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乐人诗的新开拓

中唐雅乐建制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俗乐却因为君王喜好及朝廷鼓励与政策支持、宦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及藩镇的着力追求而走向全面活跃,这种发展格局带来了中唐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由于诗歌的创作与表演是中国古代社会宴会的传统内容,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对中唐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风气的影响,作为中唐音乐诗重要类别的乐人诗有了新开拓:就内容而言,淡化了乐人的容貌描写,重视刻画他们的表演神态,并以容貌来反衬精湛的技术;注重乐人的技艺描写,详及表演的过程、曲目和歌辞等;全方面描绘乐人的生活,包括拜师学艺、受雇表演、日常生活和人生归宿等;深入乐人的精神世界,涉及其对音乐的热爱精通、丰富情思、文学才华及对友谊爱情的珍视等。就情思而言,不但表达对宴会主人或乐人雇主的感谢,而且涉及诗人的自我人生感怀、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以及对过往历史的反思等。全面考查音乐雅俗流变、宴乐之风及中唐乐人诗三者的关联,对于了解唐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丰富及审美风尚的变迁等有重要的价值。

当代日本汉学家中唐诗研究的内在特质——以川合康三、赤井益久与松本肇为中心

川合康三、赤井益久、松本肇等当代日本汉学家对于中唐诗风新变的现象有着探赜索隐般的发现,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新颖与独特方面:他们从中唐诗歌日常生活题材的拓展、风景象征意义的重构,以及对同时代诗人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深刻揭示了中唐诗风新变中个人化、平民化视角所带来的对平淡日常生活的礼赞,以及这种有别于盛唐宏大叙事而关注个人多样性存在的小叙事特点。川合康三认为中唐诗风新变这种文学领域个人化审美的转向,为宋代文学所接受和继承,恰好呼应了史学界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转型说。本文认为,当代日本汉学家的中唐诗研究以小见大,揭示了中唐诗歌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而且在中日诗歌比较研究学术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晚唐西北防御与区域联动问题研究——兼论唐朝与吐蕃、回纥、南诏、党项的博弈

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边兵东调,吐蕃在攻陷陇右后,兵锋直指关中,京畿岌岌可危。为缓解关中军事压力,阻遏吐蕃东进,唐廷责令沿边藩镇进行区域联动,从侧翼发起反击。中唐时期,主要表现为三川与关中的联动,其中尤以西川牵制作战最有成效,唐廷还通过结盟回纥,策划南诏归唐等方式,对吐蕃构成威胁,关中防御压力大为减轻。晚唐时期,随着吐蕃、回纥的衰亡,南诏、党项遂成唐朝的新边患,关中与三川的区域联动发生重大变化,西川由牵制吐蕃入侵的主力,沦为南诏的蹂躏之地;各地藩镇从防秋关中,转为在西川等地的防冬,西川不仅丧失了策应关中的能力,反而成为关中防御的负担,西北防御体系崩解,唐王朝也随之灭亡。

物我合一:中唐物铭文体之文化精神论析

物铭是古代铭文文体中的一重要分支,器物铭创作之始,内容简单,内涵单一,此后经魏晋南北朝而逐渐发展,及至中唐,器物铭文的内容和含蕴渐而丰富具体,体现出“物性”和“人性”的统一,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梳理中唐诸篇器物铭文,对其记载的历史内容和文人事迹进行探究,同时探析其所体现的中晚唐文人风尚。此外通过分析中晚唐瘗物铭文,亦可探赜当时文人怀古伤时之感情趋向与思想变迁,梳理当时的文化精神。

京畿空间与中唐吏隐诗学的体系建构

中唐是吏隐主题诗歌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而中唐吏隐诗学的发展定型与京畿空间关系密切,具体是由钱起、韦应物、白居易、姚合等京兆府畿县县官推动。京畿空间是仕与隐交织的场所,为吏隐主题的形成提供了自然条件。诗人“官”与“吏”的双重定位、地方官与中央官交集的工作环境营造了吏隐主题创作的政治前提。“文以饰官,隐以淡吏”构成了创作群体的情感表达。“幽”与“闲”的交响显示出创作群体的审美趣味。萌芽性、间歇性、持久性反映出中唐吏隐主题诗歌的演进特点。中唐京畿吏隐诗学的产生、构成、变化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唐五代词研究

