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情节涉医描写的叙事意义

医学与叙事关系密切,中国古代小说有诸多涉医描写,在故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情节展开的叙事动力。《金瓶梅》中的李瓶儿、《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之死,情节结构呈现因果链条,但前者显露、后者隐微;而不少明清小说的涉医情节是由巧合和偶然行为组合而成,出人意料的情节发展往往是某种观念的图解。生老病死是人的生命历程,也是小说常见内容,涉医叙事在小说中意义重大。

论明清侠义章回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女性观念的发展演变

明清时期,侠义章回小说逐步发展繁荣,女性人物的性别存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伦理叙事所反映出的女性观念逐渐增强,女性角色在书中所占地位也越发凸显。这反映了明清小说家对社会现实认识的逐步深入,更加符合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从而给侠义小说的创作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女性角色增加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化思潮的影响、创作观念的更新、文学艺术的发展不无关系。但是,由于封建时代伦理道德规范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女性最终只有服膺于性别角色的固有设定,进入传统伦常秩序之中,才能获得人生价值的圆满。

明清仙道小说的结构模式及其来源

明清小说的繁荣,带来了小说观念和小说理论的繁富,小说家纷纷对小说的结构艺术进行深刻思考。在这个背景下,作为明清小说中一个新品种的道教仙道小说,据初步统计共48部,它们的作者都曾苦心经营过这些小说的结构模式,结果是全部48部仙道小说无一例外地按照“仙界开局式”“凡间发展式”“玉局结尾式”,即“仙界→人世→仙界”的三段结构形式来布局谋篇,这种模式同时也策应了明清文法、戏法、小说法等提倡的豹头、猪肚、凤尾的结构理论。究其原因,主要受诸如《太平经》等早期道教在经典制作上的文本模式的影响。但是明清仙道小说在结构安排、叙述风格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性,这是服从于仙道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其他外在客观因素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明代中晚期民间饮茶习俗及其社会功能的探究——以明代小说戏曲材料为中心

明代广泛的饮茶行为在明代民间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茶习俗,这些民间饮茶习俗罕有系统的记载,零散见于不同的文献。而明代中晚期的通俗小说戏曲发展蓬勃,这些文学作品生动记录了当时社会的日常生活状态,通过整理分析这些文学作品中的茶事活动,系统展示明代中晚期民间饮茶之习俗,探索当时饮茶习俗的社会功能。

论明清小说的党争书写

古代党争频仍、严酷,人们对“朋党”一般畏之如虎,避之不及,也有对之反思,提出“君子之朋”“小人之朋”。明清小说体现了古代朋党观念的多个层面,其党争书写表现为以下特点:小说人物基本上隶属于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两个群体,正邪对立,正反相照。其小说情节主要是:利用“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君子朋党往往斗不过小人朋党,遭到小人朋党的迫害。在党争中,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的胜与败,实际上皆由君王操控;朋党双方最后均遭受君王制裁甚至消灭,结局悲惨;有的明清小说客观上写出了“党争亡国”的思想。某些明清小说能迅速反映时代思潮,生动体现出朋党观念,这是其值得肯定的价值之一。

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团窠双龙戏珠纹暗花缎褶裙形制考

对明代吴氏墓出土团窠双龙戏珠纹暗花缎褶裙形制进行研究推考,探讨明代命妇褶裙形制特征。运用实验考古学、文献图像查阅、个案分析与多元类比相结合的方法,对该裙的出土背景、面料、形制、裙片拼缝方式、褶裥制式及数量、裙与上衣组配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团窠双龙戏珠纹暗花缎褶裙为两片一腰样式的侧褶裙,裙片共用七幅料拼缝,裙两侧捏“四对四”抱合对褶,为明代较为典型的褶裙制式,具有明显的传承性;该裙与墓中出土短上衣组配,体现了弘治年间江南地区命妇着装的礼仪性与时尚性,代表了明中期命妇典型的生活着装配伍。

