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长安献帝朝廷的地方控制

初平元年,董卓挟汉献帝及公卿大臣迁都长安,王允深悉府库所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性,匆忙之中仍择其要者带往长安,使长安献帝朝廷保留了管理地方的信息基础。联络路径的畅通是保证政令下达的另一重要因素,虽然迁都与战乱造成道路阻隔,但地方官员和献帝朝廷都有联络的需要,他们以私行、绕道、昼伏夜行等方式打通了路径,维持着长安与地方之间的政治联系。

广州地区出土西汉青铜器矿料来源分析

广州地区出土汉代青铜器数量众多,在考古学方面研究成果不少,但通过科技考古研究其产地的却不多。为研究广州地区出土西汉青铜器矿料来源,通过对广州出土西汉青铜器进行成分分析和铅同位素比值测试,与广西、江西、云南、贵州、安徽、湖北、河南、河北、北京等地出土同时期青铜器成分进行比较,发现西汉中晚期各地青铜器合金配比情况基本趋同。且根据含砷等微量元素这一显著特征,认为与广西合浦出土同时期青铜器矿料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测试的铅同位素比值高度集中,其矿料应该来自同一个地方。分别与广东、贵州、云南、陕西、河南等地战国至西汉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进行比对,发现与广东、贵州、云南出土青铜器矿料来源同属一个大的成矿区,与河南、陕西等地明显区别。验证了学者们在考古学研究认为岭南地区出土西汉青铜器产自本地的观点。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三座东汉墓发掘简报

2018年10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布里村新发现的3座东汉墓进行了发掘。3座墓葬形制基本完整,虽经盗扰,但仍出土随葬品119余件(组),主要为陶器,还包括少量铁器、铜器以及若干钱币。此次发掘为研究西安、咸阳地区东汉时期的丧葬习俗、社会生活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论东汉后期夷夏观念中的两种逻辑——以“弃凉之议”为线索

罗志田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具有两面性,同时包含着“开放”与“封闭”两种逻辑。东汉后期的“弃凉之议”展现出夷夏观念内部两种逻辑的对立与冲突。主张“弃凉”者拒绝承认夷夏之间的互动,认为应当割弃凉州以永绝“夷狄”之扰,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封闭性。王符等反对“弃凉”者则强调“王者无外”,认为圣王即使是对“夷狄”也负有教化责任,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扩张性。虽然争论双方的观点导向截然对立的政治实践,但无论何种夷夏观念,其根本前提均为夷夏之间在道德上有着高下之分。具有歧视属性的夷夏观念加剧了汉羌冲突,而汉羌冲突最终将东汉王朝推向覆亡。

两汉时期黄河水患与中游土地利用之关系

对史料重新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解读,结合现代水文、地貌、土壤侵蚀的观测研究成果,就两汉黄河下游水患和中游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的观点:(1)《后汉书》有关水患的记载简单笼统,但对伊洛河洪灾记载相对详细。当时伊洛河曾多次发生大水,甚至发生淹及洛阳城门和皇家园林的特大洪水,这些洪水涌入黄河干流同样可能导致下游水患;(2)自AD11河决魏郡后,一直到AD69王景治河的58年间,下游既未堵塞决口也未大规模治理,洪水来时任由泛滥。显然《后汉书》中没有具体记载是有意或无意漏记;(3)对史籍中东汉大水、水出等记载逐年逐次排查,发现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王景新河仅使下游安定了36年而非过去认为的800年或83年;(4)东汉时期中游农耕人口比西汉减少近3/4,而河口镇至龙门间农耕人口减少九成以上,同时迁入大量游牧民族。原始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主要原因。

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洪渎原成任墓地发掘了一处东汉晚期家族墓地,出土了两尊金铜佛像,它们是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可独立供养的金铜佛像。通过对其形制特征、制作工艺和金属成分进行分析、检测,初步认定系本土制作的具有犍陀罗风格和马图拉风格的金铜佛像。这两尊金铜佛像的出土,对于佛教及佛教造像艺术的传入、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易学与东汉后期的社会批判思想

《周易》及易学的启示和影响,始终贯穿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东汉后期,社会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为了解决社会危机,挽救东汉政权,王符、仲长统、荀悦等人借助易学阐发了一系列社会批判思想。这些思想更多地摆脱了象数易学的束缚,在义理解《易》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并促使易学最终向玄学转型,成为东汉后期易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清代中后期东北地区旗民刑事案件与满汉关系

清代中后期,关内移民大量涌入东北,给当地社会的管理造成了巨大压力。其中,发生在旗民之间的刑事案件关乎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民族关系的维系。本文以清代中后期关内移民东北为历史环境,利用嘉庆朝刑科题本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后期刑部档案等资料,选取东北地区州县及以下基层社会的旗民刑事案件为样本进行分析,力图从基层社会司法案件办理层面,还原当时旗民间在司法层面的关系,以求对清代中后期东北地区满汉关系做进一步考察。

东汉道教易学的形成和发展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道教迅速形成并发展起来。《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作为易道融合的典范,十分重视借鉴易学思想构建其道教理论,继承和发挥《周易》之道,提出了一系列易学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教易学,同时对易学的转型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汉末赋体创作中抒情化与趣味化的发展

