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中国免官复叙法的实践与经验

汉代以来,免官复叙便被经常使用,但随意性强,尚未形成定制。魏晋南朝之时,律法仅对免官的禁锢期进行了简要的规定,形同虚设。直至北魏,才将免官三载而降阶复叙定为常法,但仍显简略。唐律增加免所居官条,免官复叙之法仍从北魏,并无显著变化。宋代官制繁杂,复叙种类增多,独自成体系的叙复之法形成。免官仅作为附加刑使用,免官复叙不再单独规定。及至明清,免官作为附加刑的地位得以改变,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有所区分,免官复叙之法体系渐成。而免官复叙法的运用对古代中国的权力运作有一定的制衡效果,同时也维护了古代官场的道德水平。

南朝刘宋免官制度初探

免官是刘宋政权处罚罪吏的一种常用手段。刘宋政权在政治运作中广泛采用免官手段处罚直接威胁专制政权的犯罪、职务犯罪、军事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违礼犯罪等,且尤以惩罚直接威胁专制政权的犯罪和职务犯罪两大类为主。刘宋皇帝控制了免官起复权,但刘宋时期对罪吏免官后再叙的期限没有严格规定。刘宋免官制度对于强化皇权、整饬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有着积极作用。

北魏免官制度述略

免官是北魏官吏处罚制度的重要形式之一。处罚对象广泛、处罚原因和处罚形式多样、处罚制度较为完善是北魏免官制度的特点。在强化君权、整饬吏治方面,北魏免官制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论古代中国免官复叙法的实践与经验

汉代以来,免官复叙便被经常使用,但随意性强,尚未形成定制。魏晋南朝之时,律法仅对免官的禁锢期进行了简要的规定,但形同虚设。直至北魏,将免官三载而降阶复叙定为常法,但仍旧简略。唐律增加免所居官条,免官复叙之法仍从北魏,并无显著变化。宋代官制繁杂,复叙种类之多,独自成体系的叙复之法形成。免官仅作为附加刑使用,免官复叙不再单独规定。待至明清,免官作为附加刑的地位得以改变,行政与刑事处罚有所区分,免官复叙之法体系渐成。免官复叙法的运用对古代中国的权力运作有一定的制衡效果,同时也维护了古代官场的道德水平。

南朝刘宋免官制度初探

免官是刘宋政权处罚罪吏的一种常用手段。刘宋政权在政治运作中广泛采用免官手段处罚直接威胁封建专制政权的犯罪、职务犯罪、军事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违礼犯罪等,且犹以惩罚直接威胁封建专制政权的犯罪和职务犯罪两大类为主。刘宋皇帝控制了免官起复权,但刘宋时期对罪吏免官后再叙的期限是没有严格规定的。刘宋免官制度对于强化皇权、整饬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有着积极作用。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试论南齐免官制度

免官是中国古代对犯罪官吏的刑事处罚,自古有之。《九朝律考》中有明文记载"免官比三岁刑"南齐王朝沿用晋朝律法,而又从免官的原因、执行过程到免官的变通处理都有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南齐免官制度在严明封建法纪督促官员遵纪守法、勤于政事、维护王朝统治的稳固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南齐免官制度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西汉免官罪名研究

罢官免职是西汉朝廷进行政治管理和察人用的常见手段,也是西汉常见的处罚形式,当官吏未依律令处理政务或其行事达不到法定效果时,只要罪不至死,常以此论处。通过对《史记》、《汉书》基本史料及新出简牍文书的系统考察,据此详细总结了西汉时期官吏罢免罪名,对以往秦汉政治史研究有所补苴。

论免官对李开先诗歌的影响

李开先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戏曲作家,为官十三载,年届四十被免官回籍,闲居家乡二十七年。免官事件对李开先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思想上,李开先更重视民歌的价值和成就;在内容上,李开先的诗歌多了对闲居生活的吟唱,并有不少篇章言及免官其事,或抒发免官之情。这成为李开先后期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

由“食而去稗”与“一钱免官”想到的

由﹃食而去稗﹄与﹃一钱免官﹄想到的赵光辉近代思想家易宗在《新世说》中讲了一则佚事，说曾国藩驻军安阳时，一个亲戚从乡村来投奔，此人“行事萧然，衣服朴素，对人沉默不能言”，颇得曾国藩所爱。曾国藩打算为他谋一份差事。某天他们一起吃饭，恰巧饭里有稗子，这亲...

