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安派之“真”的四个层面

在公安派的诗文理论中,“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前人对于“真”这一概念虽颇有研究,但对于“真”的意义层面划分仍不够细致。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将公安派之“真”区分为人格、情感、文体、表达四个层面,并由此探讨“性灵”与“真”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性灵”和“真”其实是“体”和“用”的关系。以“真”为核心来建立公安派的文学体系,一方面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因果位置,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其他审美风格在公安派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公安派对于“真”的追求,树立了独立自主的人格类型,实现了个人情感的自由书写,促进了晚明非正式文体的勃兴,也代表了晚明“重一己而轻外物”的时代文化精神。

陈湛心学的流变与明清哲学的转折——兼论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滥觞

陈湛心学的流变并非如《明儒学案》所示合流于阳明心学一种去向。陈湛心学与阳明、程朱、关中、东林、蕺山、南园等学派紧密互联,呈现出流变的多向性。而其趋向,则是走向以朴素唯物主义为体、以自然人性论和实学为两翼的早期启蒙思潮。陈湛心学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主力军之一,其流变的态势与明清哲学的转折高度耦合,早期启蒙思潮兴起的线索由此清晰可见。

钩沉攫微话铭贤——探究铭贤学校图书馆

铭贤学校是山西农业大学前身。作为近代一所新型学校,从1907年创办小学、中学,进而铭贤农工专科学校、铭贤学院,到1951年政府接管铭贤学院成为山西农学院,历经44年。笔者通过查阅大量铭贤档案以及其他一切可获得的铭贤史料钩沉攫微,试图根据史料,从馆舍、藏书及图书馆的管理等方面再现铭贤学校图书馆的发展历程,还原当时铭贤学校图书馆的历史,探究近代图书馆的发展,丰富图书馆史研究的内容。

明清徽商与徽州武术文化的发展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徽商的兴起、特点及其对徽州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力,探讨了徽州武术的历史演变与特色形成,揭示了徽州武术在精神、道德和社会网络层面对徽商的正面作用,以及在二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下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文章广泛搜集历史文献与史料,结合历史及社会学视角,为徽商与地方武术文化相互作用的模式提供了新的解读。

明清齐鲁针灸发展特点及背景探究

明清时期,齐鲁医家众多,著述宏富,其中包含《经络汇编释义》《经穴解》《针灸阐岐》等针灸专著;针灸治疗范围拓宽,涉及临证各科;针灸学传承与创新并举,且注重知识普及。这一时期,古籍文献的整理与保护、医学教育的推动、印刷技术的推广应用、医学书籍的普及以及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对齐鲁针灸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支持和促进作用。参考文献39篇。

儒学的身体转向及其文明史意义--重思晚明儒学中的泰州学派

以儒学身体观为线索,从文明史和儒学史的交互视野,可以看到儒学在晚明时代发生了一次“身体转向”,即从以心为本转到以身为本,这种转向不只是内容上的修补,更是结构上的变革。由此可见以王心斋为核心的泰州学派在儒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及其在现代性叙事中的文明史意义。从“心本”到“身本”的结构转换,与西方文化中从意识到身体的转换有类似之处,但二者也有差别。从以身为本的一体感应论逻辑中,可以发现关于现代性的另一种叙事,即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儒学方案。

论明末竟陵派诗风中的“贾岛现象”

中唐诗人贾岛、姚合是著名的“苦吟”诗人,他们在创作中对铸字炼句的刻意求工以及对幽僻诗境的醉心独好引得后世众多文人、尤其是封建王朝末世境遇坎坷的文人在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上的认同和共鸣,此种“贾岛现象”在明末竟陵派诗人中也具有突出的体现,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诗人尚“清”崇“静”,追求孤寂的诗境,具有典型的贾、姚特征,这既打上了明末社会的时代烙印,也与钟惺、谭元春等人的创作探索和审美追求密切相关。

