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的晏公信仰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晏公原为江西地方性水神,明朝初年,晏公信仰逐渐由江西扩展到全国。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是晏公信仰较为盛行的区域,漕粮运输和水上航行的现实需要是导致晏公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漕军、船工、水手则是信仰晏公的主要群体。晏公信仰呈现出信仰群体特定性、信仰区域差异性、信仰目的功利性等特征,对明清国家漕粮运输活动、沿岸民众社会生活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的金龙四大王信仰

明清时期山东是金龙四大王信仰较为盛行的区域。金龙四大王为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故其庙宇主要分布于黄、运沿岸地区,频发的黄河水灾以及治河、漕运的现实需要是导致其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谢绪的忠义形象和众多的商人商帮亦推动了信仰的扩展和传播。金龙四大王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祭祀需求,在对明清国家的漕粮运输和河漕治理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亦为沿岸民众所普遍接受,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化、本土化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明朝禁海政策

明朝漠视宋元以来海运业的发展成果而强制禁海,一方面,重创民间海运业,海盗绵延,沿海"不治",海洋贸易损失巨大;另一方面,漕粮由海运改回为河运后弊病深重,寻租丛生,漕运日益艰难,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并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阈下,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不能掩盖明朝禁海高昂的制度成本,特别是中国部分地失去了全球贸易中的制海权和话语权,失去了进入现代社会的演进机遇。扭曲内在规律和激励结构的政策,必将严重影响交换和生产成本,代价将异常惨重,这是明朝禁海留下的制度遗产。

略论明朝的海洋政策

明朝的海洋政策具有外向性和内收性并存的特点。外向性集中体现在郑和下西洋时代 ,是时的海洋政策具有明确的海权意识和经略西洋的主观动机 ,是中国古代海洋事业的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