明清人情小说西行之传播价值嬗变

中国古典小说西行滥觞于明清人情小说。从18世纪初《好逑传》走进英语受众至今,该流派作品的英译传播已有300余年历史。目前,该流派中有18部作品已走入英语世界,英译本达77种。其英译传播活动以西方人发起为主,大致经历了道德教化、信息猎取、价值鉴赏三个阶段,总体呈现外热内冷的局面。作品在中西交流史中的价值随着中西关系和传播环境的变化而嬗变,从实用主义逐渐走向学术鉴赏。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以时间为轴,通过历史分析法综观明清人情小说英译传播情况,揭示其流派价值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嬗变的经历和原因。同时,以史为镜,旨在通过发掘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供需契合点来提升明清人情小说英译传播效果,并为中国其他文学类型的对外传播提供参考。

明清谐谑类小说序跋研究

明清谐谑类小说大量涌现,小说序跋反映出小说在成书宗旨上的反教化、反劝惩倾向,体现了明清谐谑类小说从关注笑话的功利作用向关注笑话文体本身转变。明清谐谑类小说序跋具有多样的文体特征,不仅带有小品文的清新脱俗,还有对八股文文风的模拟与改造,在引用经史的同时也凝结着通俗文学的俗文学特性,展现出明清文学集大成的特点。明清谐谑类小说序跋还与小说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体现在促进传播和传播互证两个方面,序跋的广告效应无疑对小说的发展传播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整体而言,明清谐谑类小说序跋价值较高,对其研究很有必要。

明清世情小说中的涉医文献及其文学价值

明清世情小说中有较多求医问病场景的描写,涉及到医疗制度、医理、医药、诊疗、养生等诸多方面,再现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就医、养生等日常生活的情状。这些涉医文献既有对望闻问切、辨证施治等医理的阐发,也有对诊疗中注重情绪与疾病关系的叙述。就整体而言,此类涉医文献的文学书写大多具有一定的医学理论依据,同时作为文学素材,又起到了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以及揭示人物命运的作用。但涉医文献毕竟与医学文献有本质的不同,对此,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也要详加区分、核验,科学对待。

谫论明清小说中的对联

在宋代话本中,已存在对联的雏形,至明代,对联已被成熟运用于小说的回目、篇内、回末等重要位置,成为明清小说中的主要文体表现形式之一。对联的分类丰富多样,按照内容,对联可以分为言对、事对;按照上下句表意关系,可以分为正对(顺对)、反对(逆对)、流水对(串对)。对联可以帮助小说传达情感、营造意境,为读者提供线索、串联情节,并通过评价和暗示更好地刻画人物。

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女子“断发”情节研究

“断发”之举,渊源有自,其来尚矣。早在原始社会,“断发”行为就是因地制宜的百越民俗和悖礼犯义的中原禁忌,与地域因素、生活方式、民族意识乃至社会伦理关联密切。而聚焦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断发事件,主体犹以女性居多,女子“断发”的背后暗含了其婚恋状况的反映、贞节观念的体现和内心悲愤的宣泄,现实寓意丰富深厚。明清小说戏曲借用此种情节结构,渲染描绘,呈现了矢志守节,割发立誓;男女恋爱,截发传情;意同折辱,剃发受惩;内心悲愤,断发绝念;夫妻分离,剪发寄情;看破红尘,削发空门;迫于生计,祝发谋生等特定类型。此情节叙写了不同情境下的个体故事,代表了不同遭遇下的女性心声,蕴含了广博精深的文化内蕴和独树一帜的审美属性。

明代小说海洋书写中的海洋意识——以“三言二拍”与《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为中心

明人小说中的海洋书写数量多、涉及面广,折射出明代海洋生活和明人的海洋意识,是研究明代海洋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明代人在海洋意识方面,呈现出官方与民间二元分野的状况,在明代小说中官方与民间对海洋认知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二者对海洋财富和海洋商贸活动认识方面的观念差异。明人小说中呈现的海洋书写重点突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海洋商业和海洋政治军事意识,二者分别体现在对私人海洋贸易多方面的认知,对倭寇的构成及其具体情况的了解。梳理回顾明人小说中的海洋书写具有抽离西方“殖民”视角、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意义。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稗官小说”的关键词批评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目录学传统

