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谱牒的编修、防伪与秩序维护--以民国《清华胡氏宗谱》为中心

婺源清华胡氏宗谱个案说明,赝鼎和私售是影响明清时期徽州谱牒编修世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防伪措施则对谱牒编修的谱例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不断严密的防伪措施和近似猖獗的赝鼎私售行为,反映了徽州大族与小姓之间对于血缘等级秩序的维护与摆脱之对立关系,透露了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信息。

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

对明清时期北京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进行探讨，是从城市地理学与城市社会学的视角所作的历史研究。从其内部分区的人口密度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北京城市在空间上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且在不断变化，而这些特点和变化又分别体现在该时期北京的商业空间、居住空间和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空间等方面，由此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和全面地了解明清北京城市的发展程度。

明清河北进士时空分布之刍议

河北省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中心,为君主辇毂之地,全国首善之区。明清之际,河北科举业绩显著,尤其至清代,河北成为科举大省,科举名额位居各省之前。河北除地理位置重要外,本身具有很多特点:它身处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的交汇点上,文化底蕴深厚,独具特色;它幅员辽阔,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表现突出,所以河北明清进士时空分布具有很强的区域特征。

论明清工商会馆的市场化进程——以山陕会馆为例

本文以山陕会馆为例 ,具体探讨了明清时代工商会馆所含的市场化因素 ,以及由这些因素所导致的部分工商会馆最终向各级市场的转变 ,从而揭示了明清时代工商会馆的市场化历史进程。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对于揭示明清时代工商会馆的发展变化规律有理论意义 。

明清时期防治蝗灾的对策

我国的蝗灾历史悠久 ,尤其是明清时期蝗灾不但空间分布广 ,而且灾情严重 ,因此明清时期防治蝗灾的对策多种多样。如发动群众根治蝗虫滋生地 ,农业防治法、生物防治法、人工防治法、法规治蝗法等等 ,还注意化害为利。

略论明清小说、戏剧的文学教育观

明清时期,作为文学的两大种类,小说、戏剧的文学教育功能日益为人们所看重。然而,由于文学教育观之不同,明清时期的小说、戏剧作家的创作目的明显不同;小说、戏剧评论者的创作评价也大相径庭,旨趣迥异。对此,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以作出科学的评价。

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

明清时期商业总体趋于发达,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内容和社会体制的重要基础,其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皆为社会体制与文化所承认。帝制体系在明清商业发展中逐渐调适,由一定程度的限制,转为放任,甚至鼓励,直到实现与商业繁荣之间相互需求、支撑的结构,国家参与商业的程度也趋于加深。帝制体系与商业繁荣间的基本契合,提供了明清商业一定程度发展的条件,扩展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也强化了帝制体制的经济基础。明清商人也在这种环境中与帝制体系交融,呈现为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精英人群,构成社会支配阶层演变的一个侧面。此种契合关系的另一面,是商业较大幅度地被纳入帝制体系控制范围,市场经济难以充分自由地演变,商人也在此环境中异化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明清商业与帝制体制契合发展的复杂局面,与一般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虽有若干相似处,但总体上并未进入同一社会演变轨道。

明清江南文化型社会的构成

江南在明清时代形成了一个以艺文、图书、兴学、隐读为地域特色的文化型社会,这是江南自然地理、历史发展和人文化成的必然,显示出明清江南的文化特质和个性,以及明清江南士人的精神趋尚、价值取向、生活内容和生存方式。江南之独特的文化地位也由这一文化型社会的形成而得到确立,成为我国地域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在明清地域文化研究、家族文化研究、文学史研究中,江南文化型社会的形成都是一个极其值得重视的现象。

弘光政权建立之探微

明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官绅已经出来拥护大顺政权了。但清朝进入北京后,人们不愿意接受满洲这个异民族的统治,而希望在南京建立以朱家皇室后裔为皇帝的新政权。清朝刚入北京即颁行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侮辱的“剃发令”,遭到人民的反抗,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分别拥立明朝藩王以号召民众,这种斗争需要一个新政权来组织领导。李自成的无暇南顾,使河北、山东以及苏北的大顺政权被明朝官军和地主武装所摧垮,这对建立新政权极为有利。清兵占领北京之后,汉族官绅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建立的新政权上。大量的商人和市民也纷纷南来,使新政权具备了人心条件。拥兵自重的明朝将官等待观望,坐视清兵长驱直入,甚至攻城掠地,祸国殃民,此时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组织军队,重整河山。弘光政权一经建立,豫、鲁、苏、皖和江北地区原明朝官员和地主武装起而应之。弘光政权的建立确实符合了明朝大多数官绅和民众的愿望。

明清节烈妇女问题研究综述

明清节烈妇女问题研究涉及贞节观念、节烈旌表制度、贞节教育及节烈妇女行为等,区域节烈妇女尤被关注,研究理念、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都有突破,但存在材料和观点脱节、史料挖掘和对节烈妇女生活实际关注不够等问题。

