业时空格局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2)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口集聚明显,与整体就业格局演化相一致;(3)经济因素是增长极就业格局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为此提出如下建议:优化城市群增长极的就业空间结构,强化“多中心”性;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空间格局的演化;加快综合服务设施建设,提升社会因素对城市群增长极就业格局的影响力。

长株潭都市圈先进制造业高地打造的动力与路径研究

长株潭都市圈作为湖南制造业的核心区域,如何借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从扩大内需、投资空间、对外开放以及产业布局等方面分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带来的动力,从高层次人才、科技创新、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制造业发展能级和品牌建设等方面分析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的内核因子,并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营商环境、绿色发展基础以及政策环境和贸易规则等方面分析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的支撑环境。研究发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长株潭都市圈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面临着高层次人才缺乏、绿色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关键核心技术有待突破等障碍或困境,进而从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提出了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的路径。

长株潭都市圈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研究

本文采用2005-2020年长时间序列遥感解译数据,根据国土空间类型划分构建8类空间分类体系,通过重分类、综合动态度指数、国土空间转移矩阵、空间叠加等方法,对长株潭都市圈国土空间格局时空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5-2020年长株潭都市圈城镇空间显著扩张,逐渐集中连片,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规模不断缩减,但仍然占主导地位。城镇生产空间转入面积最大,农业生产空间的转出最高,林地生态空间次之,转移空间集中分布于长株潭三市中心城区,呈片状分布格局。应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统筹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发展,推进国土空间合理开发和利用,为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基于减排增汇潜力评价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优化研究——以南京都市圈为例

区域尺度减排增汇目标实现亟需城市协同治理和空间多要素统筹。本研究将城市尺度的减排增汇潜力评价与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优化进行有效衔接,以南京都市圈为例,建立“城市尺度减排增汇潜力评价——栅格尺度生态安全格局重要性评价——区域国土空间生态源地识别与廊道判定”的多尺度融合分析方法。结果表明:①宣城、淮安、马鞍山、镇江减排增汇潜力较大,在区域分工中需承担更多减排增汇责任。②以减排增汇潜力评价结果作为空间修正依据进而识别出南京都市圈重要生态基底,主要分布于南部大片林地和大型湖泊、北部林草混合片区和大型湖泊,以及横穿都市圈中部的长江。③在都市圈内识别生态源地和廊道,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生态保护和修复空间载体。

区域共享型大健康设施时空格局演变及机制解析——以武汉都市圈为例

基于共享型大健康设施POI数据,采用熵权法、协同区位熵等方法,刻画2010—2022年武汉都市圈共享型大健康设施时空演变特征及其服务水平空间动态演化过程,揭示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属性、交通等因素对共享型大健康设施时空格局演变的影响变化。结果表明:(1)武汉都市圈共享型大健康设施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中心圈层+外围组团”的空间分布结构。共享型大健康设施的重心向西南偏移且呈现轴带化发展状态,其空间分布的总体格局一致。(2)共享型大健康设施网络密度加强,网络联系性质演化特征明显。文化与体育设施处于强联系的地位;医院与康养设施的联系强度逐步提高;医疗设施在整体网络体系中具有较强独立性。(3)2010—2022年共享型大健康设施服务水平均有所上升,但空间分异趋势显著;共享型大健康设施服务水平的时空演化格局主要是人口、经济、政策及交通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时期不同共享型大健康设施服务水平的影响因子及解释力具有显著差异。

基于生态源地与生态廊道优先级评估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优化——以石家庄都市区为例

