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角下的乡贤之治研究

乡绅群体是中国古代法制体系中官府和乡村社会的纽带,是国家征收赋税、维护治安和信息传输的重要管道,在基层政权构建、秩序维系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民国以降,乡绅逐渐为乡贤所取代,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也有所减弱。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进城导致的农村空心化,严重影响了乡村社会的治理生态。如何破解农村治理困境、扭转农村公共事业发展颓势、推动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需要认真总结中国古代乡绅治理的经验,还要借鉴西方乡绅治理的法治要素和契约精神,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乡贤群体建设乡村,造福家乡的积极性。

太平天国时期安徽士绅的分化与地方社会

太平天国时期,安徽士绅阶层面对复杂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在地域政治方面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而出现了严重分化。本文考察了战争期间安徽士绅的诸种面相,分析了影响士绅行为抉择的因素及其对地域政局走向、地方社会的影响。

清代地方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乡村社会是清代国家的基础。封建国家两个最主要的追求:赋税和安宁,都落实在乡村。清代乡村的治理主要依靠这样几种权力和权威:以保甲制为载体的官权、基于血缘关系的族权、以对乡村知识的垄断而形成的绅权和源于皇权的封建教化权。在上述诸权的合治下,民生低下,民权被严重压抑以至于基本不存在。这一切构成了清代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从《颜氏家训》看颜之推的思想矛盾

颜之推是一位博通的学者，他经历特殊，一生历仕四期，他的思想在其著作《颜氏家训》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从《颜氏家训》中可以看出颜之推在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内外两教的态度等方面表现出了看似矛盾的一面。

明代温州书院体系的构建及特征

在温州书院发展史上,明代承前启后,其地位显著,形成了以地方官府、士绅、乡村宗族为主兴建与维护的主要力量,在空间上涵盖府、县、村都的三级书院体系。三类书院在建院规模、培养理念、教学与管理上呈现出各自的特征,有效弥补了地方官学教育的不足和弊端,培养了大批经世人才,起到教化乡里的功效,推动了明代温州文化的繁荣。

明代士人对宗祠主祭权多元化的思考

明代宗祠祭祖礼仪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宗子主祭"的垄断格局被打破,出现了支子主祭、族长主祭、宗子与支子同主祭等多种形式。在明代新宗法形态下,明代士人对宗祠主祭权多元化的状况有着不同的思考,从不同方面探讨宗祠主祭形式的合理性,反映了祭祖礼仪落实于社会之后的复杂情状。明代士人的不同议论透视出他们对待祭祖礼仪的态度是相当灵活的,同时也是谨慎和有所持守的。一方面,宗子主祭的礼仪原则不可轻易,另一方面,宗子主祭的礼仪原则不可不易。如何折中调和,取决于社会现实和礼仪精神的双重限制。

明清北方士绅群体的兴起与宗族的构建

明朝中后期以来,随着学校、书院等教育文化设施的发展,北方地区文风得以兴盛,逐渐涌现出以大儒孙奇逢为首的士绅群体。他们成为维护地方社会礼仪秩序的中坚力量。而在北方士绅群体不断崛起的过程中,受孙奇逢宗族思想与实践的影响,当地的士绅群体也不断地进行着本宗族的构建与完善。

两晋南朝广陵高氏之兴衰

西晋后期,广陵高氏因高悝之入仕而崛起。高悝得元帝之赏识,历仕高官,家风亦开始向文化家族转变,及晚年因故遭到贬斥,家道中挫。高悝子高崧以文化素养得何充征辟入仕,成为何充之心腹,历任要职。何充死后,高崧转入简文帝阵营,历仕清显,并协助简文帝多方联络皇室与各大门阀士族,共抗桓温,家族亦开始融入门阀士族行列。及至高崧子高耆时期,广陵高氏已成较为高等的门阀士族。再至隋唐之间,高氏家族似已有所衰落,在中央政权中默默无闻。广陵高氏之兴衰,反映了两晋时期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也是魏晋以来门阀制度从建立到衰落过程的缩影。

唐代社会族群划分与变动研究

唐代是我们中古时期最后一个讲究门第和郡望的朝代,其时族群可划分为士族、小姓和寒素三类。士族含义有三:一是虏姓、郡姓和蕃姓;二是传统的世家大族;三是新族。小姓一直以来较少受到关注,其含义指以地方大姓和豪强为主的群体,小姓群体为了保住既有经济地位或进入士族,往往需要在政治上谋求出路。小姓文士承担了家族兴盛的任务,需要与寒素文士一样寄身科举之途;但他们多富于财,求仕心理相对平和,当然有时也会以此打通关节,谋取仕进利益。小姓和寒素阶层要想进入士族,最为主要的途径是通过科举考试之进士科成为衣冠户,享受免除赋役的特权,而士族则需要通过子弟进士登第保住既有的家族地位和特权,这就形成了唐代进士科越来越受重视的局面。