汉末桓灵之世赋体创作的转变体现在抒情化和趣味化两种倾向。前者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较为直接密切,题材重大,创作态度严肃;后者则着力于开掘曾被遮蔽的世俗情趣,题材趋于细碎,创作态度带有游戏意味。在这两种倾向中,趣味化是更为迅猛的潮流。正是这一点使汉末文学区别于忧患深沉、密切关注社会人生的建安文学。

试论东汉中后期羌乱中的凉州武将群体

东汉中后期凉州武将与乡里杂居的羌胡结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构成了日后凉州武将整合羌胡崛起凉州的社会基础。东汉朝廷一直有害怕凉州武将借羌乱而起的顾忌,后迫于形势,才起用凉州武将。凉州武将群体分为著姓武将和中下层豪族武将两类,同州里的地域因素在凉州武将的关系中所起作用不大,因而凉州武将群体并没有形成联系紧密的地域军事集团。凉州武将群体在政治上有反对宦官专权的共同诉求。在东汉末年,凉州武将群体对东汉存在的正统性或怀疑或否定,以董卓为代表的中下层豪族武将则进京掌握了中央大权,摧毁了东汉朝廷的权威。

湖北荆门十里铺土公台西汉墓发掘简报

土公台墓地位于荆门市沙洋县十里铺镇王场村八组一南北向的岗地上。为配合襄荆高速公路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荆门市博物馆,在此共发掘西汉中晚期墓葬21座,出土了一批西汉时期文物,为研究该地区的汉代墓葬提供了新材料。

东汉中后期士人伦理生活管窥

东汉中后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确立的重要时期,但由于政局的变化,士人阶层在伦理生活方面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一方面继续强化了东汉前期以来官方确立的儒家伦理意识形态,造成了道德的偏至;另一方面随着士人精神的演进,伦理生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孕生了魏晋玄学伦理的某些质素。

黄宪魅力发微

黄宪是东汉后期一个平凡却又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以自身的魅力赢得了士人的广泛赞誉,被后人视作"一个谜样的人物"。本文揭示,黄宪的魅力源自于道家思想的影响,是他忠实实践道家思想的结果。而黄宪之所以能在士大夫中赢得广泛的钦佩与赞誉,又与当时社会处于思想变革时期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道家思想塑造出来的真实典型,黄宪为处于传统信仰、价值观念崩溃、行为失去依据而矛盾困惑、焦虑不安之中的士人撑起了一个心灵的避难之所,吸引着人们与之亲近。

东汉末年汝南“月旦评”的生成及其评价问题

东汉末年,许劭、许靖兄弟在汝南主持的"月旦评"轰动一时,它是在政治昏暗和士人清议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形成的集会评议活动。评议对象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士,以激浊扬清为目的。"月旦评"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原因,此外名士身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评论效果的精准对时人的折服、汉末仰慕名士的浓重风习,都对其有促成作用。因汉末人伦臧否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党派矛盾,冒充名士的沽名钓誉之徒也多有存在,故会招致一些地方豪强的抵制。客观看,"月旦评"在世风日下之时的正义呼声及对大量人才的发掘,自有其历史价值所在。虽然许氏兄弟关系不协,自身也有缺陷,但不能据此完全否定"月旦评"及二人厉行荐举人才的功绩。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

关于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考察魏晋时人的看法,并征诸于汉末清议名士郭泰、汉末述德性碑文及士大夫"题目"文辞品议人物的特征可知,"清议"与"清谈"在某些方面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而"清谈"一词在汉末即见记载,他们之间的演进并非是简单性的发展与承续式的衔接关系,而是一个交错发展、主次升降的过程。魏晋时期,"清议"的式微与"清谈"的兴起,其外因是政治暴力对士人的打击,而内因则是士人学理思想的演变,而士人学理思想的变化又主要受到道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不断成长的影响。

汉民族意识与明清两汉题材历史演义创作

汉民族意识是汉族人民对本民族的集体认同,时刻影响汉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汉民族意识经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于汉武帝时期。汉民族意识主要包括华夷之辨、大一统和爱国主义。在民族御侮时期,易于激发汉民族意识,从而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行民族自救。明末清初,大明王朝内外交困,国家危在旦夕,文士借助创作两汉题材历史演义以唤起民众的汉民族意识。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过程,演义的重点内容与明末清初时局密切相关。

楚国控制鄂东铜矿时间考

鄂东铜矿是指位于长江中游的大冶-九江地区的古铜矿。西周中晚期楚国未涉足鄂东铜矿。按文献记载:早期的楚国几代国王虽然励精图治,但其国力依然弱小,无力染指鄂东铜矿;同时,考古发现表明:西周中晚期鄂东铜矿的主人是古越人。《史记》记载的熊渠所伐之"鄂"应为南阳盆地的"西鄂"。文献和考古资料都表明楚国控制鄂东铜矿的时间应该是春秋中期楚成王熊恽东下淮夷之后。

论道教产生的主要原因

东汉中后期频仍的天灾人祸诱发人们除病消灾的欲望 ,是道教产生的直接诱因 ;道教自身有效的道功医术 ,是道教产生的内在因素 ,两者结合即为道教产生的主要原因。结论

试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羌

敦煌悬泉汉简中保存的近百枚关于羌人活动和羌汉关系的资料大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载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西汉中后期中央和地方所置专门管理羌人事务的官吏的状况 ,神爵年间羌人叛乱及西汉政府所采取的镇压措施 ;西汉政府对降羌的管理 ;西汉政府官吏对降羌的压迫与奴役等情况。两汉时期羌乱是一个重要的边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