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类”到正统:《明实录》对陈献章的历史书写

《明实录》关于陈献章的记载存在抵牾。宪宗实录编修时,史官们以程朱理学为正统,陈氏及白沙心学被视为“另类”,因此陈氏传记多为负面记载。孝宗等朝实录编修时,白沙心学渐从“另类”转变为正统,信奉心学的史官们越来越多地主导着历史话语权,相关记载遂以正面为主。这是陈氏及白沙心学沉浮境遇在明代当朝国史中的反映。宪宗实录中陈氏传记未必真实可信,却展现出历史的另一面相,其书写价值值得重视。这例个案的考察,反映出实录编修在追求“价值正确”过程中面对“另类”与正统转变的困窘。

《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再考察

《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的时间、原因、过程等问题,前人已有考述,然尚有不足。经重新梳理史料,发现《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应当始于永乐七年六月,至永乐十六年五月成书上进。朱棣突然决定三修《明太祖实录》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永乐六年冬,《永乐大典》成书上进,使得朱棣有足够的人员从事三修本《明太祖实录》的纂修工作;其二,朱棣对李景隆“心术”的怀疑是三修《明太祖实录》的根本原因;其三,永乐七年的北巡唤起了朱棣对李景隆的怀疑与不满,是朱棣决定第三次纂修《明太祖实录》的直接原因。此外,《明太祖实录》的三修工作完全在朱棣的控制之下进行,实录及纂修班子随朱棣銮驾在南北两京之间几经迁移。三修《明太祖实录》或于北京太液池焚草,但此时实录成书后即焚其草的惯例尚未形成,因此焚草时间可能并非在上进后不久。

《明熹宗实录》订误举隅

《明熹宗实录》为明代十三朝最后一部官修《实录》,其按时间顺序记载了天启七年间(公元1621—1627年)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等诸方面内容,是研究晚明历史的重要资料。然因其纂修内容复杂以及誊录、传抄等原因,是书仍有不少讹误,涉及数量、人名、时间等诸方面。

《明实录》天象记录的统计分析

《明实录》是明朝历代官修的编年体史书,篇幅巨大,其中包含天象记录达6000余条,是二十四史以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最大来源,其中包括日月食336条、月行星掩犯2622条、流陨2248条.明后期除日月食和彗星记录外,其他类型天象记录大幅减少.天象记录的密度,正德以前平均每年38条,嘉靖以后则只有每年7条.由可以回算验证的月行星掩犯记录得到错误率4.1%,属历代最佳.错误主要是资料编纂整理过程和书籍传抄过程造成的.月亮记录显示,凌晨的观测,通常记前一日日期;掩犯恒星记录显示,官内星名与传统略有差异.若干例证说明,原始记录采用日序式纪日.只是在编纂史书时,才改用干支纪日.

明代起居注制度的兴废及其对《明实录》的影响──兼论儒家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冲突和摩擦

明代起居注制度时兴时废，但明代初期及后期历朝均有起居注存在，而且发挥着 不同程度的作用。起居注的设置和废寝，对《明实录》的编纂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影响：前者 使实录生动而真切，后者使实录平实而枯燥。明代起居注制度的兴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 家意识形态与君主专制制度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冲突的关系。

《明实录》中的凤阳府仓储探析

凤阳府在明代具有特殊的地位,凤阳仓储在明代仓储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明初的凤阳粮仓"临濠仓",具备了一定的"京仓"功能。凤阳的军储仓,作为军粮的收储、转运中心,在明代一直发挥着区域性大型粮仓的作用。研究凤阳府的仓储,对了解明代粮储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研究封建国家粮储的备灾备荒功能,对当前社会救灾救荒以及国家粮食安全政策的制定也具有参考价值。

《明实录》所见天津及附近地区水利营田探析

水利工程从古至今一直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明代定都北京,天津作为京都门户,在明初就实行了军屯。文章主要从《明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剖析当时中央政府对天津及其附近地区的水利营田发展所做的努力。

明代中期的岛屿议题:以《明实录》为中心

明代初期,缘于政权更迭及其所肇致东亚海域秩序的改变,岛屿治理议题包括:征抚海上政敌并击退蒙古残兵、征抚居留海岛的贼寇与流民、对倭寇的征剿与防御、与周边国家的外交等。文章以《明实录》为中心,利用数位人文研究法,搜寻海岛、岛屿等关键词,进一步检视归纳其于明代中叶的变化发展,概可分为内外形势交错与内政治理两大方面:前者包括海贼倭番的入寇与平定、海防的建置与备御、朝贡关系与勘合贸易;后者为流移逃人的治理、海运与商贸问题等。明代中期中央决策层级的岛屿议题,除了延续前期海寇/海防的对应格局外,更出现中外海寇交错、贡寇相间、海运商贸等等辨证复杂的情势,反映出东亚海域上旺盛的跨国贸易需求与相应体制的缺乏。