【目的】构建生态安全格局(ESP)是改善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维护生态系统服务的有效措施。近年关于ESP的构建与优化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但对其中关键因子——生态源地与生态廊道的深入分析仍是一项挑战。【方法】以石家庄都市区为例,基于生态资源综合评价,结合最小累积阻力(MCR)模型构建区域ESP,并根据优先级矩阵,确定其中生态源地与生态廊道的优先级。【结果】结果表明:1)石家庄都市区生态源地的主要用地类型为林地、农田与水体;2)高优先级的生态源地与生态廊道主要集中在西部浅山区与滹沱河沿岸,是需要重点关注与保护的区域。【结论】通过对生态源地与生态廊道优先级排序后进行区域ESP优化,可有效界定区域生态系统维护过程中的关键区域,为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了解区域生态资源提供助力,并为相应的绿色空间规划提供指导。

西宁-海东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基于都市圈发展模式的经验分析

西宁-海东都市圈作为服务兰西城市群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节点支撑,科学论证和探索其高质量发展之路,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借鉴杭州都市圈、武汉都市圈、西安都市圈建设经验基础上,探析西宁-海东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应遵循党组织核心领导、生态保护优先、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针对其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研究得出西宁-海东都市圈发展的实践路径,即打造新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特色产业、实现同城化目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多元民族团结进步建立机制、建设多中心协调联动的生态治理机制。研究有助于全面推进西宁海东都市圈高质量建设,对于民族地区都市圈治理,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贯彻落实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长株潭都市圈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测度及优化对策研究

随着城镇化发展进入提质增效阶段,测度重要载体都市圈的城镇化子系统协调关系,有助于推进城镇化地区高质量发展。文章以湖南省长株潭都市圈为研究对象,测度人口、经济和空间城镇化发展水平,运用熵权TOPSIS模型、空间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并提出优化对策。研究表明:(1)长株潭都市圈综合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增长态势,但子系统水平差异较大;(2)都市圈“人口—经济—空间”城镇化总体和两两耦合协调度均缓慢上升,且空间关联作用范围不断扩大,一直保持以中心城区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区县发展的圈层式空间格局;(3)从城镇化耦合协调类型看,部分区县耦合协调度较高而子系统滞后,其中空间城镇化滞后较为明显;(4)长株潭都市圈城镇化发展受区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区域政策导向差异和城乡发展壁垒等影响,应考虑将县域政策配套与自身发展条件相结合,充分发挥中心城区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城镇化发展动力多元化转型,加速以人为核心的都市圈一体化进程,进而实现人口、空间与经济城镇化协同并进发展。

南京都市圈耕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动态演进

基于2000~2020年南京都市圈的耕地利用投入产出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EBM、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函数和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耕地利用效率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南京都市圈的耕地利用效率总体偏高,但距离有效前沿面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其中,南京的耕地利用综合效率稳步提升且数值最高,淮安和扬州的耕地利用综合效率>1,芜湖、马鞍山和宣城的耕地利用综合效率均值未达到有效前沿面。(2)南京都市圈的耕地利用纯技术效率处于较高水平,规模效率处于较低水平,从未达到有效前沿面。(3)南京都市圈耕地利用效率分布呈现偏“东北—西南”格局,且具有向东北方向偏移趋势。耕地利用效率重心集中于南京市,并呈现“西南—东北—西南”方向的阶段性转移。(4)南京都市圈的耕地利用效率一直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不同地级市之间耕地利用效率绝对差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应重点提高低值区域耕地利用效率。(5)从长期看,南京都市圈内耕地利用效率呈现出向下减少趋势,且各状态间的内部流动性比较小,保持原有状态的可能性较大。提出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加强地市间相互联系,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控制碳排放,促进耕地的低碳利用;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力度的对策建议。

“双循环”格局下都市圈边缘县域空间结构优化策略——以湘乡为例

研究深入剖析“双循环”格局和都市圈发展规律对都市圈边缘县域的影响机理和过程,以长株潭边缘县域湘乡市为例,通过GIS地理分析和数据统计分析,从区域地位、产业结构与布局、交通体系和中心城区品质四个方面研判其空间发展问题。建议都市圈边缘县域转向外向协同式的区域战略,产业发展实现集聚布局和补链融圈,交通体系走向网络结构、内畅外联和全域支撑,城区品质转向有机更新、精明增长和美好人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