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就业感知与社会融入关系——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就业既是进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产生活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其融入社会的主要动力。文章基于合肥市进城农民工群体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进城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和就业感知与社会融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提高进城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与就业感知能够有效推动其社会融入;就业质量对于社会融入的直接作用强于就业感知;社区参与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和就业感知有着较强的间接影响。文章提出建立城乡一元劳动力市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推动进城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入进程。

城镇化路径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家庭团聚与迁移稳定性理解农民工城市化质量,并采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评估异地城镇化和中心城市城镇化路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心城市城镇化对农民工家庭团聚与迁移稳定性有积极影响,异地城镇化路径不利于城市化质量的提升;(2)基于中西部子样本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心城市城镇化路径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城市化质量,而异地城镇化则导致家庭与生活的紧张关系;(3)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农民工家庭迁移与稳定性为目标的多元城镇化路径的建议。

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

既有关于农民工迁移的“大城市偏好”研究主要关注其经济收入回报,忽视了中心城市对迁移家庭的非经济福利影响。经济福利是家庭核心成员迁移阶段关注的基础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追求家庭“生活质量”。通过搭建城市化质量框架,分析中心城市迁移对已婚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自主迁移农民工以及随迁者收入等经济福利的影响,同时也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的团聚——夫妻共同迁移和子女随迁的家庭迁移等非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心城市迁移优势不仅体现在经济福利上,同时还体现在家庭团聚与稳定性等非经济福利方面,在农民工不同阶段迁移决策过程中,中心城市的优势均得到了有力支持。因此,无论是从提升农民工收入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关注未成年子女教育与发展的角度,均应强调在中心城市优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促进农民工家庭迁移。

工作收入、社会保障与新职业农民工市民化:城市住房价格的调节效应

人口密集的大型城市催生大量收入较高的新职业,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定居,而人口聚集推高的房价又构成外来人口落户的障碍,共同构成新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城乡双向迁移的重要原因。使用全国代表性数据研究发现:随着务工城市住房价格的提升,工作收入对市民化的作用在下降,而社会保障的作用在上升。实证分析表明,较高的就业质量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但新职业农民工以“保障换收入”在增加短期货币收入的同时削弱了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潜力,对其中长期市民化构成不利影响。

新时期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主要挑战与政策应对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小康社会全面建成,新时期我国农民工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推进全面市民化和高质量就业。本文聚焦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从理论上阐明了农民工就业质量与市民化之间的关联,认为高质量就业是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全面市民化的基础。但当前中国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且面临老龄化加剧、就业灵活性扩张、工资增长相对滞缓等挑战,非但难以支撑起农民工全面市民化的发展目标,还存在沦为城市新贫困群体的风险。因此,新时期要根据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发展形势和需要,合理应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面临的挑战,不断调适中国劳动就业政策体系,完善和强化劳动保障型、收入分配型、能力培养型和公共服务型政策工具,通过四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实现农民工就业质量和市民化的同步提升。

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感知的测量与解析——基于工作需求-资源模型视角

通过构建农民工在务工地的城市生活质量感知因子,反映当前农民工对于生存、安全、享受等方面的价值追求,以回应当前农民工对美好生活的高质量诉求。并基于工作需求-资源模型,检验收入、工作整体满意度和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感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对结构方程的系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工作整体满意度对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质量感知影响已经显著大于年收入对数对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感知的显著影响,表明进城农民工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发生根本性转变,从生存阶段过渡到了发展阶段;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都对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感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扩展回归模型处理了选择偏误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稳健。据此提出,微观上企业要转变管理理念,提升农民工收入的同时,更要积极改进工作设计、进行工作轮换、优化工作环境、重视职业安全等人力资源实践,从整体上改善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宏观上持续扩大农民工社会保险覆盖面、简化办理流程等措施满足和提升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感知。

