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贵州苗族文化背景下地域化建筑设计研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城市建筑出现了趋同性。以贵州苗族建筑项目案例分析着手,通过对苗族居住环境、民居建筑、银饰、服饰、音乐和装饰等文化元素的提取和应用,得出地域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设计表达方式,为贵州今后的苗族地域化建筑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

贵州苗族传统文化造物的童帽艺术研究

苗族传统文化思想影响着生活中造物。文章以贵州黔东南苗族村落为调研对象,了解苗族文化中不仅有着繁衍生命、多子多孙的生殖崇拜,更有着重视佑护子孙长大成人的美好寓意。庇护幼童的文化行为主要表现为民风民俗的造物行为。这类造物行为主要涉及服饰、器具等方面,以此形成苗族文化造物的多个类型。内容以苗族宗教信仰为线索,一是阐述苗族“佑子观”的形成及三种主要的传统造物类型;二是以苗族孩童头帽作为样本对象,寻访民间制作人,并通过图纹、材料、形制、刺绣针法等分析头帽的传统制作工艺;三是表明苗族“佑子观”的深层意蕴下现今苗族孩童童帽的概貌。

湘黔交界区苗族传统民居平面类型及其影响因子研究

文章以湘黔交界区内苗族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性调查和实地测绘,以堂屋空间形态及堂室组合关系为依据进行平面类型划分,揭示苗族传统民居对地域自然与人文环境的适应性表达。进一步分析了苗族传统民居的接地方式、祭祀空间、火塘间等造成民居平面类型差异的因子特征及作用机制,以期维持民族建筑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为乡村新民居的建设集聚能量。

跨地方对话与地方重构——从“炼狱”到“天堂”的石门坎

跨地方对话是地方内外系统交流的主要形式和途径,是理解地方意义的重要视角,对地方的建构和再造有独特作用。贵州石门坎大花苗(族)借助基督教会的进入,启动跨地方对话,通过西方生产技术和处世价值观的吸收及民族文化符号的重构,实现民族认同的重生,达成了民族崛起。大花苗(族)自组织能力的提升、地方话语权的获得及主体地位的体现,促使其民族"自我赋权",实现地方意义的重塑。以贵州石门坎为案例,结合地理学相关分支学科的思想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跨地方对话对地方认同以及地方意义重构的作用,以期丰富跨地方的学术研究内涵、启迪少数民族文化觉醒,有助于他们能够正确把握并应对越加剧烈的外来文化的冲击。

贵州3个地域苗族人群mtDNA 9bp序列缺失频率

目的分析贵州3个地域苗族人群线粒体DNA COⅡ/t RNALys基因间小非编码V区串联重复序列9bp缺失频率。方法采用聚合酶链反应-聚丙烯酰胺凝胶法(PCR-PAGE)及DNA序列分析法进行检测。结果从江岜沙、黔西沙井、威宁龙街等3个地域苗族人群缺失频率分别为19.15%(9/47)、42.5%(17/40)和29.55%(13/43);岜沙苗族人群与沙井苗族人群9bp缺失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3个地域苗族人群mtDNA 9bp缺失基因频率较高,不同地域苗族人群间缺失频率有一定差异。

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及动力探析--以贵州苗族节日为例

节日符号是民族在长期历史实存中形成并在特定时日集中展现的相关文化元素的集合,显性地集聚表达了该民族的某些文化特性。本文通过对贵州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考察,揭示出传统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是以三种具体路径来实现的。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探讨了传统民族节日符号在新的历史转折期转型的深层动因。文章认为,国家化和市场化双重力量的交织作用,是传统节日符号转型的基本动力所在。

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现状与发展调查报告

近年来,旅游业的起飞和大量劳动力的外流给贵州西江带来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多元外来文化。如何使村民既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有效吸收外来文化,礼俗与法理得到互补与融合,促进当地稳定与发展,值得我们探讨。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活在传媒时代的苗族史诗《亚鲁王》

2012年初流传在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口传英雄史诗《亚鲁王》(第一卷)出版,改写了苗族没有长篇英雄史诗的历史,为当代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抢救的重大成果。通过实地考察和参加唱诵《亚鲁王》送灵仪式,理解参与者如何在言语交流中共同完成意义的生成和情感的传递,体会仪式中过去与现实的"共在"、神话岁月与传媒时代的无缝衔接。《亚鲁王》既是苗民的"圣经",又是他们的"百科全书"和"族系家谱",对其整理发掘研究,将会对中国史诗学甚至国际史诗学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学理思考。

先秦至汉晋时期云贵高原乌蒙山区原始农业的变迁

先秦至汉晋时期,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区原始农业逐步变迁到传统农业阶段。耕作方式从刀耕火种演变到锄耕和犁耕,生产工具从砍伐类石质农具演变到翻土类金属农具,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农田水利技术传入当地,农作物品种变得丰富起来。乌蒙山区原始农业的变迁中存在飞速跃迁和滞后性并存以及不均衡发展等现象,这与周边地区先进文化的影响、土著族群的生产习惯及中原王朝在当地的开发经营方式有关。原始农业的发展水平制约了乌蒙山区早期山地文明的演化。

