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互动视域下明清服饰变迁研究

明清是中国传统服饰演进的重要时期,不仅见证了华夏衣冠的恢复和王朝政治的传续与更迭,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现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明初的服饰礼仪重建,明中后期的服饰等级僭越现象,清初的“剃发易服”政策以及清末民初西风东渐对服饰风尚的影响等,都显示出服饰与王朝政治、地方社会、民众生活的密切互动。从礼俗互动视角予以综合性分析,探索明清服饰的变迁脉络及其社会实践机制,特别是在社会平稳期与转折期的作用发挥,有助于理解服饰在国家一统进程中的文化认同、民族融合等方面的角色担当。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窥视传统中国社会变迁的窗口,亦为理解当今社会发展与国家认同、助力当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智慧。

明代宫廷音乐管理体制及其时代特征

明代宫廷音乐管理体制在沿袭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时代性的新变化,宫廷音乐机构分为神乐观、教坊司和钟鼓司,分别编演和管理宫廷祭祀雅乐、宫内外日常用乐和内廷演剧。机构设置的变化导致其管理职能和管理体制上的变革,主要体现在权责明确,职掌分明;统分结合,市场导向;顺应时势,转变职能等三个方面,对我们当下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高拱与“俺答封贡”

"俺答封贡"是明代乃至中国古代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封贡的成功,奠定了明清政府与蒙古族的治理模式。但谁是"俺答封贡"的主导者和决策者,学术界却出现了高拱、隆庆帝和张居正三种说法,而且又都是各说各的,并没开展正面讨论,故有辨清的必要。是高拱主导了"俺答封贡"事件的全过程,高拱是解决该事件的真正决策人。

清琉封贡关系的确立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明朝灭亡后,中琉封贡关系没有立即确立,而是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琉球因东亚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朝代更迭而一度徘徊不定,但最终被纳入清王朝的封贡体制当中。清琉封贡关系的确立伴随着各方势力的博弈。在此过程中,琉球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选择了最具实力的能够保障琉球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清王朝为靠山,依靠清王朝主导的封贡体制维系国家的存续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琉球这一选择的内在动因是"实力主义",此外还来自数百年来中琉封贡关系的历史积淀和价值认同,来自琉球自身"空道的性格"以及主导琉球海上贸易的海商集团的现实利益诉求。此外,中日琉既存的平衡互动机制也在起作用。从清琉封贡关系的确立过程能够看出琉球寻求立身于封贡体制和华夷秩序的不懈努力。琉球在明清交替、东亚海洋力量格局复杂多变的历史关头找准了位置,获取了稳定的环境,得以继续发展海外贸易,确保其继续"自为一国"二百余年。

正统史论的深入发展与异端史论的孕育——论明代正统至弘治时期的史论

明代史论的价值由否定转向肯定是明代史学研究的成果之一。总体上看,明代史论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其中,在明正统至弘治这一重要发展时期内,正统史论得到充实与发展,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想;并且,还大致形成了正统史观、求实性史论和反思性史论三种思想倾向。由于社会危机的出现,正统史论内部也孕育着某些新异的变化,即明代后期出现的异端史论。

北京智化寺藏殿:一种空间营造思想的研究

北京智化寺藏殿建筑梁架、斗栱、彩画、雕饰与造像完整,是一处难得的完整保留了明代空间特色的建筑遗存。本文以智化寺藏殿及其经藏为主要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文字史料与遗迹现象互证,廓清智化寺营造史与藏殿形制中的两大“反常”之处:“快速建造”与“不能转的转轮经藏”,并指出后者可能为明正统年间的新创形式。其次,通过对相关图像与实物的比较及对历史环境的分析,探讨新形式可能的来源。最后,尝试重建明正统年间智化寺藏殿的空间意象,并解析这些意象背后的四种突破“常规”的形式操作方法:一,功能的集约化;二,意义的整合与渗透;三,空间的轴线、比例与分层;四,装饰表皮与结构骨架分离。通过对营造意图与操作方法的双重解读,得以更加深入地认识古代营造者面对特定问题时展现的设计智慧。

朝鲜王朝的西湖诗文及其内涵分析

受明清西湖文化热潮东传以及万历壬辰年浙兵入朝抗倭的影响,朝鲜文人创作了大量西湖诗文,其内涵不仅限于对名胜的赞咏,还包含着对明清易代的感慨。由于交往限制,朝鲜文人鲜有游历中国江南的机会,始终停留在纸上西湖的认知状态,为了弥补不能身临其境的遗憾,他们将西湖典故及内涵转移至本国景物,从而营造出一番异域西湖文化景象。

《西安南郊明上洛县主墓发掘简报》释文校补

《西安南郊明上洛县主墓发掘简报》一文,公布了幽堂(买地)券、圹志铭拓片,并随文附有释文,但释文中很多地方释读有误。通过校补释文中部分可商榷之处,分析误因,避免以讹传讹,以便使这份宝贵的材料得到更科学地利用。

“国家元气”:明清时期的富户阶层论述与地方社会

明清时期地方上大姓富室的存在与稳定培育,对于区域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生活环境,自然有助于地方富户的培育,而社会动荡与王朝统治变更之际,尤能显现出富户阶层的特殊意义。"郡邑之有富家,亦小民之利",富民乃国家元气所关,"安富以保贫",使富民不苦于为国家供应,而贫民才能获得更多的依赖,这种意见,代表了明清社会中主流阶层的基本认识。但就总体而言,富户阶层的能动作用基本在"地方",相对于帝制悠久的王朝国家,明显处于被控制与调配的地位。明清两代政府在推行一些"保富"政策的同时,还有限制富户某些活动的具体措施,并不是单纯地任由富户干预乡村和城镇的管理事务。而且,本富为上、末富为次的观念,在当时仍是普遍的。

