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线性文化遗产视野的明代西南苗疆走廊防御体系研究

明代朝廷沿西南苗疆走廊主次驿道有组织地营建了大量防御聚落与防御工事,它们成为我国重要的边防遗产。文章基于线性文化遗产理论,分析卫城、所城、屯堡、营哨、关隘、边墙等防御聚落与防御工事沿苗疆走廊主次驿道呈“带状”分布的特征,阐述苗疆走廊横跨西南四省的大尺度空间特性,发掘其沿线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试图厘清其蕴含的政治历史、军事文化、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等多元遗产价值。文章认为明代西南苗疆走廊防御体系符合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标准,期望为系统性地开展明代西南苗疆走廊防御体系的研究工作提供助力,并丰富我国线性文化遗产的内容。

苗疆地区吊脚楼地理环境适应性建筑设计研究

现代建筑设计因过度追求创新与效率,导致城市景观同质化,削弱地域特色的独特魅力。本文分析朗德苗寨与凤凰古城吊脚楼实例,揭示地形、气候和生态适应策略。吊脚楼通过“架空”与“坐山”手法应对复杂地形和湿热气候,尊重生态。其材料、布局和文化融合为现代建筑提供可持续利用、气候适应和文化传承的借鉴。

西南苗疆走廊明清军屯后裔防御聚落衍化探析

苗疆走廊作为我国五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元明清以来内地通往云贵高原的国家官道。明清以来,在国家力量主导下沿苗疆走廊主驿道营建以卫城、所城、屯堡、营城、关隘、哨所等为主的防御聚落。云贵高原的屯堡文化与西南明清军屯后裔防御聚落的形成有深刻的内在逻辑。以屯堡文化为切入点,考察苗疆走廊,发现其沿线存在与明清军事移民有关的“军屯后裔族群”,如“喇叭人(苗)”“穿青人”“隆里老汉人”“屯堡人”等。通过对明清军屯后裔的典型样本分析,阐述苗疆走廊屯堡文化遗产的显性和隐性特征的强弱程度,将屯堡文化区划分为核心区和亚区。根据明清屯堡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互动程度将以贵州为核心的西南苗疆走廊防御聚落分为滇黔交界的彝汉融合型、黔中地区的布汉融合型和湘黔相连区域的苗汉融合型三类,并分析其空间分布规律与衍化特征。通过深化苗疆走廊研究内容,拓展西南屯堡文化的研究视域,为开展明清西南边防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布依族传统村落与建筑的地域文化探析——以“苗疆走廊”云上村为例

云上村是“苗疆走廊”上典型的布依族传统村落,拥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文章通过对云上布依族村落进行深度田野考察,分别从村落与建筑的自然适应性、社会文化性、技术性三个维度阐述云上村的建筑地域文化特征,总结了云上村布依族村落与建筑的自然适应性主要体现为对气候、地理环境的适应,以及村落与环境的共生性层面;深厚的社会历史、丰富的宗教内容、农耕为主的经济结构、多元共存的文化基因以及村落肌理的社会演变为村落与建筑社会文化性的外在表现;建筑空间、建筑结构、建筑模数、建筑材料、建筑装饰等方面彰显了建筑技术性。通过对云上村村落与建筑地域文化三个维度的研究,为布依族村落的保护利用及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交往交流交融:苗疆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路径

根植于地域文化、社会与生态之中的苗疆传统体育,作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显著作用和独特价值。采用体育学和民族学相结合的视角,从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到深度交融依次递进和不断深化的三重路径,分析苗疆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理路。研究认为,交往记忆、交往机制和交往空间有助于加强苗疆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泛交往路径;技艺交流、文化交流所形成的文明交流互鉴新格局,有利推进苗疆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交流路径;通过学校教育、非遗传承、赛事活动、乡村建设和全民健身5个维度,可以促进苗疆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度交融路径。