黔中印牌苗族族源初探——以黔中高坡苗族乡为例

黔中印牌苗族归隶众多姓氏宗族,即便是同姓氏族也存在不同的宗族,对于其族源问题,莫衷一是。印牌苗族族源,有"汉变苗"说,有"布依变苗"说,又有高坡土著苗族被赐予汉姓一说。以黔中高坡苗族乡为例,厘清、明确印牌苗族族源史实。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教育立法研究——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教育立法方面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立法内容亟待丰富、完善。分析、研究该州的教育立法实践,可借鉴之处为:民族自治地方教育要超常规立法;立法要因地制宜、重点突出,并适时修订与完善;要加强对民族教育法律监督机制的建设。

贵州苗族服饰刺绣技艺传承创新的口述整理与研究――以台江县、雷山县为例

贵州苗族刺绣技艺是苗族传统服饰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承人的减少、民族间的交流增强等多种因素影响,许多贵州苗族传统服饰刺绣技艺有逐渐失传的迹象,因此对其的研究与整理迫在眉睫。在对服饰刺绣技艺进行记录与研究时,刺绣技艺人的口述尤为重要。本文以贵州省雷山、台江两县为例,结合田野调研,重点对当地苗族刺绣传承人以及村寨居民的口述进行整理与研究,为探索苗族传统服饰刺绣技艺研究拓展新的思路。

黔东南苗族饮食文化概述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阴雨天气多、地形崎岖不平的自然条件,以及商贾之风淡薄的社会因素,形成了喜食酸、食熏、食辣、食酒等独具特色的饮食风格。黔东南苗族饮食文化在与汉族饮食文化交融的同时,应该保留本民族的饮食文化特色。

黔西南安龙苗族绣片研究

以贵州集市上购买的一块绣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研究、实验探索等方法对绣片尺寸、材料、组成、纹样、色彩、针法等进行详细全面的观测,并通过电子、实物方式进行复原。最后,寻找相关已知来源的绣片图片作为标准,从单元纹样构成方式、色彩构成、组合方式、表现技法等方面与绣片实物进行对比,最终推断出这一绣片极有可能源自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安龙县,为后期进一步研究指明了具体方向。

从萨默斯著述中的“苗人”分类体系源流看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

国外自19世纪中叶就显现出搜求、比较、研究我国西南地区“苗人”分类体系的热潮。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学术界对彼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存在关注的盲点,资料收集尚有不少遗漏。作为新发现的文献,成书于150年前的萨默斯的著述应当被视为《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在海外早期传播和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该系列典籍研究中对海外文献的最新补充,不仅填补了早前研究中遗留的一些空白,还为深入研究清代《百苗图》《黔说苗图》增加了一些新的历史参考资料。同时,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该系列典籍及其海外传播状况,不仅能为当代有关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研究增添一些新的史料,而且对于进一步深入探讨西南少数民族历史及其人群分类具有扩展和补充的意义。

黔西北苗族芦笙文化研究评述——兼谈苗族支系芦笙文化对比研究的意义

黔西北苗族芦笙文化内涵丰富,形式上有音乐的层面要素,即芦笙是苗族社会里最为盛行的乐器,是苗族音乐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内容上有与音乐相匹配的芦笙舞蹈和芦笙语,有丧葬芦笙和叙事芦笙两大文化体系。其中芦笙语又可以看成是民间文学的范畴。一个多世纪以来,黔西北本土音乐界专家、苗学研究人士,外界相关专业研究学者均涉及到上述芦笙文化层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成就。下一阶段对黔西北苗族芦笙文化的研究,苗族支系芦笙文化之间的对比,将是更深层次解读黔西北苗族芦笙文化内涵的关键所在。

清代贵州苗疆民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司法制度的冲突表现及其成因

清代贵州苗疆是一个集合多种要素的司法场域,苗人遇有民间纠纷或轻微刑事犯罪,固然有向官府告讼的情况,却由于语言不通、书写困难、缺乏费用、交通梗阻等因素,使得司法审判在贵州苗疆,尤其是“生苗区”判案不多,主要依靠民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调处纠纷和裁审犯罪。清代贵州苗疆的民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司法制度既有冲突又有配合,共同构成该域多元复合的审判与解纠机制,二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价值追求、裁审依据和审执程序等方面,其主要原因为经济基础、法制观念与民族文化等差异。

贵州苗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路径研究

贵州苗族传统体育文化是苗族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贵州苗族传统体育文化形式多样,种类丰富,不但传承了传统项目,而且还根据需求表现出了现代化的苗族风格。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贵州苗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也产生了诸多的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与传承、缺乏创新性等。因此必须要根据贵州苗族的实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对贵州苗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路径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的推动贵州苗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生态美学视域下的黔东南苗族斗牛审美文化研究

黔东南苗族斗牛是一种综合的审美文化现象和审美文化符号,承载了很多审美文化信息,表达了深刻的审美文化内涵。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以生态美学为视角对黔东南苗族斗牛审美文化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黔东南苗族斗牛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与其民族历史、农耕经济、生活方式、民族心理、地理环境、民族风情等因素具有极大的关联;黔东南苗族通过斗牛展示民族文化、经济实力、生产力、敬牛爱牛心理、农耕崇拜、祖先崇拜等,其斗牛审美文化蕴藏在当地民众的社会结构、节日民俗、民居建筑、民族服饰、民族饮食、民族艺术、交往习俗、社会规范等文化现象中,彰显着黔东南苗族人民的审美生态性、审美乐天性、审美质朴性,表达着苗族人民的和谐的文化心理、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敬天地尊伦序的生态智慧、观物比德的审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