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以对西安市随迁老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对影响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状况不太乐观。随迁老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与子女的关系、与社区其他老人的交往是影响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结论要提高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度要从随迁老人自身、子女、社区3个层面入手。

流动时代中的流动世代: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分析

在近年流动人口总体规模趋降之时,老年流动人口的数量却在上升。但是该群体要么淹没在"流动人口"、要么淹没在"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中,对该群体本体性的学术关怀还很欠缺。利用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全方位、多角度、综合性地考察老年流动人口的基本样貌,系统描述该人群的多维特征。结果发现无论在个体还是家庭层面、客观还是主观意愿,老年流动人口内部均呈现出很大的分化。因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形成的禀赋差序,不同户籍老年流动人口之间异质性更大,农村老年流动人口具有农村人、老年人和流动者的三重弱势特征;生命历程中的累积劣势在不同年龄老年流动人口身上也较为凸显。文章还认为老年人口地域流动性的增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传统代际支持的现实投射。很多老年流动人口可能属于在地变老;也有一些老年人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回归家庭,通过照料孙子女或提供其他家务支持而间接地贡献社会。如何让老年流动人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既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新方位,更是新时代的社会目标之一。

地域变化对“候鸟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

目的了解"候鸟老人"的来源地、就诊科室,观察"候鸟老人"在岛生活6个月前后一般情况、生化指标、心理状态、营养状况、运动和睡眠情况的变化,并探讨地域变化对"候鸟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方法选择2015年9月~2016年4月在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就诊的在岛时间达6个月的"候鸟老人"200名,分别采用自制问卷、焦虑自测量表(SAS)、抑郁自测量表(SDS)、微型营养评定问卷(MNA)对"候鸟老人"健康状况进行问卷调查。通过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天气网数据,回顾2015年9月~2016年4月海南与其他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历史最高、最低平均温度和空气质量指数(AQI)。结果在岛生活6个月后,"候鸟老人"体重、体质量指数、收缩压、舒张压、空腹血糖、总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均低于入岛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肺活量明显高于入岛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焦虑自测量表(SAS)评分、抑郁自测量表(SDS)评分均低于入岛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每周运动次数、每次运动时间均高于入岛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营养状况和睡眠时间6个月前后无明显差异。2015年9月~2016年4月海南的平均温度明显高于其他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海南的AQI明显优于其他19个地区。结论海南岛的温度、气候、空气质量等对"候鸟老人"体重、体质量指数、血压、肺活量、生化指标、心理、运动情况等均有改善作用。因此,海南的环境对"候鸟老人"健康状况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高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及其社会支持机制

农民工因迁移造成的空间场域转换、社会适应难、经济地位低等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高龄农民工是农民工中的特殊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堪忧。社会支持已被证实对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据此,本文研究社会支持对高龄农民工心理健康的作用。结果发现,社会支持"量"的特征对心理健康不存在显著影响,而社会支持"质"的特征则显著促进心理健康并有明显的调节作用,高龄农民工心理健康差于中青年农民工,但感知城市户籍人口支持减缓了高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心理负担;此外,在高龄农民工内部,跨省农民工心理状况劣于省内流动者,而感知城市户籍人口支持减缓了跨省流动者的心理压力。

国内外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通过Web of Science数据库和CNKI数据库进行数据搜集,梳理2006—2016年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利用Cite SpacesⅢ软件对引文数据、关键词数据等进行处理与分析,对比国内外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研究的内容、热点、前沿趋势。研究发现,相较于国外研究,目前我国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研究多集中于对流动原因、社会适应性的表象描述,缺乏对社会融合背后的养老供给模式探索及深层次理论挖掘,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后期需要从成熟理论移植、多视角切入等方面推进。

农民工收入地域差异对留守老人养老保障的影响

西部农民工选择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务工以期获得理想的收入,用以改善家庭生活。然而就业地域的不同选择所引致的收入反差,使农民工不得不考虑其选择务工地区的距离和自身的成本。文章通过对以广东、安徽、甘肃三省为代表的在东、中、西三地区务工农民工收入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农民工为获得理想的高收入而选择东部城市务工,实际中却是在东部城市务工收入要低于在中、西部城市的收入,并重点对这一困境如何对留守老人养老造成影响进行分析。