明清易代之际的批判理学:再论吕留良理学思想的基本定位

以往对于吕留良理学思想的讨论,基本上都是以“尊朱辟王”来概括其思想立场。实际上“尊朱辟王”的说法并不合适,因为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含糊的,不能很准确地表达吕氏所处时代的思想状况、吕氏本身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吕氏思想的基本价值倾向。有鉴于此,对于吕氏理学思想的概括可以视为“批判理学”,这样更能体现处于明清易代之际以遗民身份自限的这样一种具体的理学思想形态。吕氏理学思想显然是批判王学的,但是又跟一般意义上的朱子学不一样,这是由于吕氏所处的特殊生活氛围和身份意识所决定的。

从明清白话小说用字看古今文字的发展演变

通过列举6组明清白话小说中和现代汉语中使用功能不同的字组,说明文字在不断发展演变,且具有时代性。在古籍整理中,应该注意这一点,不能"以今律古",对古书中的文字按照现代汉语用字习惯随意修改。

明遗民的“后王”理想及其恢复期待

在经历了“天崩地解”的明清易代的清初,深刻影响和制约当时社会秩序重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作为明朝孤臣孽子的明遗民。行为上,他们初则进行武装抗争以保“治统”,继而进行文化抗争以保“道统”;态度上,他们初则悲愤激切,继而徘徊、分化,终而妥协蜕变。但是,就整体而言,明遗民大多心怀“后王理想”和“恢复期待”,至死不渝。武装抗清失败后,他们或者以“后王”为期待,潜心于著述;或者深信“中华无不复之日”,蓄养以待。

明人别集《四库全书》收录观——以明代江苏文人存世别集为例

以明人别集为切入点考察《四库全书》的收录观,评价其编辑价值则更具有针对性。《四库全书》收录明人别集表现为明显的"四观":"格以代降"的收录观、存目不录的等级观、因时因人废文的禁毁观、删节改纂的修正观。进而表现为对明代文学的评判上存在严重偏颇,其编辑价值也大为降低。

一部古代中朝断代关系史的力作——读姜龙范、刘子敏教授合著《明代中朝关系史》

姜龙范、刘子敏合著《明代中朝关系史》一书填补了中朝断代关系史研究之空白。该书结构完整,层次清晰,史论结合,兼加考证,资料翔实,博采众长。白璧微瑕的是在各章题目的规范、统一,史料的运用及使用前人成果方面略有缺憾。

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明代是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时代。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经历了276年的发展历程,分为6个历史时段。志怪传奇小说在明代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地位、特征及其嬗变。

明清易代与才媛李因诗风之变

明清易代的社会动荡推动了女性诗风的变革,才媛李因的创作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李因早年诗歌以清丽见长,并借随夫葛征奇北上宦游的江山之助,形成了清奇疏野的风格。易代之际及家国沦亡的境遇,催发其慷慨激烈的变徵之音。晚年虽贫困潦倒,但仍坚持创作,诗风亦趋于沉郁苍凉。

清初山东的遗民诗人

山东地区的遗民作家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体,过去由于学界注意不够,再加上大量作品和相关资料的散失,很多作家都被历史的尘埃堙没了,有的人甚至连现代编撰的多种《遗民录》中都找不见他们的踪影。为展示山东遗民诗人的阵容,这里且将其中创作成就相对突出、且有诗集流传的部分诗人试作评论。

才子佳人小说的文化心态探析

才子佳人小说创作与明末清初这个特定环境中士人的生活遭际和文化心态密切相关。《玉娇梨》、《平山冷燕》等弘扬女子之才 ,写理想化的爱情 ,这是怀才不遇的失意文人人生理想的寄托。《金云翘传》写王翠翘悲剧的一生 ,着重突出的却是其“身辱心贞” ,体现了被迫仕清的文人对“失节”的忧惧和无奈。《好逑传》以理节情 ,则表现了作家在理学复炽的大形势下 。

清初史家的兴亡论

清初史家的兴亡论主要围绕着对明清易代的认识展开。清初官方大力宣扬天命史观,以此证明明亡清兴的合理性与正统性。仕清史家附和了这种观点。遗民史家则用天命来表达对明清易代的悲愤,但更多是从人事探讨兴亡,表达了经世致用的治史旨趣。清初史家对崇祯君臣的历史责任进行了争辩,在崇祯君臣的理政方式、用人、党争、历史评价等问题上激烈交锋,既展现了他们对兴亡问题的深刻认识,也宣示了易代之际各自不同的立场与选择。他们通过对兴亡的历史解读为自己找到了在清初社会中的位置。

皇太极营建皇宫与沈阳改名盛京新论

皇太极继位后开始营建皇宫,并于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将沈阳改名为盛京,使其由政治广场变为大内宫阙,后金都城有了皇家的尊严和气势。尤其是将都城定之为"京",不仅彰显了其在东北地区的王者霸气及皇太极对盛京城建设的卓越贡献,也使这座都城得到了较快发展,一跃成为清入关前的政治中心。定名盛京城,标志着它走完了从明朝中卫城到清初都城演变的过程。定名盛京城,也是皇太极改族名和国号、年号的前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