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实录》比较研究

明清两朝《实录》都通过传统的实录体来记载本朝皇帝的历史,并贯彻了大致相同的史学主题,即政治鉴戒、显亲尽孝、张扬忠义、劝励风俗等。由此可以看出,明清两朝在文化上有极大的传承性和相同性,都是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体制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明清实录修纂因主导者的民族身份不同,导致二者形成同中之异。明代实灵全为汉文本,而清廷在继承中原体制的同时,刻意保持其民族性和文化特色,在修汉文本实录时,还修纂了满文本乃至蒙古文本;在直书和曲笔的应用上,两朝实录都对非敏感的历史进行了直书,对敏感的历史进行了曲笔,《明实录》的曲笔多属于对皇帝行为的政治性讳饰,而《清实录》多侧重于对清廷早期民族身份和文明状态的讳饰。为了掩饰民族身份的文化落差,清廷信奉"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通达的华夷观,从而走上了"汉化"之路,大力推行"右文"政策,设实录馆专修实录,以与明代只设史馆而修众史相区别。

试析《明实录》对王竑个人历史的书写

王竑的仕途与大明帝国正统、景泰、天顺和成化的历史相伴而行,甚至是当时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其个人历史直接构成了明朝国史的部分内容。《明实录》作为明朝的编年国史,以时间为线索,鲜明地记载和反映了王竑在每一个阶段的成就。书中对王竑的肯定和惋惜,反映了《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和《孝宗实录》的史臣们对他的正面认识,也是对当时士大夫们对王竑评价的承载和记录。当然,无论是皇帝、士大夫还是史臣,他们对王竑的重视,又与王竑个人在景泰、天顺、成化、弘治间的历史功绩密不可分。这说明,历史的书写虽然与书写者的价值取向紧密相关,但也或多或少受制于客观的历史事实。

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

作为明成祖嫡系君主所控制的《明实录》,在对待被成祖推翻的建文帝的年号及历史上,存在着明显的排斥态度和掩盖倾向,反映了明代官方史学在对待统治集团内部被打倒的重要人物上的处理倾向,以及专制政治下失势人物失载的命运。随着皇权的松弛和士风的变化,由史臣们具体纂修的晚明实录,开始改变以往掩盖建文历史的做法,频繁载录建文的历史以及为之平反的请求,表明代表帝国意识形态的儒臣与代表上层建筑的君主之间,在伦理价值与政治利益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明实录研究》失误一题——兼论吴本《明实录》的史料价值

本文认为《明实录研究》未能将现存的吴廷燮写本《明实录》作为一个重要的版本加以研究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吴廷燮写本《明实录》是抄本《明实录》中卷帙较完整的一部,多数抄自内阁明清档案,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明实录研究》失误一题——兼论吴本《明实录》的史料价值

本文认为《明实录研究》未能将现存的吴廷燮写本《明实录》作为一个重要的版本加以研究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吴廷燮写本《明实录》是抄本《明实录》中卷帙较完整的一部,多数抄自内阁明清档案,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冒襄研究述评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是明末清初文坛上的风云人物。襄少负才名,能诗擅文,及其成年,则积极投身于复社活动,并起到重要作用。入清之后,冒襄隐居不仕,以拒不降清之气节名动海内,然学界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对其始有关注。在相关研究中,学者们较为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生平交游、戏剧活动、水绘园唱和、冒董爱情以及《影梅庵忆语》。

杨廷和与《明武宗实录》修纂

杨廷和在纂修《明武宗实录》期间的一些修史举措及影响一直未被学界予以较多关注。其在史料择取、力倡节俭、厘正曲笔、人员选拔等方面颇有贡献。嗣后,"大礼议"兴起,随着杨廷和的去职,史馆中与其持相近立场的修史人员多遭贬谪而未能出现在最终修纂人员名录中。总体而言,杨氏为修史工作提供支持的同时,亦卷入了任意增减史材及人物评价失实之訾议。

《宪宗实录》成书时间考误

《宪宗实录》成书时间有弘治三年、弘治四年、弘治五年三种说法,但多数记载为弘治四年,其修纂官员的升迁时间也出现了相应讹误。经考证,《宪宗实录》成书时间应为弘治四年。"弘治三年"讹误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年号省略,"三年"作为多义词,产生歧义;其二,庙号和年号同时省略,"实录"一词指代不明,产生歧义,将《英宗实录》与《宪宗实录》成书时间混淆;其三,"预"字有歧义,"预修"被误解为提前修完。"弘治五年"这一讹误产生的原因,一是承继"弘治三年"讹误,"三"与"五"形似而讹,由传抄或误刊导致;二是方志延续张廷玉《明史》讹误;三是与《明实录》及相关明代档案遭到禁毁有关。

元末明初何真形象的建构及其政治文化史意涵——以当朝国史《明实录》传记为中心

当朝国史《明实录》建构的何真形象,乃是元末乱世保境安民的乡豪、元明易代之际识时务知天命的顺臣、为新朝奔波劳苦的功臣。可见,明代官方对何真的盖棺定论是正面的、肯定的。结合其他文献综合分析,可知《明实录》建构的何真形象基本符合史实。但是,史官们有意遮蔽、弱化了何真的另外两种形象,即好儒的文人、故元王朝的忠臣。这一人物形象建构过程贯穿着当朝政治压力、正统修史理念感召二者之间的博弈,体现了史学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共进与互动的关系。这例个案的考察,也表明研究相关历史人物,需要重视《明实录》传记及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