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村寨旅游者表演行为的生成机制研究——以德夯苗寨为例

在旅游研究的“表演转向”思潮下,客观审视民族村寨旅游者表演行为的生成逻辑,可为深化表演性理论和优化民族村寨旅游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文章从表演性理论视角切入,以湘西德夯苗寨为考察样本,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划分受访者文本内容,探析民族村寨旅游者表演行为特征的生成机制。结果显示:(1)舞台设置、角色互动、独自表演和感知距离4项主范畴,共同组成了民族村寨旅游者表演行为生成的核心要素,文章据此构建了旅游者表演行为特征分析框架。(2)旅游者是具有能动性的表演者,其表演行为既包含角色协商和运作一致的角色互动特征,也包括反叛与服从的独自表演特征。(3)感知距离分为心理距离、认知距离,以及个体远离与超越,三者揭示出旅游者表演行为特征生成的深层次因素,影响着旅游者在民族村寨剧场舞台的具身性和认同感建构。最后,文章从增强旅游者游憩体验、加快非遗活化实践、优化民族村寨开发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启示。

“苗绣技艺”课程在资源库建设中的传承与创新

“苗绣技艺”课程资源库建设是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具体路径,能推动职业教育改革,拓展优质教学资源,实现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的目标。文章在归纳“苗绣技艺”课程资源库建设的基础上,首先分析其建设优势,其次指明其主要作用,最后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研究指出,应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基础,制定资源库收纳标准,系统构建资源库框架体系,形成分级分类机制,依托信息化平台,整合资源库+MOOC教学方案,完善资源库平台功能,提升开放共享功能。

参与旅游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

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关系脱贫成果的巩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实地调查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旅游地432户农户,通过t检验、方差分析等方法比较了不同旅游参与程度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倾向得分匹配等稳健性检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深入探究了农户参与旅游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参与旅游降低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尤其是提高了农户的适应力。在不同旅游参与程度的农户中,旅游兼营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低,适应力最高。机制分析表明,农户通过参与旅游增强了生计技能和收入多样化等内生发展动力,降低了自身的生计脆弱性。农户参与旅游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不同而存在异质性,仅生态农业依托模式的农户通过参与旅游显著降低了其生计脆弱性。恩施州乡村旅游地应提升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程度、增强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以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推进乡村振兴。

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雷山县三个苗族村落为例

探索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对非遗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扎根理论提炼影响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关键因素,并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影响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关键因素有综合利益、社会力量、理性权衡、情感联结、道德规范、政策支持和感知行为控制。综合利益、社会力量通过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的理性权衡和情感联结间接影响其非遗责任行为,社会力量还通过道德规范间接作用于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的非遗责任行为;政策支持是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强化因素,影响前置因素与非遗责任行为之间关系的方向和强度;感知行为控制直接影响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实施。研究结论不仅为旅游情境下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民族旅游地区引导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实施提供一定的管理启示。

仪式类史诗视角的《亚鲁王》与《簪汪传》

很多活态史诗是在仪式中演述的,从演述语境的角度可将史诗分为仪式类史诗与非仪式类史诗。《亚鲁王》与《簪汪传》是流传于苗语西部方言区的两部仪式类史诗,就已经整理出的文本的主要内容来看,两者可视为互文,为一部史诗的不同变异。如果将两部史诗的演述语境丧葬仪式与祭鼓仪式也纳入比较的参照元素,两者的文本结构便会被撕裂,并增添诸多不同的文本内容,就完整的丧葬仪式词与祭鼓仪式词而言,很难视为相同的两部史诗。

民国时期中国“苗图”研究探析

中国“苗图”是明清以来由官方编纂或私人纂修的中国西南民族图志,图文并茂地呈现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样貌、服饰、地理分布、生产生活方式、民风民俗等众多内容,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珍稀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民国时期中国“苗图”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刘咸的《苗图考略》和林耀华的《贵州苗民》。二者均注重对研究内容的科学化、准确化表达,以白描式陈述为主,理论性不强,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研究者融贯中西学的国际视野和“求学致用”的学术志向,可为当前方兴未艾的“苗图”研究提供启示。

文化自信视域下西江苗寨苗绣产业复兴实践研究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自信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和有力保障,也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基于文化自信视域,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法,探讨西江苗寨苗绣产业复兴实践。西江苗寨苗绣产业复兴经历了从文化自省到文化自信的过程,其背后的逻辑与张力是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创造、转化和资本化过程,是主体与价值、物质与精神、传统与创新的交融过程。面对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等多重张力与矛盾,西江苗寨苗绣产业实现了均衡性的重构,实现了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发展,为民族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