《明实录》史官的籍贯分布及其成因与影响

作为明代官方史学代表的《明实录》,其史官籍贯信息确考者568人次,占已知史官总数613人次的92.66%,他们的籍贯分布广泛、相对集中。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与明朝渐重科举的文官铨选制度、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史学传统等相关。史官的籍贯分布情况,对于实录编修和具体历史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积极作用,也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有其限度,不宜夸大。

两部《名医类案》辨治肺痨经验探骊

《名医类案》与《续名医类案》两书体例相同,内容相近,互为补充,均为重要的医案类著作。通过系统梳理两书“劳瘵”篇章的内容,探究历代医家诊治肺痨的辨证思路与用药经验。肺痨主要证型可分3期,初期脾虚阳郁证、肺肾阴亏证,中期气阴两虚证,以及后期阴虚血瘀证、蛊毒侵肺证,并提出健脾散郁、补肺益肾、益气养阴、滋阴活血、攻毒杀虫等相应治法。目前尚未有学者对古代肺痨医案进行分析,且中医临床指南也未对攻毒杀虫法进行详细阐述,因此探究古代医案中蕴含的临证经验,对于当前临床诊治肺痨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明清时期白山土司官族教育的多维透视——以《白山司志》为中心的考察

《白山司志》作为一部专门记述白山司域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作,其中部分史料真实反映出明清时期白山土司官族教育的历史情形。白山司域统治者对官族子弟的教育极为重视,通过派送子弟入官学学习、培养崇文重教家风和营造人文环境等方式对官族子弟进行教育,旨在提高整个白山司域官族的文化素养,进而逐渐融入汉文化知识体系中,构建国家认同意识。明清时期白山司域官族教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社会等级特征,对官族的教育侧重提升土司承袭人的文化水平,而将科举取士作为次要目的。以《白山司志》为中心对明清时期白山土司的官族教育进行多维度探析,不仅为区域教育史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而且还为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微观切入点,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崇祯实录及长编中的天文资料

由于留存文献较多而又保持传统特色，明代天文记录是研究中国传统天文学的重要资料。由于《明实录》卷帙浩繁，何丙郁等将其中与天文学有关的记载摘录出来，出版了《明实录中之天文资料》一书。以同样的体例，将该书未包括的《崇祯实录》及《崇祯长编》中的天文资料辑出，以为该书之补充。同时对其中能够计算的天象作了复算，以为注释；对崇祯朝天象记录文献来源的特征作了探讨。

明代内府杂剧服装色彩刍议——以《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穿关为研究中心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附有搬演穿关记录,是研究明代内府杂剧服装色彩的重要文献。在从曲本撰写到舞台演出的二度创作过程中,剧目所涉脚色的服装色彩,并未完全照搬现实中的色彩制度,而是以正色—间色—杂色的色彩等级为内核,在舞台呈现和演出调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独立的舞台服装色彩体系。在趋吉避凶的主旨之下,曲本中的白色与紫色在演出中分别被替换为玉色与红色;并在固化人物服色规范的脚色构建中,产生了玉色袍杨景与红袍关羽、青衣俫儿与茶褐直身老儿等典型的舞台人物形象。

建文帝有实录吗

史学界长期流行明建文帝有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说法，并广泛见于研究或介绍《明实录》的专著、教科书、工具书和论文中。该说直接源于《明史·艺文志》的记载。本文通过追朔其史料来源和考辨史实的方法，得出建文帝并无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结论，并指出《明史·艺文志》所以致误的原因，以求正于史学界同仁。

一位农学家笔下的灾害实录——明末湖州沈氏与《奇荒纪事》

明末湖州农学家沈氏,身当灾害频仍、社会动乱之世,撰成《奇荒纪事》一文。它详细记录当时的水灾、旱灾和瘟疫灾害实况,论述灾害造成破坏农业生产、引起物价上涨、导致人口损耗、激化阶级矛盾等社会经济影响。该文反映沈氏推行粥赈,厚道助人、缓解灾荒的救灾举措,还表现他反对苛征,耕读节俭、防备灾害的荒政观点。沈氏虽有一定阶级局限,但其文章的科学性、人民性更具价值。

