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的现代表征与视野传递——20世纪前期的苗疆构想与学术实践

20世纪前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先后开展了两次深入苗疆腹地的考察。这些学术活动是一种具有"国族主义"的现代性视野在西南边疆地区的延伸,使得"边疆"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现代性表征图景得到在地化的实现,并促生了一批苗族地方精英对本民族的重新审视和现代叙述。这种民族意识和学术视野的传递,不仅形塑了当时边疆学术研究的现实知识情景与思想实践内容,也奠定了现代中国对苗疆的构想图景与书写范式。

协饷供应与边疆统治秩序——以晚清贵州苗民起义为中心的探讨

协饷制度本意在于酌盈剂虚,保障缺饷省份的军需供应。贵州作为边疆省份从清初以来即为受协省份,咸同年间因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承协省份陷于战火,以贵州为代表的边疆省份协饷解送大受影响。在心腹之患与肢体之患的区分下,清政府以镇压太平军运动为急务,将边疆省份军务放在次要位置,导致兵与饷的安排畸重畸轻。考察此间贵州的军事与协饷供应,可以发现协饷制度的优点与不足,以及制度用意与实际运作之间的落差,同时也可具体了解协饷供应、战争进程和王朝统治秩序之间的密切关系。

清代“苗疆”久任制的订立和执行——兼论清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多重视角

政治制度史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形成一种稳定的论述模式,即站在国家和决策者的立场上,依托官方文献和地方志书,叙述制度的订立、演变及特点,考察制度的执行、效果及影响。这一模式优先考虑的是决策者的目标和要求,忽略了不同群体的多元认知和实践。而任何一项政治制度的订立与执行,均有众多的人员参与,所思、所行有很大的差异,所感、所写复杂而多元,形成多重独特的史料视界与叙事倾向。“苗疆”久任制是清廷为有效治理“苗疆”而筹划的一套人事管理方案,在西南“苗疆”地区长期执行。以黔省“苗疆”久任制的订立和执行为例,参与人员不仅有皇帝、部院官员和督抚布按,还有道府厅州县官员和文人士绅,共同构成制度运作的人员体系;既有提议、商讨、决策、定制,亦有颁布、执行、调适、变通,还有体验、认知、互动、反馈,共同塑造制度运行的行为逻辑,并构筑国家治理的运行生态。是以研究清代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既要关注体系内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亦要瞩目自下而上的反馈和互动,以及体系外旁观者的认知与书写。而区别史料的类型,理清书写者的立场,从多重视角考察制度的订立与执行,或不失为清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一种有益尝试。

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

元明时期新开辟的从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的"东路"驿道,不仅是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往来的主要交通命脉,并且也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政治版图的变化。本文首次提出了"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初步探讨了这条走廊对贵州省的建省、明清时代"苗疆"地区的"国家化"过程以及民族关系等所带来的影响,并对"古苗疆走廊"的地域及族群文化的特点等进行了初步整理和分析。就今后推进"古苗疆走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申报的可能性问题,也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边地、边民与边界的型构:从清代湖南苗疆到民国湘西苗族

清代苗疆泛指中国南方非汉族群的广大分布区域。湖南苗疆在民国时期被划入新的行政体系,成为边政体系中湘西的一部分。原为行政地名的湘西逐渐与当时的苗族产生紧密联系,被外界赋予独特的文化意涵。从清代湖南苗疆到民国的湘西行政区划,整体发展脉络印证了司科特(James C.Scott)的论述:国家行政治理的可识别性会导致社会与环境的重塑。民国时期各类能动者的论述,型构出湘西边地、边民意象,延续了苗疆的边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