宋元明清时期的饮食文化

中国的宋元明清时期是饮食文化的鼎盛时期,表现在食经著作大量涌现,饮食业发达,宫廷饮食豪华,烹饪技艺提高,主副食品丰富,饮料兴盛,修身养生观念强等各个方面。

历代释“忠”述论

“忠”这个概念首见于《论语》。在先秦典籍中,对“忠”字的解释可谓多种多样,视角不同,侧重点各异,但基本上都是围绕人的心志展开论说,强调的是内心的真诚不欺和外在行为的大公无私。汉唐至明清时期,学者们对“忠”意蕴的诠释,具有较之以前明显不同的几个特点,具体说来就是:其一,许多学者都能自觉地运用声训、形训、义训等训诂方法释“忠”;其二,不少学者关于“忠”的训释是结合对《论语》文本的解读而进行的;其三,学者们的训释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了各自的时代特点和学派特点。近现代学者释“忠”,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荡除旧伦理、建设新道德的时代背景下,勇于剔除附加在忠范畴上的封建意识,并在复归其原初意义的同时,又赋予其以鲜明的时代精神,使“忠”这个古老的伦理概念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醒世姻缘传》与现代山东方言的“可不”类句式

文章分析、讨论以明清山东话为方言背景的《醒世姻缘传》及现代山东方言里的“可不”类句式问题。包括:1.“可不”类句式的类型和意义;2.“可不”类句式的形成或历史来源;3.现代山东方言的相关句式及其特殊变化。

国家象征与地方运作——以明清鹅湖书院为例

明清时期,鹅湖书院是正统意识形态的象征,与官府关系极为密切,其经营方式经历了由官府主导向社会主导的自治化转型。但是,其自治化进程曲折,受到国家政策、地方财政、官员投入等因素的共同制约。这表明,官府对地方事务的态度会因其与国家关系的紧密与否而迥异,体现了明清基层社会自治化趋势的复杂性。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形象的时代特质与文化意蕴

明清之际江南一带大量涌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其主人公之一的才子形象历来备受争议。作为我国古代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范型,才子形象的形成基于以下诸种原因:一是与小说作者的创作心态有关;二是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汲取了历史文化传统中众多才子所展示的特定审美文化意蕴;三是小说作者对所处时代环境中才子、狂士的人格气质的充分认同。对于这种才子形象,不能仅从艺术角度作简单的否定,而应该积极探索、认识其所蕴含的特殊的文化审美价值。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生存形态

本文对明清时期反映颇多的土目生存形态进行初步探讨之后认为,家族村社之间械斗、土司武力扫荡和土民不满造成土目天生具有极强防范心理以及叛逆行为的表象,土司夫人与土目的性政治关系、土司之女与另一土司治下土目的政治婚姻、土舍与另一土司治下土目军政联络只是寻求政治归属一种必然反映,此种归属决定土舍集团并非为土司婚姻群体的唯一来源。政治利益驱使土目在对土司极尽讨好之能事的同时对土民采取压服的态度,土司区的封闭、淡漠科举制度致使土目难有仕进之机,所以废立土司、夺土司之印甚至取土司之位而代之就成了土目一生追求的最高价值体现。

灾荒与战乱——试论明清之际章回小说的时代主题

频仍的灾荒和战乱,是明清之际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的章回小说作家,敏感地把握住这一时代气息,以他们的切身感受,描述了这一动荡时代给人们生活和心理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灾荒和战乱,成为明清之际章回小说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时代主题。小说家们将他们对现实世界的人文关怀,融入这一时代主题之中,作品表现出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然而,缺乏批判精神和思想庸俗,降低了这些作品的艺术品味,使得它们只能屈居二流作品之列。这是明清之际章回小说的思想缺陷,也是它带给后人的艺术启示。

顾氏家学及其对顾炎武学术的影响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上承宋明以来的实证传统,下启乾嘉时代汉学思潮,其学术体系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顾氏家族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文法吏”的知识特色是顾氏家学的主要特征。顾炎武学术内容与方法来源于家学影响。从顾炎武在明清之际的学术与政治活动来看,其思想倾向在于重建晚明以来受到冲击的专制统治秩序。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并不仅仅是对一种学术方法、思想倾向的强调,它具有实际的学术内容与知识体系;明清之际士大夫对“经世”之学倡导,使得宋明以来“尊德性”的思想传统转向“道问学”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对清代的社会政治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身任狂愚惟爱拙,诗同兄好亦矜奇”——论清初孟津诗派之王鑨兼及与王铎之比较

明清之际的孟津诗派,是以王铎为旗帜、以王氏家族和姻亲为主的诗文化圈。王鑨作为孟津诗派的重要一员,与其兄王铎皆以诗文托性命,时时流露出狂愚、守拙之意。在明清之际的诗人群体中,颇具特色。从铎、鑨兄弟二人的文本来看,在体裁与主题、感受与表现以及时空意识方面,他们一个匡时济世,驰骋于战火;一个漂泊孤凄,独行于乱后。与明末身居高位、经历波澜壮阔的王铎不同,王鑨于清初开始宦游,在感受与表现方面,更注重内在的感发。这也表明一个时代的背影渐去,诗人们人生关怀的目标亦由社会政治转向自我生命,将外向的社会批判转向了内向的悲情聚敛,将动乱战争的悲壮主题转向了文人普遍具有的自我意识,呈现出大时代背景下不同的人生轨迹、与之相应的创作心态,以及心理动因。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教育述论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教育,或指学校以外的教育,或指现代学校教育以前的教育。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各民族传统教育即以家庭教育、家族教育、村寨教育、社会教育、习俗教育等为主要教育形式,采取以口传心授、师徒相授、父子家传等方式,传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知识、社会习俗、生产技能等内容,这些传统教育的形式、方式及内容,深刻地影响着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各民族民众的生活方式,塑造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性格,有效地维护了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稳定,巩固了中央王朝国家治理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