《明孝宗实录》记载纠误及其在历史文献编纂学上的启示

《明孝宗实录》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研究明孝宗在位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其记载亦有人名、地名、时间、史实等方面的失误,以及史实漏载等不足,甚至有歪曲史实,刻意诋毁人物的现象,影响了其编纂质量。文章特选取其部分失误事例加以纠正,并予论列。以上失误现象从历史文献编纂学角度给后人留下了如下重要启示:编纂者具备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制定完善的凡例以及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德,是历史文献编纂成功的关键所在。

论“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丛书”古籍整理工作

《明实录》《清实录》藏族史料的辑录与整理,对西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将《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与其他从《明实录》《清实录》辑录民族史料的著作相比较,说明其具有取材丰富便于利用等特点,但仍存不足,具有再整理的必要性。而再整理则侧重于从人名、地名与族名的用字,出处的标注,标点及简化字等的处理上进行举例说明,使这两部史书更为完备。

明清实录对“南海”与“南洋”的记载与认知

作为官方史书的明、清两代实录,对"南海"和"南洋"概念作了记载,对南海祭祀作了载录,反映了明、清官方对南中国海及其周围地区的认知水平。《明实录》主要使用的是"南海"概念,几乎未用"南洋"一词;《清实录》虽然使用了"南海"一词,但更多使用的是"南洋"概念,而范围较前者更为宽广。明清实录对南海或南洋的记载属于遇事则记的动态模式,而未对南海的面积、四至、管辖作静态的描述和知识性的总结;实录作为中央政府在京所修的国史,对南海或南洋这样的边疆地区记载较略,不及当地渔民留下的《更路簿》更为清晰详尽。然而,实录对东沙、西沙等南海诸岛交涉和经营的记载,则反映了国史对国土主权宣示的庄严和神圣。

明清滇黔行纪述论

明清时期中央对云贵地区的管理由高层组织逐步深入至基层社会,随着与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增加,尤其官员往来的频繁,出现了大量汉文滇黔行纪。经笔者收集整理共计67部,其中明代9部,清代58部。这些行纪的旅行路线以往来直隶与云贵以及江南与云贵间的数量最多,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格局相一致。随着中央统治的深入,地理认知的拓展等因素,明清滇黔行纪所涉及的区域范围越来越广。行纪的作者以官员为主,由于官员选派施行地区回避制,因此大部分是省外至滇黔任职的官员。具体的出行原因以贬谪、为官、监考、处理军务、宣召、办案为数较多,地理考察、寻亲、游览、朝觐、赶考、矿产调查、地质勘察为数较少。明清云贵地区是此前文人、官员较少涉足的新天地,因此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并为他们的文学、绘画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土壤。明清滇黔行纪,既有写景叙事的文学佳作,又有大量关于明清滇黔交通、政治、经济、军事、风俗、教育、矿产、地理、气候的珍贵史料。滇黔地区很多旅游景点在明清时期就得到了开发,由于通行条件所限,驿道沿线的景区分布集中,且相关诗文记录丰富,可谓这些景点的文化富矿。滇黔行纪保留了景点的历史,积累起景点的人文底蕴,对当今云贵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有重要借鉴价值。

秦汉时期的“命罪”及其管理模式探析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中规定,鬼薪白粲罪以上逃亡的要“以其罪命之”,而耐隶臣妾罪以下就只是“论令出会之”。根据众多同类文献分析比较可知,“命”与“出会”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是地方官府针对轻重不同的罪犯逃亡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秦及西汉时期,针对重罪逃犯,治狱吏要缺席论定“命罪”,使之成为“命者”,官府再派吏求捕。出于行政成本考虑,官府不会拘系轻罪犯,只是责令他们“出会”,即在规定日期内前来接受处罚。走马楼西汉简狱案文书表明,犯有较重刑罪或造成官府财产损失的罪犯逃亡后,地方官府首先会派吏徒求捕30日,在求捕不得的情况下,治狱吏会对案件进行缺席审判,以加重论定“命罪”的方式阶段性结案。“命罪”之后,县廷治狱吏会制作“命者”的“命籍”,并汇总成《命簿》,以便尉史或亭长继续求捕。《命簿》需要在上计时向上级汇报,接受郡国考课。而东汉简牍材料显示,东汉中后期以降,官府对逃犯不再缺席论定“命罪”,而是继续派吏逐捕,显示出对罪犯逃亡的管理模式已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