苗疆开辟与苗疆社会的重建——以雍乾时期黔东南土司设置为视野

康熙末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袭占拉萨、危害川滇,西南边疆局势岌岌可危。为巩固边防,维系湖广经黔入滇道的畅达,清廷采取了开辟黔东南苗疆"生界"之策。但在开辟过程中,由于经营未得善策,引发了黔东南苗民大起义,危害了清廷在西南的统治。面对如此之局面,清廷直接任用当地征苗有功者、或土人为土司,以代理朝廷实施间接统治,这一经营策略,由于能兼容苗疆实情与清朝的治边理念,为西南边疆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封建剥削”抑或“民族压迫”:近代民族地区农家致贫因素再讨论——以苗疆为例

近代以来,围绕农家贫困的原因就一直争论不断,苗疆可为此讨论提供民族地区的例证。清以来,在苗疆经济曲折发展的背景下,近代苗农生产生活的贫困状态已经日常化。在致贫因素中,苗疆内部的阶级矛盾并不突出,土地的占有相对分散,地租的剥削并不严重,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谐。相反,外部的异族压迫和政府盘剥才是苗民贫困状态日常化的主要原因。

关于开辟苗疆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开辟苗疆的研究中虽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如开辟苗疆主张是谁提出的、开辟苗疆的手段、开辟苗疆贡献最大的人和开辟苗疆性质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会进一步促进开辟苗疆问题的认识。笔者对此提出一些看法。

地名文化视野下清代湖南苗疆治理——兼论苗疆区域地名文化差异

现代地名中历史地名可以反映一地历史发展轨迹,统计与分析湖南苗疆各市县地名,发现其历史地名中包含了众多与历史时期"民族治理"相关地名,以明清两朝苗疆治理地名尤甚,反映明清两朝苗疆治理具体措施与设置及其对于区域的影响,同时以地名形式表达了本土话语对于"苗民起义"的认识。比较这些地名,发现其在分布上存在较大空间差异,反映着不同时期王朝苗疆治理重心的转移,揭示了不同时期王朝边疆经营策略的变化过程。

清代开辟苗疆性质研究述评

目前学术界对开辟苗疆的性质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开辟苗疆属于改土归流的范畴,另一种观点认为开辟苗疆不属于改土归流的范畴。这两种观点都各有其立论的依据,以及其依据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可商榷之处。笔者认为,解决开辟苗疆的性质问题关键是如何正确理解改土归流和黔东南苗疆"生苗"地区有没有土司的问题,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理解不同,必然对开辟苗疆性质的理解出现差异。

张广泗治理苗疆述略

张广泗不仅在调查基础上提出了开辟苗疆的主张和开辟苗疆的策略。在具体实践中,张广泗身为巡抚却亲临前线指挥,为开辟苗疆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广泗平定雍乾苗民起义,巩固了开辟苗疆的成果。

“在田野中寻找本文”——简评《苗疆考察记》

徐新建教授的《苗疆考察记》发表于1997年,这是一部从人类学视野出发的田野考察文集,也是彭兆荣教授主编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之一。文章从人类学的表述角度对其进行评论,力图对田野与文本的关系问题加以梳理,同时提出自己的浅见。

从现代地名看苗疆地区土司军事活动——兼论苗疆地区土司军事建制及防御系统

苗疆地区地处西南边陲,民族众多,历史时期一直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区域。元明清时期,为了更好的统治这一地区,开始在这一地区实施土司制度,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由此土司通过其在苗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对苗疆地区实施统治,产生了政治、经济、军事活动行为,影响苗疆地区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融入苗疆地区历史进程,对苗疆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了正史资料记载外,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名中也留下了大量与土司活动相关的地名,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坊间流传,更加真实地体现了土司制度对于苗疆地区基层的影响之深。本文拟从现代地名遗存中发现并讨论苗疆地区土司的军事相关的活动与建设,以更为贴近现实的角度了解土司制度在基层地区的实施。同时,也通过苗疆地区现代地名简单的讨论土司制度对苗疆地区的总体影响。

19世纪湘西苗疆半职业管理阶层与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的近代性变迁

19世纪湘西苗疆屯政在中国屯政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创新了屯政组织与管理,而且对苗疆多民族社区各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层次影响,乡村社会半职业管理阶层的出现就是其影响的重要体现。这个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国家与乡村的分离状况,从而在苗疆乡村社区中,逐渐形成了国家权力、乡村自治权、社区传统权力三权并存的结构。这个权力结构虽然还不是近代权力结构,但其已经具备了近代性的一些特征,这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苗疆走廊空间文化基因研究——以安顺屯堡为例