宋代官员告身的收缴——从武义徐谓礼文书谈起

徐谓礼文书中初入仕的录白告身的阙失,有可能是因其违法被追夺造成的。这涉及宋代官员告身的收缴制度。宋沿唐制,针对官员某些犯罪行为制定了特定的除名、免官、免所居官的处罚,官员一旦犯了上述罪,政府便褫夺其官职,追缴其相应的告身。但宋代的勋官不在免官法夺官之列。官员还可以官品抵罪,谓之"官当",其告身亦须追缴。南宋规定以官当徒,官品标准比照《宋刑统》可上调一级作当。

论中国历史上的白衣领职现象

两晋南北朝时期,"白衣领职"是一种与"免官"并列存在而程度较轻的处罚方式,是对免官制度的变通,而不是免官的特殊形式,它显示了士族的身份和特权,反映了当时官僚处罚制度的完善。白衣领职的运用,能够产生"任使无损,以为肃戒"的双赢效果,然而它并非这一历史时期具有标志性的历史现象。隋唐时期,它处罚的对象主要是在军事活动中犯有过失的军将,体现了隋唐政权对于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的继承与发展。白衣领职的现象迟至清代仍然存在。

《〈玉台新咏〉序》的创作背景及其释读

徐陵在梁中大通四年(532)曾遭人弹劾免官,《玉台新咏》成书于中大通六年(534),考虑到该书有十卷的规模,大概徐陵在免官后不久即开始了编书活动,而该书序言即创作于这一背景之下。在序文中,徐陵表露了三方面情绪:其一,对自己才华与免官之前所受恩宠的自矜;其二,失宠后的落寞、相思与幽怨;其三,失望之余寄情于新诗,借编辑诗集消磨时间的愤懑。同时,徐陵还交代了其编书动机、选诗标准、编撰过程等问题。由于其中涉及到对统治阶层不满情绪的表达,是不宜直说的,所以才假托"丽人"之口隐晦地表达出来。

唐律“除免比徒”性质考

长期以来 ,“除免比徒”被不少论著视为唐律对于官员犯罪所适用的以官职抵当徒、流刑的制度。但通过对除免制度和除免比徒的分析 ,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唐律原义的。实际上“除免比徒”并不是为应予除免的官员设立的制度 ,而是为诬告或枉断官员使其获罪被免去官爵之人设立的 。

《玉台新咏》编撰动机考异

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隐晦地交待了自己遭劾免官,借编撰《玉台新咏》排遣郁结的行为。徐陵在序文中使用典故委曲表意暗示的编撰动机,在"玉台新咏"书名含义、《玉台新咏》所收诗歌中均得以证实。

西汉关于渎职罪的立法与执法

在我国封建政治结构中,各级政府官吏既是封建国家借以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又是封建国家机器的神经中枢,因此,如何督促各级官吏勤勉职事,恪尽职守,有效发挥各级政府职能是历朝所关心的。在我国封建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西汉时期,政府已开始用法律手段来制裁各级官吏的渎职行为,并对后世的吏制建设、官吏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从文献典籍中的一人一事坐罪例出发,对西汉政府关于惩治官吏渎职行为的立法与执法情况进行考察,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教。

汉代官吏病免问题考述

“病免”是两汉官吏罢免问题中的常见现象。最初政府对病免有严格规定,疾患严重到胜任不了或暂时无法胜任某职,才可免官。但因官吏疾患程度判断的困难以及出于行政运作效率的担心,政府又常允许以病免官,病免现象渐多,疾病甚至成为人们善意或刻意的借口。由于病免具体情况、禄秩高低的不同,批准程序也有差异,地方官吏较京官简易,公府属吏比政府官员容易,名望高的公卿获批最难。除少数特例外,官吏病免后不再享受政府待遇。病免者因曾经的阀阅与历练,未来再仕更为容易。他们再起家的方式以直接征召为主,且病免前后的禄秩变化幅度总体不大,反映出两汉官僚体制的开放性以及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

两汉时期廉政与勤政措施述论

在我国封建社会,封建政府对廉政和勤政问题还是比较重视的,因为官吏的廉、勤问题,是关系到封建政权安危、存亡的大事。正是因为如此,当时的上层统治者,为了维护本政权的长治久安,便采取了种种措施,制订了许多法律条文,以便进行奖廉惩贪,鼓励勤政,在我国封建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奖廉惩贪鼓励勤政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措施也不尽相同,有关两汉时期廉政与勤政至今不见有专文论述,故本文仅就这一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除官≠解除官职

由课本中常见的＂除＂字说起,先说＂除＂的含义是任命官职,再说＂除官＂的含义是授官。然后追本溯源,对＂除＂字进行考证其结论是＂除官＂应该表示＂拜授官职＂。最后加以辨证。

北魏免官制度影响小探

北魏免官对于免官者本人及其亲侍都会产生影响,不仅使免官者及其亲属在生活条件上受限,受心理落差折磨,还会带来政治地位、政治待遇的下降。墓志中对于免官经历的记载显示出,墓主子孙相当忌讳先辈免官经历,其潜在意识里认为如实直叙免官过往是不合道德礼制之举,因而在墓志的撰写上会采取各种有意识的“加工创作”,以此反映皇室对本家族的恩宠优待。可见,时人并不认为免官制度是一种惩治措施上的政治优待,相反,在社会观念里,免官过往是一种影响后世的耻辱,不仅有损荣光,更不能被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