村上哲见的唐五代词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探讨了词体源流的相关论题;二是对中唐的词进行探讨,对本身是绝句而被看作歌辞的作品和由诗人创作非诗长短句的词进行了辨析;三是着眼于西蜀词和南唐词这两大五代词群体,对五代词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讨论。村上哲见的唐五代词研究,在词学通论性研究方面有诸多创见,体现出其“诗词贯通”的基本学术思想和以实证为基、重视对比研究的特征。但瑕瑜互见,村上的唐五代词研究过度强调词的发展演变与艺术特征,对具体词人、词作思想内容的考察较为缺乏,历来深受推崇的李煜词未有深入论及不免有所缺憾。

论中唐文人社会角色的变迁及其特征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社会角色。唐前士人的社会角色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唐代士人社会角色的变迁是与唐代社会政治的变迁紧密相连的。儒士、文人和官僚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唐代文人的基本面貌。从社会身分的角度看,活跃在唐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几种社会角色,基本上可说是郎官、翰林学士、谏官、幕僚、州官等等。这几类人中,除了翰林学士是新产生的一种社会角色外,其他几类基本上是在原有的官僚体制格局中略作调整;但郎官、幕僚和州郡官之流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尤为活跃,所起的作用也更加明显。科举和入幕,特别是科举,成为士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转换社会角色的两大基本途径。大多数士人都走过这条坎坷不平之路。而科举和入幕的共存,集中体现了唐代士人社会角色变迁的时代特征。

论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唐南贬诗人诗作均有屈原情结。刘禹锡、柳宗元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突出怨愤精神;元稹、白居易理性较强,对屈原的忠直精神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意志;韩愈与李绅通过与屈原悲惨遭遇的比拟,抒发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偏重于个人情怀的表现。初盛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是中唐诗人的渊源,二者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中唐时的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论白居易中隐的特质、渊源及其影响

中隐是中国传统隐逸观念的重大转折,是大、小隐之间的折衷与调和,它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道统与政统的矛盾纠葛在中唐社会政治文化作用下的独特产物。中隐随着白居易仕宦生涯的黜陟而日渐显豁,它以闲散官、地方官为隐,就其本质来说也是一种吏隐。白居易中隐的处世法则与生活哲学对后世文人特别是宋人的出处进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唐时期老旧之物的文化政治

文章通过检视中国中古文学中对老旧之物的态度,论述公元8、 9世纪之交一种感伤文化的出现。这种感伤文化显示了中唐作家对人与物之间的模糊界限感到的强烈不安,也显示了在一个文化和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它一方面预期了北宋的好古与集古精神,另一方面也揭示深受目的论影响的唐-宋转型叙事中存在的漏洞与裂痕。

中唐文士阶层赏玩之风的审美意蕴——以白居易为中心的考察

中唐文士阶层盛行赏园、赏石、赏花、游玩等休闲活动,形成了一股富有审美意蕴的赏玩之风,折射出中唐文士审美生活的丰富样态和多元面相。中唐文士阶层赏玩之风推重悠闲自得的审美情趣,追求适意为尚的审美理想,推崇"境心相遇"的审美境界。中唐赏玩之风深受庄子齐物论、南宗禅张扬自性等思想的滋养。审丑尚怪之风是中唐文士阶层赏玩活动的特殊形态,在张扬审美个性、引领文士阶层审美时尚和审美观念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开创审美新境界的中唐赏石风尚

文章旨在讨论中唐以来石头作为独立的艺术欣赏对象出现的风气之变,试图通过阐述中唐社会文化发展之变化,文化和艺术的互动影响,阐释石头作为中国文人的独特审美类型,在盛唐时期兼收并蓄、博大蕴深的新的审美观达到圆熟境界时,品评石头出现具象与抽象共赏的审美原则以及赏石与人格的对象化的新风尚。