城市农民工高质量心理融入研究

高质量心理融入是城市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内在表现。借鉴社会互构论,构建PEI-HQPI城市农民工高质量心理融入影响因素分析模型,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47.8%的城市农民工没有实现高质量心理融入,个体特征因素中的受教育程度对高质量心理融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外显因素中的工资按时发放、社区活动参与和社区服务的正向谐变效应同样显著,内隐因素中生活差异、城市冷漠和城市排斥具有逆向递变作用。因此,有必要通过加强技能培训和自我学习、强化企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城市农民工高质量心理融入。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了研究文化融合、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和社会融合等诸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感知关系水平的,基于2010年在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城市融合诸因素对城市感知关系(生活满意度、认同度、未来发展意愿)的影响。发现:文化融合程度越高,农民工对上海的认同程度就越高,也会更愿意留在上海发展,但其生活满意度未必越高;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度和未来留在上海发展的意愿都越高;政治融合只对未来发展意愿有影响;社会融合越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研究为政府引导和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

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学龄儿童与上海城市学龄儿童体质健康的比较研究

以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学龄儿童及上海城市学龄儿童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体质健康状况、生活习惯等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学龄儿童与上海城市学龄儿童在身高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农民工子女学龄儿童体重均值明显低于上海城市学龄儿童,上海城市学龄儿童的BM I值显著高于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学龄儿童;在身体素质方面,上海城市学龄儿童柔韧素质、协调性素质总体好于农民工子女学龄儿童,而农民工子女学龄儿童下肢力量、爆发力总体好于城市儿童;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显著低于上海城市学龄儿童,但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学龄儿童男生的超重肥胖率同样处于较高水平。

建筑业农民工的抑郁状态与人格特质、主观生存质量

目的:研究建筑业农民工样本的抑郁状态及其与人格特质、主观生存质量的关系。方法:选取建筑业农民工304人。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测量抑郁状态(CES-D≥16分者归为抑郁组,<16分为非抑郁组)、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NEO-FFI)评价人格特质(包括神经质、外向性、开明性、宜人性和责任感5个子量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简表(WHOQOL-BREF)评价主观生存质量。结果:受试者的CES-D平均分为(8.5±7.5)。抑郁组(n=42)神经质得分高于非抑郁组(n=262)[(39.9±6.0)vs.(29.5±7.0)],而外向性及宜人性得分低于非抑郁组[(40.4±6.4)vs.(44.9±6.0),(39.3±5.0)vs.(43.5±5.0)],均P<0.001。抑郁组生存质量总评、健康状况总评及WHOQOL-BREF各领域得分均低于非抑郁组(均P<0.01)。逐步回归分析显示,神经质对抑郁状态有正向预测作用(β=0.47),外向性和宜人性对抑郁状态有负向预测作用(β=-0.12,-0.11);神经质对生存质量总评、健康状况总评及WHOQOL-BREF生理、心理、社交、环境领域有负向预测作用(β=-0.33,-0.23,-0.39,-0.41,-0.27,-0.31),而外向性有正向预测作用(β=0.08,0.13,0.15,0.21,0.23,0.22)。结论:本研究建筑业农民工情绪状态良好,主观生存质量评价较高。神经质及外向性人格特质与建筑业农民工抑郁状态及主观生存质量有相关性,情绪稳定性差、外向性低的个体易产生抑郁情绪,且主观生存质量评价降低。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与驱动力对于促进其主动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其在城镇就业、定居进而构建并不断提高生活满意程度的过程,因而生活满意度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驱动力。利用四川省成都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与实证分析,基于296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技术,探讨了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追求平等、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其生活满意程度取决于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方面与城市人的横向比较结果。最后提出了就业环境公平化、社会福利均等化及市民化教育等对策建议,从而有利于促进其从经济、社会到心理的城市融入。

西部农民(工)城市融入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基于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视角

目的基于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视角,研究农民(工)城镇化与城市融入进程的空间特征,有助于构建中国快速城市化的人本和谐社会空间结构。方法以陕西省宝鸡市为案例区,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获取资料。结果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农民(工)城镇化与城市融入存在空间分异特征;近半数的农民工认为中等城市是其理想的就业与生活城市,城郊区的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高于中心城区;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城镇化与城市融入意愿存在空间分异,新生代农民(工)偏好于中心城区;土地收益对城郊区农民(工)城镇化具有更强保障意义。结论重视并发挥城郊区对农民(工)城镇化与城市融入的作用,在制定区域整体层面的综合政策时,需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性的引导政策,促进农民(工)公平、公正、有序、有尊严地城镇化和城市融入。