流动还是留守?家庭流动安排对农村老人社会网络及心理健康的影响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动对老年人生活状况和身心健康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CLASS2014数据,基于家庭流动安排将农村老人区分为留守老人、流动老人和一般老人,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三类老人的社会网络和抑郁水平进行比较,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讨论了社会网络在老年人家庭流动安排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留守老人抑郁水平最高,流动老人抑郁水平与普通老人差异不显著。(2)留守导致老年人家庭网络萎缩,朋友网络维持不变,流动导致老年人朋友网络萎缩,家庭网络基本维持。(3)家庭网络在留守和抑郁水平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对于农村老人来说,随同子女流动到城市可能是更好的选择;离家子女尽可能保持与留守老人的联系和支持,以切断家庭网络萎缩在留守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路径。

代际转换背景下老一代农民工回退效应研究

在年轻时进城务工、年老返回家乡的“生命周期规律”作用下,老一代农民工正动态、渐次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乡村成为他们新的流入目的地。这一重要变化对农业农村来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回退的老一代农民工生计模式发生改变,他们在生命历程特定阶段同时面临着养家与养老双重压力;另一方面,作为农村重要人力资本组成,其潜在价值不可小觑,若能积极作为,将产生多重补位效应。基于老一代农民工特殊群体特征,结合乡村发展机遇,建构了“多元去向—发展能力”分析框架,探寻乡村振兴中匹配自身能力的差异化发展空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增强老一代农民工回退效应的政策建议。

国际旅游岛“候鸟”老人的太极拳培训市场开发策略

国际旅游岛"候鸟"老人队伍逐年增多,对太极拳的需求也日益加大。海南太极拳培训市场通过政府主导,规范市场教学队伍;加大宣传力度,扩充培训队伍;优化环境设施,开设专业培训场馆策略对海南"候鸟"老人的太极拳培训市场进行开发。

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生活状况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而持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则催生了一个日益增多的特殊老年人群体:候鸟式老人。他们频繁地往返于原居住地与城市之间,其生活特点、需求与本地老年人有较大差异。本文选择了广州市外来移民较集中的穗园小区和中山大学小区为研究案例,调查候鸟式老人在社区中的休闲生活状况,分析他们在原居住地和广州居住小区之间的活动差异,总结了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特点。由此提出从城市、社区、家庭三个层面来改善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生活状况。

海南社区户外活动空间景观对老年人健康感知的影响

为充分发挥海南社区户外活动空间景观对“积极老龄化”的促进作用,以海口市海甸岛为例,基于景观规划“三元论”,以健身活动为中介,运用结构方程量化分析方法,对比分析海南社区户外活动空间景观中3个维度(背景元、形态元、活动元)对常住老人和候鸟老人健康感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景观因子中的活动元对常住老人的间接、直接影响最大;背景元对候鸟老人的间接、直接影响最大;形态元对常住老人和候鸟老人只有间接影响,没有直接影响。因此,海南社区户外活动空间景观规划应着重从活动元和背景元两个方面进行。

江苏省农村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状况实证研究

以2011年对江苏省农村留守老人生存状态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留守老人经济收入状况相对较高,80%以上的老人认为家庭收入够用;大多数外出子女会对留守老人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但并没有显著地改善留守老人的经济状况;子女对留守老人的经济支持与老人的年龄、婚姻状况以及是否有个人收入有关系。

被忽略的生产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漂族老人”

有关“漂族老人”的研究都以城市化和家庭主义为视角,将“漂族老人”视为养老服务消费者的角色。将“漂族老人”置于生产语境和全球经济体系中重新分析发现,“漂族老人”承担了低廉劳动力和生产消费者的功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结构因素被遮蔽,导致中国“漂族老人”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迁入地城市以及家庭中,均成为边缘人群。改善中国“漂族老人”的边缘处境,需要促进整体经济产业升级;需要呼吁迁入地政府重视“漂族老人”的贡献,为促进“漂族老人”的社会适应而制定相应政策,并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需要改善民生,建成适度普惠的福利体系,提升家庭风险应对能力,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

“候鸟式”养老群体的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分析——以三亚市为例

"候鸟式"养老群体是现阶段我国养老压力失衡和多元养老模式发展不健全背景下出现的特殊流动群体。随着我国老年人口增多、传统养老观念转变以及迁入地气候资源环境优势,这一群体呈现规模扩大化、需求多元化、影响矛盾化等发展趋势,而其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候鸟式"养老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与迁入地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凸显。这一供给矛盾亦可以看作"移民式"养老前期阶段所暴露出的潜在社会治理风险点,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既有的治理体系提出挑战。基于对三亚市的调研,分析其在公共服务供给中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发现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难以满足这一新兴群体的需要,政府缺位和社会补位不足是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为此,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社会治理体系中各个主体的应然性补位,促进社会养老模式的发展。