明代贵州“府卫同城”寄学现象研究

明初,朝廷在经略贵州的基础上大量设置卫所。贵州建省后出于拱卫政权的需要,府、州、县城多置于卫所邻域,并在改隶、迁徙等过程中逐渐与卫所形成“府卫同城”。由于教育条件、生员数量、政区管理等方面的限制,导致一些卫学寄于府学。“寄”意指卫的军籍生员可以到府学就读并享受同等待遇。“府卫同城”寄学现象形成的原因多样、类型广泛,对明代贵州科举制度改革、人才培养、行政管理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从中可以窥探明代贵州推进地方教育发展的独特模式。

金华文派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研究

金华文派作家群是元明之际诗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其诗学思想在崇尚平易正大诗风、注重自得之趣的同时,强调诗歌关照历史现实、体悟山水自然之美。他们追求“合乎法度”与“本乎性情”的辩证,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主张人品与诗品相结合,由师古而师心,自成一派。金华文派的诗论不像宋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将诗学导入艰涩,反倒是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引导诗学走向深入,为明代诗学批评的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邓运明教授治疗腰痛经验撷菁

腰痛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慢性病,病程长,反复发作,给患者工作生活造成很大影响。邓运明教授是当代旴江骨伤名家,诊治腰痛独具一格。他认为当代腰痛之人,虚实异于古人,为中道失衡,谓之“失中”;诊断腰痛之时,应辨证寻因,避免被虚实表象所迷惑,当剖析疾病虚实之本质,以恢复中道为治疗要点,使患者中正平和、阴阳平衡、正气周流。邓教授提出“内治肝脾肾,外治筋骨肌,内外同治,法求致中”的腰痛治疗原则,拟定补肾健脾汤,主要调理肝脾肾三脏,以求内脏致中;改良“字门”伤科推拿术,以字门穴位为推拿点按要点,强调经络调和、筋骨致中;创新字门功法,以字门桩法、拧腰转胯等练功之法固本培元;将用药、手法、练功相结合,以恢复腰痛患者的中正平和为治疗目标。

论明代肇庆府蒙学与蒙师

明代国家重视教育,在全国各地城乡基层社会积极倡建蒙学机构。有明一代,肇庆府见诸地方史籍家乘的蒙学机构,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地方官员倡建的社学;一是由村、联村或者地方宗族、乡绅创办的乡塾或家塾。蒙师多由致仕官员,或者潜心学术不求仕进者,或者家境清贫、在及第之前设塾馆授徒的生员和童生,以及屡试不第的老童生等充任。

基于明初医籍征引朱丹溪医论考察丹溪学派早期文本生成史

[目的]考察丹溪学派早期文本的生成过程。[方法]明初楼英《医学纲目》、刘纯《玉机微义》等医著中,多有引用丹溪医论。将此部分医论与丹溪著作相比对,辨明异同。并运用“文本生成论”的文学研究方法,分析丹溪著作与明初医籍征引的丹溪医论存在差异的原因,论证丹溪通过“改定”自己的“稿本”,确立为“定本”的可能过程。再考察文本的物质载体与流传途径对文本生成的影响。[结果]《医学纲目》《玉机微义》等明初医籍征引的丹溪医论,与丹溪著作互校,可发现前者存在佚文与异文,显示当时有多种形态的丹溪医学文本流传。“佚文”或为弟子所记丹溪授徒语录,“异文”则是丹溪医论的“草稿”状态。丹溪现存著作或正是由“草稿”经过文本改定所形成的“定稿”。医籍的刊刻与传播也使得丹溪学派相关文本在元末明初基本定型。[结论]丹溪学派早期文本的生成,经历了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考察丹溪学派的建构过程、丹溪医学思想的衍变,都应考虑这种文献与文本层面的变动。