新中国初期海南黎族苗族地区提高农业生产力措施研究

海南全岛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黎族苗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实际,制定了一系列以经济-文化为主的政策措施,促进了海南黎族苗族地区由初期农耕社会-狩猎采集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转化,使得其农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基础设施迅速改进、教育文化水平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迅速地拉近了与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并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这些政策措施,既符合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又充分联系了黎族苗族地区的实际,因而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益,其亦给当今推动海南黎族苗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基于SEM模型的张家苗寨古村落导视系统设计研究

目的改善村寨导视系统的用户体验,探寻用户评价导视系统满意度的标准体系,提供客观、以用户为导向的设计流程。方法使用文本挖掘技术对用户评价原始数据进行采集,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结果进行降维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5个成分,将其设置为潜在变量,并将相关指标作为观测变量,再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潜在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层次结构,并对其结果进行拟合度分析,最后将结果用于导视系统设计实践。结果根据结构模型结果,分析潜在变量和观测变量的影响权重,得出并验证了“明确的指向性”是影响用户满意度最重要的指标,其次分别为“民族造型美感”“文化功能性”“场景交互合理”,并通过具体的观测变量因子载荷数值排序来指导设计实践。结论导视系统在实现指向性功能的情况下,还应提升民族文化附加值,通过文化符号来扩大民族影响力,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村寨的发展。

《苗族史诗》英语译介与研究述略

作为苗族民间口传史诗,《苗族史诗》自19世纪末传入西方,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先后诞生了葛维汉译本、马克·本德尔译本、张绍乔与张继乔译本以及其他节译本。《苗族史诗》在英语世界传播时间跨度长,影响深远,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国外研究论著颇丰。外国传教士的主动译介、民间翻译力量的主动参与、官方力量的主动推介,共同推动了《苗族史诗》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苗族史诗》的英译和西传,深化了全球苗族对其族源和文化的阐释和文化凝聚力量,丰富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跨界民族的文化共享和国际交流语境中将拓展更大的空间。

情与中国性:沈从文对《野叟曝言》苗地建构的承续与改写

西南苗地的情爱故事是贯穿沈从文小说的重要主题,其笔下故事的发生地“湘西”也因此世界闻名。沈从文对苗地湘西的文学建构如何受到前现代文学文本的影响,却是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沈从文小说的苗地建构,与《野叟曝言》中言说苗地的话语书写之间有着重要的承续关系:一是共享明清时期的“苗地知识系统”,二是均围绕“情”和“中国性”的话语从本地人的视角对苗地展开文学空间的审美建构。具体言之,以《边城》为例,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新情势下,沈从文经由书写苗地之“情”,重新定义了“何为中国”,从而将传统文学遗产创造性地转化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另类现代性的呼吁。

文创设计中的苗族蝴蝶纹样应用研究

苗族蝴蝶纹样承载着苗族的宗教信仰,也是苗族文化精神的艺术形态表现,广泛融入到苗族同胞生活日常中。通过探索苗族蝴蝶纹样独特的文化内涵,分析蝴蝶纹样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方法,力图将苗族文化元素与文创产品更好融合,丰富苗族蝴蝶纹样的应用领域和艺术表现形式,促进苗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文创设计提供新的创作灵感。

基于智能绣花机的数码仿真绉绣研发和工艺参数研究

为了传承苗绣文化、辅助现代苗绣产品设计研发,文章基于JANOME智能绣花机和Aritistic Digitizer绘图软件开发了数码仿真绉绣,解决了利用机器实现绉绣肌理效果的难题,并采用机针粗细、面底线搭配方式、线迹长度密度比、线迹外轮廓线宽度等工艺参数量化的方式,探究了工艺参数与数码仿真绉绣厚度的影响,对数码仿真绉绣厚度与工艺参数间的多元回归方程提出了假设猜想。此机绣方式和回归方程可提高苗绣绉绣技法的机绣效果和产品生产效率,赋予苗绣设计师更大的设计自由度。

非遗语境中的文化内涵“深描”:苗族“祭鼓”仪式活动的古经辞语汇释译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的民族性是文化民族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会通过语言的积淀得到反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解读,同样离不开从民族语言入手进行“深描”式的科学阐释。关于苗族“鼓藏节”的调查与研究,这是一项以“祭鼓”作为民族关键符号的祭祀祖先神灵活动,同时也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鼓藏节”的“祭鼓”活动中,其内容通过古经辞的丰富语汇得到呈现,而“祭鼓”仪式活动的古经辞语汇释译,不但是研究这一节日文化“深描”的基础,也是从“指称论”的语言哲学理论视角出发,准确地理解和解读苗族文化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方法。

