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后期边疆治理范式的转型与重构

秦汉时期的国家治理与边疆治理均以“大一统”精神为引领。秦汉帝国统治集团关于边疆的理解与认知决定了边疆治理在不同阶段的基本格调,并表现出与之相应的时代风貌。西汉宣、元之际,适值“有为”政治瓦解、儒生政治初兴的过渡转换期,受经学转向的影响,“夷夏之辨”重新成为主流思想,夷夏群体的对立亦被理论化。与此相应,“民本”成为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原则,地位逐渐凌驾于边疆经略之上。受前述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西汉中后期的边疆治理逐渐走上了迥异于武、宣之世的另一条道路,而边疆治理的调整与转向,成为西汉王朝盛世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晚清长江中上游民船运输状况——以《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为中心的考察

1883年英国商人立德乐通过实勘实测的方法记录了其在长江中上游流域乘坐民船的航行情况,并留下数万字的旅行记录——《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生动再现了晚清我国长江中上游流域传统民船的运输状况。通过对行记的考察可以厘清我国民船的运输情形,自从清代前期长江流域全面贯通以来,逐渐积累了成熟的造船技术、完善的民船运营结构、丰富的行船经验等,都促进了长江民船运输专业化,高效率水运系统的形成。与近代轮船运输相比,传统民船在运输价格、航行范围、运营的灵活性上都具有优势,即使在晚清长江中上游开通轮船运输后,民船运输仍在持续发展。

陕西西安浐灞生态区广大门汉墓M14发掘简报

2020年5月至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广大门村DK6宗地勘探发掘古代墓葬17座,围沟1组。其中M14为带有墓园的“甲”字形长斜坡墓道土圹墓,出土了铜、陶、铁、铅、金、玉、石、骨、角、蚌器等各类遗物117件(组),推测墓主级别可至列侯。这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汉代列侯墓葬及葬制的变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内蒙古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2018年发掘简报

2017~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其中2018年共清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99座及祭祀坑1座,出土陶、铜、铁、玉、石、骨器等500余件。此次发掘发现了明确进入西汉纪年的墓葬,证明了汉初秦昭襄王长城以东的福路塔墓地所在区域仍然在西汉王朝的控制之下。该墓地以秦文化为主导,但同时存在赵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和西戎人群相关的随葬品,对于研究多文化交流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广州地区出土西汉青铜器矿料来源分析

广州地区出土汉代青铜器数量众多,在考古学方面研究成果不少,但通过科技考古研究其产地的却不多。为研究广州地区出土西汉青铜器矿料来源,通过对广州出土西汉青铜器进行成分分析和铅同位素比值测试,与广西、江西、云南、贵州、安徽、湖北、河南、河北、北京等地出土同时期青铜器成分进行比较,发现西汉中晚期各地青铜器合金配比情况基本趋同。且根据含砷等微量元素这一显著特征,认为与广西合浦出土同时期青铜器矿料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测试的铅同位素比值高度集中,其矿料应该来自同一个地方。分别与广东、贵州、云南、陕西、河南等地战国至西汉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进行比对,发现与广东、贵州、云南出土青铜器矿料来源同属一个大的成矿区,与河南、陕西等地明显区别。验证了学者们在考古学研究认为岭南地区出土西汉青铜器产自本地的观点。

陕西渭南民主南路汉墓M2发掘简报

2019年4月,渭南市博物馆、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中心在渭南市民主南路基建工地发现并抢救性清理了两座汉代砖室墓。其中M2保存较好,随葬器物未被扰动且数量较丰富,出土了带有“汝義”铭文的龟钮铜印。该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关中东部地区汉代墓葬的形制结构、随葬品组合及特征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李家寨墓地M22发掘简报

2017年7月,为配合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岭生物产业园项目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秦汉新城李家寨村南发掘了22座古代墓葬,其中M22为一座“甲”字形砖室结构的汉代墓葬。该墓形制规整,构筑精巧,虽盗扰严重,但仍出土了一些制作精美的随葬品。根据地理位置和墓葬形制,推断M22应为一座西汉晚期的高等级贵族墓,或为汉成帝延陵陪葬墓。

两汉时期黄河水患与中游土地利用之关系

对史料重新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解读,结合现代水文、地貌、土壤侵蚀的观测研究成果,就两汉黄河下游水患和中游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的观点:(1)《后汉书》有关水患的记载简单笼统,但对伊洛河洪灾记载相对详细。当时伊洛河曾多次发生大水,甚至发生淹及洛阳城门和皇家园林的特大洪水,这些洪水涌入黄河干流同样可能导致下游水患;(2)自AD11河决魏郡后,一直到AD69王景治河的58年间,下游既未堵塞决口也未大规模治理,洪水来时任由泛滥。显然《后汉书》中没有具体记载是有意或无意漏记;(3)对史籍中东汉大水、水出等记载逐年逐次排查,发现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王景新河仅使下游安定了36年而非过去认为的800年或83年;(4)东汉时期中游农耕人口比西汉减少近3/4,而河口镇至龙门间农耕人口减少九成以上,同时迁入大量游牧民族。原始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主要原因。

咸阳“周陵”属性研究

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有两座四条墓道、覆斗形封土的大墓,其属性历来有周陵、秦陵和汉陵三说。通过对"周陵"的考古勘探成果进行分析,并与战国秦陵以及西汉帝陵等进行对比,可以认定该陵园不具备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晚期秦国陵园特征,也与西汉前期帝陵形制不同。此处陵园以及在汉成帝陵东北侧发现的陵园,均属西汉后期帝陵的附属陵园,"周陵"的主人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和王莽的妻子。