中唐文儒的诗文新变

中唐的历史变局,推进了天人关系的理论思考,并逐步颠覆了盛唐诗文书写中"心物同一"的体验模式,书写者成为"造化"的打量者与参与者,其与世界的和谐至此打破,怪奇、晃动的世界成为中唐文儒生存体验书写的重要意象、日常的世界被频繁书写。与此同时,为确立儒学的核心价值,"言尽意"的坚持则为必然之途。影响所及,中唐诗文中尚议论、言求其尽、象求其确的理论与实践之尝试触处可见。此外,因中唐的时局变动所产生的连带效应,诗文兼擅的"通才"成为文儒的典范。

论中唐骈散相争与韩愈的“破骈为散”

韩愈"破骈为散",改变了六朝以来骈文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其破骈为散的主要方法一是增加句子的字数改变原来的对仗;二是故意把原本可以作为好好的对句改为不对仗的,几个很标准的句式已经构成对句长联,他又突然增加一句,打破骈文的对仗形式;三是把对仗句式演变成排比句式;四是强调"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破骈为散,体现了骈散相争的对立而又互融的特点。

生化汤和米非司酮联合利凡诺用于中期引产的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生化汤及米非司酮联合利凡诺用于中期引产的临床疗效。方法:将120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对照组各60例,对照组采用利凡诺进行中期引产,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生化汤与米非司酮,观察宫缩启动时间、排胎时间、出血量及引产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宫缩启动时间、排胎时间、平均出血量、引产成功率,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为20.00%,对照组为98.33%,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采用生化汤和米非司酮联合利凡诺用于中期引产,可缩短宫缩启动时间、排胎时间,减少出血量,减少并发症。

唐朝中叶以后“华夷”格局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华夷”格局主要由于受到汉族和诸少数民族力量对比的影响而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过程。以“安史之乱”唐朝走向衰弱和周边多民族兴起为标志，传统的“华夷”格局受到破坏，儒家“华夷”观念和正统观念受到巨大冲击，这折射出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曲折进程和儒家民族关系学说的嬗变轨迹。

论中唐单篇传奇的文体建构

中唐单篇传奇的出现,确立了传奇体的范式与基本内涵。无论是外在形制还是内在叙事模式,中唐单篇传奇与先唐志怪志人小说、初盛唐传奇小说以及史传文类都有着显著不同。中唐单篇传奇是进士文人显扬笔妙的有意创设,在叙事时空的生活化与私密化中通过细节真实来塑造人物情感与故事逻辑的真实,从而让小说文本情美兼具。因此,中唐单篇传奇在流播过程中其"传奇"作法被文类化,作品也逐渐经典化,进而在现代学术体例草创期建构小说史时被定名为文体概念的传奇体。

康海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明代中期的文学地位

通过对康海在散曲、散文、诗歌方面的创作思想及其作品分析,认为康海是明代中期文坛的重要人物,在明代中期是可以与李梦阳相提并论的文学家,他们共同领导了文学的复古运动,对明代中期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由于其性格耿介直率,张扬凌厉,受到"刘瑾事件"影响,罢黜回乡后又过度的放浪形骸,纵情恣肆,引起了后人对其品格误解,但这并不能影响其文学成就及文学地位。

韩、白对中唐寒燠异常的不同感知与书写

《新唐书·五行志》所录唐代寒燠异常现象,首见于显庆四年(659),至中唐时期(765—835)而明显加剧,除了贞元十九年(803)的三月大雪、夏季亢旱、秋天早霜,甚至在元和十五年(820)至长庆元年(821)先后出现了三月雹、八月雪、仲春二月海水冰的寒燠异常极端气候。与《五行志》的记载相比较,中唐诗人的寒/燠感知与书写,整体而言,未能充分反映当时剧烈的寒燠异常现象,并且集中在白居易与韩愈两大家身上。藉由韩愈、白居易对寒/燠的同时异感,探讨诗人对自然环境变迁议题的敏感度与掌握能力,以期能对诗歌的抒情传统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有所回应。

《枕中记》与中唐士人心态的转变

《枕中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传奇文,然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自身的艺术成就。《枕中记》所代表的内向性和游戏性特征,是影响整个中唐士人心态的两种倾向,而且这两种倾向正是中唐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所造成的。《枕中记》作为唐传奇进入兴盛期的标志性作品,同时也是整个中唐士人心态走向重大转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