苗药五香血藤对痛风性关节炎大鼠体质量及脏器指数的影响

目的 分析苗药五香血藤对痛风性关节炎大鼠体质量及脏器指数的影响,并探讨苗药五香血藤对痛风性关节炎的可能作用机制。方法 本次研究时间:2019年7月-2022年12月,研究对象为60只大鼠,通过尿酸盐诱导建立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大鼠模型,随机将其分为6组并对其实施不同措施,包括空白对照组(10只)、模型对照组(10只)、低剂量组(10只,五香血藤63mg/kg)、中剂量组(10只,五香血藤126mg/kg)、高剂量组(10只,五香血藤252mg/kg)、秋水仙碱组(10只,秋水仙碱0.3mg/kg),分析不同模型大鼠的各项指标变化。结果 空白对照组与秋水仙碱组无大鼠死亡,其余各组不同程度存在大鼠死亡情况;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其余各组大鼠的脏器指数与体重发生不同程度变化,与模型对照组相比,不同用药治疗后大鼠在脏器指数与体重变化特点方面有所不同。与空白对照组相比,不同模型大鼠出现炎症因子水平的升高,其中中等剂量苗药五香血藤对痛风性关节炎大鼠炎症因子抑制情况同秋水仙碱基本一致,低剂量、高剂量苗药五香血藤对痛风性关节炎大鼠炎症因子抑制效果有限,不如中剂量苗药五香血藤(P<0.05)。结论 不同剂量苗药五香血藤对痛风性关节炎大鼠体质量及脏器指数的影响不同,同时对炎症因子的抑制效果也有所不同,选择中等剂量苗药五香血藤能够更好地抑制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大鼠的炎症因子,同时保证对肝脏、脾脏与肾脏的影响,后续应持续加大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为苗药五香血藤治疗痛风性关节炎提供参考。

苗族古经辞的语言文化价值探究

苗族古经辞是以韵律体口头形式表达庄重严肃环境中用于祭祀、祝颂、调整各种矛盾关系以及日常生活中规范人们行为的哲理性文本叙述“歌”。在苗族生活中,各个文本的古经辞题材丰富多样,是苗族精神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无论是从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各民族共同祖先的认同叙事,还是生计方式共享与地方性知识共有的生存智慧认知的语境表达中,苗族古经辞的语言文化都可从各个层面体现和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实践。

苗族祭仪“布冲他力”的名称含义与仪式性质

苗语东部方言区的苗族有一堂称为“布冲他力”(bul qod tead lis)的祭祀仪式,有白天与黑夜之分。“布冲”(bul qod)是指砍掉仪式中带刺的qod(冲)树,以达到“他力”(tead lis)的目的,即解开詈、咒语。此仪式与另一种也有白天黑夜之分的祭祀仪式“叭力”关系紧密,是同一种仪式的分化。无论是仪式行为还是祭祀目的,“布冲他力”目前在各地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异与分化。

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海南苗族女性服饰的“短缺”设计特色及变迁分析

海南苗族女性的传统服饰是我国苗族女性服饰中的一种独立类型,但外界对其服饰的设计特色知之甚少。由研究可知,海南苗族女性的传统服饰具有突出的“短缺”设计特征,主要表现在上衣的前襟左长右短、蜡染裙的门襟开敞暴露等方面,但又通过上衣和下裙相互取长补短的配套设计弥补了这种“短缺”。海南苗族女性服饰具有半遮半露的独特风格,是适应海南苗族独特的地理居住环境和社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产物。同时,针对因这种“短缺”设计而引起的当代海南苗族女性传统服装样式的变迁现象,从非遗传承活态流变性规律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思考。

苗族习惯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当代价值

苗族传统文化长期积累的议榔、贾理、理老断案习惯,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治理价值和纠纷诉解工具价值,议榔、贾理、理老断案习惯的精神理念,包含有培育温情家庭邻里社会的伦理基础,补缺国家刚性司法不足的柔性调适作用,塑造个人人格行为模式的文化功能,促进民主和谐共生社会关系生成的社会机制。从价值分析的角度,许多价值对当下化解家庭邻里等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推动社会协调有机运行具有积极的价值,应当加以利用,与国家司法诉解纠纷互促互进,融通协调运行。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中,利用议榔、贾理、理老断案习惯,应当发挥好习惯的文化教育引导作用,为法治社会打下良好的道德伦理基础,用好习惯在法治留给社会自治空间中的规范调节作用,规避习惯的消极因素,使其在法治的引导下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