清代中后期东北地区旗民刑事案件与满汉关系

清代中后期,关内移民大量涌入东北,给当地社会的管理造成了巨大压力。其中,发生在旗民之间的刑事案件关乎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民族关系的维系。本文以清代中后期关内移民东北为历史环境,利用嘉庆朝刑科题本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后期刑部档案等资料,选取东北地区州县及以下基层社会的旗民刑事案件为样本进行分析,力图从基层社会司法案件办理层面,还原当时旗民间在司法层面的关系,以求对清代中后期东北地区满汉关系做进一步考察。

《赵正书》与西汉前期的秦末记忆

有关秦末的历史记载,过去多依赖《史记》相关纪传。本文利用新披露的北大汉简《赵正书》,结合相近时代文献,对西汉前期秦末史事叙述的多样性进行考察。分析当时人对二世继位问题的不同表述,认为《赵正书》《过秦论》等的秦二世合法继位观念,应承袭自秦二世元年诏书一类文献,秦时胡亥为合法嗣位至西汉早期仍有影响。对《赵正书》中的甘泉置,结合《史记》所记始皇出行路线,可知为设置于咸阳附近的甘泉宫。对秦亡记载,不同文献对秦"外无敌"的一致表述以及章邯与秦廷的微妙关系等的记载,都丰富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湖北荆门十里铺土公台西汉墓发掘简报

土公台墓地位于荆门市沙洋县十里铺镇王场村八组一南北向的岗地上。为配合襄荆高速公路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荆门市博物馆,在此共发掘西汉中晚期墓葬21座,出土了一批西汉时期文物,为研究该地区的汉代墓葬提供了新材料。

长安城郊中小型西汉墓葬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为了考察长安城郊中小型西汉墓葬研究存在的问题,运用学术史阶段分析与洛阳地区汉墓研究比较等方法,认为长安城郊中小型汉墓研究存在6个方面的问题。20世纪初以来,长安城郊中小型西汉墓葬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时至今日,研究题目已涉及到西汉墓葬研究的各个主要领域,区域的分期编年体系也已基本建立,但还存在着对早期早段的中小型西汉墓葬文化面貌认识不清、缺乏其演变规律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与周边及其他地区西汉墓葬关系等相关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的突破需借鉴一些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西汉后期的文人与环境之关系——以扬雄的述作经历为中心

西汉后期是汉代文学与文化转向的关键时期,扬雄是此期转向的代表人物。以扬雄的述作经历为线索,可以透视其人生轨迹与知识结构、价值追求三者的关联,推及西汉后期地方文化与京师宫廷文化对文人述作的不同影响。扬雄早年居蜀时期,作品“文似相如”,他的地方知识结构和人生价值追求,折射出蜀地重辞赋的文化风气。扬雄入京投靠外戚王氏,被荐为待诏后,待诏承明殿,奉诏作《甘泉》《河东》《羽猎》三赋,博涉经传、子史,知识承载量激增。任为郎官之后的扬雄,供职黄门,受宫廷郎官群体重经学、尚博通的文化氛围影响,转而深深认同儒家经学的价值主张,而中秘藏书为其提供了无限的智识资源,他最终选择石室观书和个人著述来安顿人生的价值。扬雄的这种著述经历,大抵反映了西汉末年文人群体的整体动态。

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转型

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有许多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汉代即是其一。本文旨在从历史的整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西汉早中期音乐文化的历史描述,把握其主流音乐发展的脉络,从而尽可能真实地勾勒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现象和音乐审美规律,为我们了解、掌握汉代音乐发展提供一条可供参考、总结的历史线索。

东汉中后期士人伦理生活管窥

东汉中后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确立的重要时期,但由于政局的变化,士人阶层在伦理生活方面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一方面继续强化了东汉前期以来官方确立的儒家伦理意识形态,造成了道德的偏至;另一方面随着士人精神的演进,伦理生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孕生了魏晋玄学伦理的某些质素。

汉民族意识与明清两汉题材历史演义创作

汉民族意识是汉族人民对本民族的集体认同,时刻影响汉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汉民族意识经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于汉武帝时期。汉民族意识主要包括华夷之辨、大一统和爱国主义。在民族御侮时期,易于激发汉民族意识,从而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行民族自救。明末清初,大明王朝内外交困,国家危在旦夕,文士借助创作两汉题材历史演义以唤起民众的汉民族意识。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过程,演义的重点内容与明末清初时局密切相关。

西汉中期“有为”精神下的“霸王政”体系建构及其传承演进

董仲舒为汉武帝的大一统理想提供了理论支撑,成就了汉代儒术独尊的思想格局。不过,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所设定的王道盛世的实践路径与汉武帝的政治构想有违,董仲舒试图借助“天人感应”理论来制约皇权更令汉武帝难以容忍。这个分歧造成了当时儒术虽能独尊,但儒生却不得其用的吊诡局面。汉武帝精心构筑的外儒内法的“霸王政”体系,开创了有汉以来的宏大盛世,但这一体系在其晚年遭到儒生群体前所未有的质疑。霍光执政时期,坚行武帝之政,贯彻“有为”精神,但此举也使得“霸王政”体系与公羊学之间的矛盾愈加深重。故而此后汉宣帝在传承“有为”精神的同时,不得不重新做出学术上的选择,以舒缓这一内在矛盾。

楚国控制鄂东铜矿时间考

鄂东铜矿是指位于长江中游的大冶-九江地区的古铜矿。西周中晚期楚国未涉足鄂东铜矿。按文献记载:早期的楚国几代国王虽然励精图治,但其国力依然弱小,无力染指鄂东铜矿;同时,考古发现表明:西周中晚期鄂东铜矿的主人是古越人。《史记》记载的熊渠所伐之"鄂"应为南阳盆地的"西鄂"。文献和考古资料都表明楚国控制鄂东铜矿的时间应该是春秋中期楚成王熊恽东下淮夷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