明代通俗小说序跋高频率使用“稗官小说”一词,作为小说批评的核心术语,这是序跋者基于目录学体系而总结的词汇,意图形成一种评价的策略。在此基础上,序跋者提出通俗小说其他方面的知识特征,以说明通俗小说合理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这表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深受目录知识传统的制约,并影响了时人对通俗小说知识特征的概括与社会角色的评判。探讨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批评价值,应透视明代文教背景及其知识结构对把握明人小说批评理念、概括明人小说观念及细化明人日常知识活动的权威作用,避免“以西律中”及“以今律古”的过度诠释。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晚明小说商业出版的新变

晚明时期坊刻小说十分活跃,商业出版数量大幅度增加,并且颇具特色。这一时期传统封建社会由繁荣走向衰落,并向近代社会转型,因此坊刻小说的商业出版也出现了相应变化。晚明小说商业出版活动呈现出以下特点:文人与书坊的结合愈加紧密;小说的商业出版既丰富了物质文化生活,又促进了出版业和插画艺术的发展;文人和书坊主有较强的教化和劝世意识,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进一步使小说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由动物书写看高罗佩狄公案小说对中国公案小说的接受与创新

中国公案小说中有着丰富的动物书写情节,因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浸润及文学动物书写传统的影响而突显出神异性色调。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狄公案小说一方面借鉴了传统公案小说的动物书写情节,另一方面又淡化了此类情节的神异性和果报观念,强化了客观逻辑与科学化思维。这既反映出西方侦探小说对他的影响,更折射出他在接受中国文化时的理性思辨意识。在此基础上,他赋予动物书写情节以跨文化传播的功能,投射出他对中国文化的体悟。通过小说中的动物书写,他既开辟了观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特殊视野,又参照、借鉴了西方通俗文学的创作传统,于中西文化会通中实现了“华风西被”的祈愿。

再论明代公案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成因——科举歧视、说唱与小说理念对叙事的影响

学界常感叹公案小说不如西方侦探小说那么引人入胜。但此类比较未能很好地结合中国文化环境,也忽略了“引人入胜”叙事方式的某些内在机制。法医学知识和细密的故事时间是破案严谨的基石。明代科举和教育体系歧视仵作,强化了文人与法医学知识的割裂。限制计时仪器的发展,因此故事时间较为模糊。说唱常渲染作案经过以强化善恶对立,史传文化按时序叙述,导致隐藏作案经过的方式散见却未成主流。拟话本的题目与入话会提前叙述后文,设置反转和悬念时易顾此失彼。虚构看似相关实则无关的线索,可强化悬念,也使重要的线索与反转更难被觉察,结局更出人意料。但明小说作者视“奇”与“通俗”为手段而非核心,所以很少虚构假线索。悬念、推理和反转多散见却未实现精致的融合。此外,中国独创的密室情节值得更多关注。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思政资源开发与教学策略新探——以明清小说为例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载体,其蕴含的思想道德与价值观念符合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大背景下高校所践行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古代文学明清小说中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可尝试将其与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形成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将其融入到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课堂教学内容与设计里,并在考试与考核中注重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与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结合。

明清小说批评中的“观象”思维与审美体验

在明清小说批评中,金圣叹、毛纶与毛宗岗父子、但明伦等批评家们常以一系列“观象”隐喻修辞话语评说对小说文本的审美感受。这种思维方式并非明清小说批评家的新创,它较早地出现在魏晋六朝时期的《世说新语》以具体可感的景象品藻人物的清谈中,以及该时期以意象评赏作品风貌的文学批评中。明清小说批评中的“观象”批评,是指作为审美主体的批评家往往幻想出一系列的景象,并且以审美“观象”方式去品鉴景象,将各种景物视为情景交融的意象,并以动静交叉的各类景物意象来评说小说文法特征。在批评家眼里,小说文本天地仿佛风景名胜区,在带给批评家及阅读者审美愉悦的同时,也凭借其自身蕴藏着的画境感提升读者的阅读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