SF-36量表应用于外来勤杂人员健康调查的信度和效度

目的评价SF-36量表在高校外来勤杂人员的信度和效度。方法采用SF-36生存质量量表,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对广州市某高校133名外来勤杂人员进行面对面现场测试,计算8项内容的评分,分析信度和效度。结果量表中除社会功能(0.69)外,其余各项维度Cronbach,a系数大于0.70;集合效度和区分效度较好;因子分析产生2个公共因子,解释65.13%的方差。结论SF-36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适于评价高校外来勤杂人员的生存质量。

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综合效果评估

运用2008年《教育救助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流动》专项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具有较高的收益率,甚至高于学校教育的收益率,但只有中高等级培训才会产生显著的收入效应;(2)培训与否以及不同层次的培训,对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稳定性均未带来显著影响;(3)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约束因素及价值感知驱动模型

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的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的限制,但想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依然存在种种复杂因素,其中人口城镇化需要考虑"人"的复杂性因素。通过对江苏、安徽两省部分地区978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研,借助顾客价值感知理论构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驱动的概念模型和关系假设,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相关结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个体特性、内部特性、外部特性和市民化价值感知构成模型结构变量,且所有假设关系均得到验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影响因子差别迥异,并清晰地区分出主要和次要影响因素、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优化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性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水平的根本途径。

农民工艾滋病知识态度与生存质量现况研究

目的:了解农民工艾滋病知识态度与生存质量现况,为更好的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目标人群进行抽样调查,运用统计描述与典型相关对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农民工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48.11%,知识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知识态度与生存质量典型相关分析显示,第一典型相关变量系数(0.8084)具有统计学意义,贡献率为0.9485。艾滋病知识主要受基本知识、非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的影响,传播途径对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的影响有限。农民工生存质量在社会支持上权数较大,而生理领域、心理领域和环境领域对生存质量影响不显著。结论:黑龙江省农民工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较低,要重视该群体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农民工的生存质量中社会支持得分越高,艾滋病基本知识、预防措施得分越高,而非传播途径得分却越低。要想提高农民工群体对艾滋病基本知识与预防措施的知晓率,需要重视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卫生保健服务和文化教育等社会支持方面的利益,在艾滋病健康教育过程中不要过分突出其可怕性、危害性,要注重非传播途径的普及。

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在代际视角下,以江西调查样本为依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别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终发现: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健康状况、性别、空气质量、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务工收入等;而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空气质量、工作满意度、婚姻状况、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健康状况、务工收入等。

保乳手术与根治性手术对乳腺癌患者配偶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比较保乳手术与根治性手术对年轻农民工乳腺癌患者配偶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择2011年1月-2013年12月在我院进行保乳手术治疗的36例乳腺癌患者配偶为A组，同期进行根治性手术的34例患者配偶为B组，采用生活质量问卷（The Medical Outcomes Study 36-item Shoa Form Health Survey，SF-36）和性生活质量问卷（The Sexual Life Quality Questionnaire, SLQQ），对年轻农民工乳腺癌患者配偶的生活质量和性生活质量进行调查，并分析其结果。结果A组患者配偶术后1年的生活质量得分比术后6个月显著提高。B组患者配偶术后1年生活质量得分比术后6个月显著下降，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A组患者配偶术后1年生活质量得分比B组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A组、B组患者配偶术后1年性生活质量得分均比术前明显下降，而A组术后1年性生活质量得分比B组显著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保乳手术对患者配偶的生活质量、性生活质量影响相对较少，更利于提高其的生活质量。

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群体差异性分析

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质量水平是该阶层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综合反映,本研究发现当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质量非常低下。而在影响农民工生活质量的诸多因素中,除了外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层面的因素以外,农民工自身的性别、受教育水平、职业差异性也是造成其总体生活质量低下及内部非均衡性的重要因素,因此消除因农民工的个体因素给其带来的生活质量的影响,可以通过加大非学历教育力度及提高低端行业薪资水平等方法来实现。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具备较高文化和技能素质的群体,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更加期望融入城镇、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群体。基于此,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职业培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到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的职业培训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影响因素,进而为推进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最终实现全员市民化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