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特征与影响

北朝时期,以荥阳郑氏为代表的汉族士族与宗室统治集团结成了巩固的婚姻联盟。郑氏的宗室婚姻主要发生在孝文帝定姓族之后,且不同房支在宗室婚姻中的地位亦不同,另外还有嫁多娶少、不计行辈等特征。郑氏的宗室婚姻对该家族的政治成败、礼法门风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士族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论谢庄之思想精神——基于门阀士族衰落的历史视角

谢庄是一位儒、释、玄兼容的文学家。作为世族门阀之子弟,其肩负着振兴家族、保全家族之重大使命,故而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严肃面对现实,既积极进取又适时"止足",令自己处于游刃有余的境地。同时,在玄风仍存、佛风正盛的时代文化背景下,他又沾染玄、佛之思想,但此两种思想只是作为调剂品在指导着其人生,并未占据主流。

“侯景之乱”论析

爆发于梁武帝统治后期的“侯景之乱”,是六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是梁武帝腐朽政治发展酿成的苦果,梁武帝对侯素投梁处置的失策,激发了侯景的起兵反梁;而侯景利用梁境内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又攻陷了建康台城。“侯景之乱”不仅实际导致梁朝统治的垮台,而且对六朝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六朝政治的一个转折点。

神圣与世俗之间:“沙门不敬王者”的再考察

永嘉之乱 ,名士、高僧大量南徙 ,江左佛教盛于一时 ,“士大夫佛教”和“王室佛教”正式形成 ,佛教开始了上层化的传播路线。高僧与士族、王室交游频繁 ,佛教在义理与物质两方面均获得很大发展 ,但也因此卷入了士族间的权力争夺。成帝咸康六年 (公元 340年 ) ,庾冰、何充关于沙门应否致敬王者的争论 ,是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案例 ,此前研究多从伦理层面的解释是不具说服力的。本文将争论置于门阀政治的权力格局之内 ,从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门户之争的角度重新加以考察 ,以见江左佛教在兴盛背后尴尬的处境 。

论国家、宗族与乡绅的关系——以抗战时期闽中学田案为考察对象

抗战爆发后福建省府内迁,为了解决粮食紧张、财政困难,进行学田改革,引起了宗族内部新旧士绅之间、政府与宗族之间激烈的地权之争。在这一过程中,旧士绅的土地占有权被剥夺,新士绅不断侵占土地,政府对土地资源的控制加强,由此引起的乡村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琉球的出版文化與琉球漢詩集

琉球王國久米村人,系明朝由福建移居琉球的華人後裔。歷史上,久米村人一直承擔著琉球與中國的貿易和外交往來;琉球漢詩的創作與出版也主要出自久米村人之手。琉球人創作的詩集,在中國的北京和福州,以及日本的京都、江户和大阪均有出版。?本文在琉球的出版文化這一場域中,對久米村人的出版活動,尤其是漢詩集的出版情況進行考察,並確認和評估其在東亞海域文化交流中的歷史意義。

晋宋之际门阀士族由竞进到退让的历程

晋宋之际 ,政局多变 ,已趋于衰落的门阀士族积极投身政治运动 ,期冀在新王朝重振家声。随着刘宋皇权的日渐加强 ,统治者对门阀士族采取了种种限制、打击措施 ,迫使他们不得不从竞进转向退让 。

东晋土族政治中的桓氏与何氏家族

谯国龙亢桓氏与庐江灊县何氏是东晋时期的两大侨姓士族,但桓氏大起大落,何氏则绵延不绝。造成他们兴衰历程迥异的原因,可以从两家的家族根基、文化背景、政治态度几个方面来探讨。对比考察两家的兴衰之迹,以有助于对东晋士族政治的理解。

河洛康百万家族:身份、作用与兴衰

康百万家族作为豫商的典型代表,延续了12代,历经400年的辉煌,其崛起背景正是明清工商业的繁荣发展时期。同时康家子弟通过科举以及捐纳、恩赐等方式获得功名,他们的身份既是商人也是绅士,体现了传统社会中绅、商的初步对流与融合。作为地方绅士,康百万家族受官府倚重,在乡村社会积极承担着慈善救济、公共工程修造、武装防御、发展教育等多种职责。亦绅亦商的身份使得他们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具有一定特殊性,绅士身份为康家经商提供了支持,同时其对政权的依附性也决定了家业的没落。

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

在清代全国团练兴起的大背景下,结合贵州具体史事,分析了贵州团练兴起的原因,介绍了贵州团练的名称,规模及其经费来源,并通过地方基层制度保甲制和基层社会重要构成部分宗族与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着重分析在社会大动乱时期保甲制的困境造成团练兴起的必要性及宗族与士绅组织团练的原因。通过团练与官府的关系分析其在维护传统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剥蚀离心中央政权的二重性,从而揭示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