明清时期新安方歌的知识建构研究

明清时期新安医学涌现了一批医学普及启蒙派医家,不少医家采用歌诀语类著述,其中方剂歌诀简称“方歌”被广泛流传。通过选取新安几位主要代表医家的方歌进行话语分析,并与中医经典《伤寒论》语言进行对比,从语类的阶段性及认知模式中找出新安方歌建构知识的特点。研究发现“以方论证”方歌注重药性、药效和药理,说明病邪可被驱逐、调和、疏导或压制;“以证论方”方歌注重病因病状与药效的关联。两种语类都注重语言的通俗性及将类似药方或症状形成框架性比较,以帮助记忆或创新。新安方歌体现了方歌知识建构的特点,可为当代中医科普类读物编写提供借鉴。

吴门医派明清代表医家治疗便秘述略

初步研究分析苏州市中医医院吴门医派研究院和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现存的古籍医案,以"吴门医派鼎盛时期(明清)"和"便秘"为坐标,系统梳理并凝练吴门医家治疗便秘的思路和方法,传承吴门医家辨治便秘学术特色和优势,更好地指导目前临床治疗便秘用药规律和治疗思路,进一步研究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

朝鲜阳明学派的形成与东亚三国阳明学的定位

朝鲜朝时期(1392—1910),在退溪学的主导下通过对阳明学的辨斥,才形成了不同于中、日两国阳明学的独特的朝鲜阳明学派。就学术个性而言,朝鲜所接受的阳明学比较接近中国北方的阳明学,而日本所接受的阳明学则较为接近南方阳明学。比较而言,中国的阳明学发展到后来,已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的是政治化加世俗化的普世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的阳明学起先只是掌握在儒学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后来为了实际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学问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而朝鲜的阳明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的,因而是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被官方和民间艰难地接受和传布的,走的是如何适应以程朱理学为绝对权威的类似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路径。

吴门画派别号图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用——以文徵明别号图为例

本文以明代吴门画家文徵明的别号图为例,探讨别号图在明代绘画史和社会史中的重要意义。别号图并非是别号字义的图示说明,它综合了雅集图、园林图、隐居图和书斋山水等文人画的常见题材共同为别号注解,从而体现别号主人的文士身份与高雅品位,还可视作传统肖像画的发扬。此外,别号图并非画家自娱之作,它不仅是交游和应酬的工具,还是当时的文人面对世俗化潮流时所采取的一种手段,从而维持文人身份与品味的优越性,与世俗相对抗。

从私园到校园——山西铭贤学校校景之形成及其特征(1909—1937年)

铭贤学校(今山西农业大学)位于山西太谷县,是近代从孟家花园发展而来的一所教会学校。分述铭贤校园景观形成的3阶段:根据欧柏林档案及各类历史文献复原孟家花园的原貌;从孟家花园发展而来的早期铭贤校景及其新旧融合、中西并举的特征,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形成了铭贤"双八景";1929—1937年校园扩展后,按照墨菲为铭贤学校所做的校园规划进一步完善校园景观。铭贤学校与清华学校、燕京大学成为从古典园林演化为近代校园的3种类型。

明代私塾中的“师徒”关系刍议

中国传统伦理秩序体系中,"师"的位置缺失,成为后世"礼法关系"争论中的一个焦点。明朝以"孝"治国方针的确立,大大提升了"师"的礼法地位,并赋予了"师道"高于"友道"的基本内涵。明代私塾中遵循"师严然后道尊"的传统教育理念,确立了"师严子敬"的典范式的师徒关系。师徒之间拟血缘化关系的强化,使明代私塾中的师徒关系不仅相对稳定,而且具有较强的社会延续性。明代中叶之后,这种师徒关系呈现出相对淡化的趋势,表面看来似乎具有一定的破除"拟血缘化"社会关系的理性倾向,但事实上乃是在社会功利思潮泛生的影响下,士林风尚的一种异化。

儒家道德精神的重建——论高攀龙对王学的修正

高攀龙是明末清初王学修正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对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批驳、修正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反对空谈“良知”,主张“学必由格物而入”;驳斥“无善无恶”说,重申性善论;反对轻视修养功夫的倾向,主张“悟”、“修”并重;批驳“三教合一”论,严辨儒、佛之异。高攀龙试图通过以上措施,重建儒家的道德精神。不过,他对王学的批驳也有不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