苗疆走廊是元明时期开辟的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的主要交通命脉,是以汉文化为底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谐共生的典型空间代表。研究苗疆走廊民族交融与建筑文化的相互影响,探究走廊聚落空间形态形成与演变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力,能为总结汉族移民大通道上民族交融的宝贵历史经验提供空间维度的案例。依托城乡规划学科背景,基于文化基因的视角,以活态遗存完好的安顺屯堡聚落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文化基因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历史文献研究法、建筑测绘法、形态类型学等方法对屯堡聚落的空间文化基因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屯堡聚落呈现三种典型的空间文化基因,分别是天人合一、中轴线和层级防御。它们均是汉文化基因在特定历史背景、地域自然环境和民族交融作用下的在地性空间转化。

“走廊”研究启示:跨越族群的“地域共同体”建构

本文在探讨“三大民族走廊”特点的基础上,就“苗疆走廊”研究率先提出的“地域整体性”和“文化共性”等问题做了回顾和进一步的阐述。继而通过梳理和总结贵州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研究中所面临的裂痕和困惑,以近期全国关注的贵州“村超”活动为例,就多民族地区的“地域共同体”建构问题提出了若干思考。文章提出应把多民族地区地域共同体建构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探讨民族文化多样性背后共通的底层逻辑等观点。

苗疆走廊传统村落民族文化谱系多样性及融合性特征研究

揭示民族走廊传统村落文化谱系多样性及融合性特征,对该类型文化线路遗产特征保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华民族文化谱系“多元一体”格局的走廊缩影认识,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以苗疆走廊为例,基于民族族别背景对廊域内传统村落民族文化谱系进行识别,利用增加研究样地、多样性指数、杰卡德相似系数等方法来展开研究。结果表明:①苗疆走廊传统村落有12类单民族及2类多民族融合文化谱系,走廊可划分为II区段及V区段;②汉少融合、苗是全廊域特征谱系;旱驿路区段的多样性最为脆弱;③全廊域有6类稀少/濒危谱系;④水驿路、旱驿路区段的特有谱系分别有3类、6类;V区段之间汉少融合、苗、汉为共有谱系;⑤全廊域、旱驿路、福泉-普安区段之间的谱系构成相似度较高;水驿路、洪江-镇远区段之间相似度最高。整体而言,苗疆走廊传统村落民族文化谱系中以汉文化为纽带的融合谱系特征明显,各谱系在走廊中“多元共生”“多元一体”格局特征明显。

苗疆走廊汉传民间舞蹈的“同构异态”——以贵州“花灯舞”为中心

苗疆走廊是一条横亘云贵高原的“活态”文化走廊,有20多个民族分布其间,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花灯舞”是汉传“花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于明清时期随汉族移民传入云贵高原地区,其传播区域主要是苗疆走廊沿线地区,具有较明显的“线性文化空间”特征。云贵地区“花灯舞”具有自身的地域特点,也深受苗、布依等族民众所喜爱,但其底层逻辑依然是相同的,在舞蹈形态上呈现的民族民间多样性特色本质上是“异态”而非“异质”。

苗疆开辟前后黔东南农业生产模式变迁——基于清代至民国初期的考察

清代开辟苗疆后至民国初年,黔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模式从刀耕火种转变为灌溉农业,这得益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官府因地制宜的农业发展政策以及汉人移民所带来的先进农业技术,这不仅是黔东南少数民族与汉人移民交流共融的结果,更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内地化"的缩影。

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交融研究--以苗疆走廊为例

历史上,随着苗疆走廊的开辟,大量汉族人群涌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并逐渐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促进了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交融。从西南民族舞蹈文化的相互交融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受汉文化影响的西南少数民族舞蹈文化,二是受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汉族舞蹈文化,三是表达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共有历史或故事的舞蹈文化。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的交融性客观体现了西南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与文化特征。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