流动老年人社会融入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江苏省流动老年人的质性研究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流动老年群体日益壮大,成为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流动老年人不仅承受着体力上的辛劳,还面临孤独、压抑等心理问题及养老困境。针对流动老年人社会融入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采用入户访谈方法,从经济支持、社会交往、心理状态、制度保障等方面,对10位流动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以期了解流动老年人的社会融入现状,并从"小家庭+大社会"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候鸟老年人互助组织的形成过程、建构主体和参与功能

从积极老龄化视角来考察候鸟老年人互助组织形成的内在机制。候鸟老年人互助组织的形成经历了需求发现、共识动员、活动筹划和身份获得四个阶段。候鸟老年人在旅居地居家养老面临孤独寂寞、无依无靠的困难,只是候鸟老年人互助组织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创始人、候鸟老年人、政府、地产企业分别在参与互助组织建构过程中扮演关键主体、志愿主体、权威主体、市场主体的角色。互助组织为候鸟老年人提供兴趣类、生活类和公益类活动参与机会,成为候鸟老年人在旅居地社会参与的重要平台,起到了帮助其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建构初级社会关系、强化社会支持网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作用。

感性抑或理性:乡城“老漂族”的留城与返乡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和人口流动现象的日益普遍,"老漂族"这一新生族群的规模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其中乡城"老漂族"是"老漂族"的主体。他们跨越了乡城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双重阻隔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子女抚育第三代。当完成了抚育第三代的任务之后,乡城"老漂族"势必面临着留城和返乡的抉择。通过对四位乡城"老漂族"典型个案的深度解读发现,乡城"老漂族"未来的留城与返乡既受到了感性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了理性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四种具体类型的乡城"老漂族"未来去向理想——感性因素主导下的留城、感性因素主导下的返乡、理性因素主导下的留城、理性因素主导下的返乡。影响乡城"老漂族"未来去向的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成为研判他们未来去向的现实依据,增强乡城"老漂族"的留城意愿,需要家庭、政府和社会等各方共同努力。

随迁老年人的体育参与和城市融入问题研究——基于长沙市随迁老年人的个案研究

随迁老年人因为生活环境改变而产生的社会融入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深入随迁老年人家庭和社区,以半结构访谈方式,考察他们的体育参与和城市融入现状。研究发现,随迁老年人的体育参与和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实现体育参与对随迁老年人城市融入的正相关关系,需要建立由政府引导支持、社区和家庭联动的随迁老年人体育参与支持体系。

在京照料孙辈的外地老年人——基于北京市C区H社区的质性研究

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亲子异地居住、老年人异地照料孙辈现象增多。基于北京市C区H社区进行质性研究,深度访谈在京帮助子女照料孙辈的外地老年人,描述了他们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特征,分析了他们照料孙辈的状态、问题与应对策略。研究发现:H社区在京照料孙辈的外地老年人以农村户籍、低龄健康女性老年人为主;单独来京的老年人略多于同配偶一起来京的老年人;他们照料孙辈具有暂时性特征,大部分老年人并无长期在京居留的意愿和计划,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延长了他们的在京居留时间。研究建议:为来京外地老年人提供临时社会支持和医疗保障,以提高其生活质量;增加托幼服务社会资源供给,以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全面加强对家庭建设的支持,以有效应对老龄化程度加深、低生育水平持续的双重挑战。

同住子女性别对济南市656例随迁老人幸福感的影响

目的探讨山东省济南市随迁老人的同住子女性别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为提升中国随迁老人幸福感,应对社会老龄化发展提供建议。方法通过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在山东济南共取656名随迁老人(36.3%男性和63.7%女性)。应用SPSS 25.0进行了描述性分析以描述样本特征,并采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探讨济南市随迁老人同住子女性别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大约94.2%的随迁老人在搬到子女所在城市同住后感到幸福。同住子女性别、随迁意愿、与子女在孙辈教育上的分歧、随迁方式、是否喜欢当前城市、慢性病数量对随迁老人是否感到幸福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与女儿同住的随迁老人主观幸福感在统计学上高于与儿子同住(OR=2.707,95%CI:1.371~5.344),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仍如此(OR=2.354,95%CI:1.134~4.887)。此外,愿意随迁(OR=3.289,95%CI:1.399~7.732)、喜欢住在现城市(OR=2.975,95%CI:1.300~6.808)以及与子女在孙辈教育上无分歧(OR=4.149;95%CI:1.602~10.740)的随迁老人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结论同住子女性别会影响随迁老人的幸福感,与女儿同住的随迁老人有可能幸福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