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视域下的荀子“名”学研究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体现了荀子的“名”学思想,而“终始若环”的思辨结构则是荀子“名”学的方法论基础。荀子“名”学贯通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在自然领域,“名”体现了心知对自然万物之关联的描述活动,“别名”要在“共名”的统摄下来领会,“共名”又在“别名”中呈现自身;“共名”为“始”,“别名”为“终”;“共名”言其一体性,“别名”言其差异性,两者是“始则终、终则始”的环之两端,是一种双向关系。“单名”和“兼名”揭示了心知的扩展方式和无限进程。在社会领域,“名”体现为伦理秩序的“构建”活动,这在荀子“执神而固”的思想中得到了揭示。“执神而固”开显了“心知”与“现实”同构运行的境界,“执”即“共名”从自身出发展现为“别名”的进程。所谓“固”,即心知的运行贯彻在伦理秩序的“构建”活动中。

洪武年间《大明律》编纂与适用

明代在"常经"之法与"权宜"措置并用的情况下,法律出现多种形式,确实有"聿新一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习"的特点,不但较之前代法律多有创新和发展,而且使古来律式为之一变,既强化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也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关《大明律》编纂,以前多以《明史.刑法志》所讲吴元年、洪武六年、洪武二十二年,洪武三十年为编纂经过,而实际上还有洪武九年、洪武十八、九年律存在。考证律的编纂经过,探寻其发展变化,对《大明律》的形成就会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而探讨《明律》制定与当时适用的情况,更是了解洪武一代法制情况的必由之路。

潘智敏教授治疗积证的学术经验

潘智敏教授系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临证30余年,学验俱丰,其在治疗积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经验。潘智敏教授在继承前人积证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地域特点和长期的临床经验,拓展了积证的范畴,提出了现代积证的病因病机特点,总结了新五积说,研制了治疗各种积证的基本方:五积方。并运用五积方加减治疗各种积证,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

命之母A的雌激素样作用

命之母A 1 0 g/kg、0 5 g/kg和 0 2 5g/kg三个剂量灌服 ,均可明显引起小鼠子宫重量的增加 ,且 1 0 g/kg可明显增强大鼠给予己烯雌酚后由催产素所致的子宫平滑肌的收缩 ,表明命之母A可能具有类似雌激素样或促性腺激素样作用。

张载性命论的新架构及学术价值

张载是宋代理学家中讲论性命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继承孟子"性善"论和"立命"论的同时,致力于自立新说,建构了自成系统的性命论。张载认为,性有本有末,本即"天地之性",末即"气质之性",不能本末倒置。他最早划分"德命"与"气命",强调以"德命"驾驭"气命"。张载还认为,"天地之性"对应于"德命",而"气质之性"则对应于"气命"。他进而认为,"成性"与"至命"的目标也是对应的,"成性"必以"天地之性"而不以"气质之性"为根据,"至命"必以"德命"而不以"气命"为目标。在此方向引导下,"成性"工夫与"至命"工夫各有其特色。张载性命论的价值在于,强调以"道德性命"驾驭人生方向,以先"穷理"后"尽性"的工夫实践提升自我,让生命不断成长。

施志明教授用虫类药治疗肺癌经验介绍

介绍施志明教授用虫类药治疗肺癌经验。施志明教授治疗肺癌在扶正气的基础上,强调对局部标实的治疗。施教授认为虫类药的特性是行走攻窜,善于解毒散结、破血祛瘀,用于治疗邪毒内聚、气滞血瘀、阻结为有形之块的肿瘤,可收到较好的疗效。列举了常用的虫类药物,并介绍了应用虫类药物的注意事项。

还历史本来面目——重新审视日本明治维新

发生在日本近代的明治维新,一开始并不是所谓主张进步的维新志士企图推翻落后保守的幕府政权的革命,而是一场围绕着开国与锁国的政治斗争。对立双方的主角,一方是主张对外开放的幕府政权,另一方则是部分主张复古排外的雄藩武士。这批武士与大权旁落很久的朝廷结盟,最终逼迫幕府“奉还大政”,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明治政权。由于没有治国经验,新政权建立后不久即派出级别很高的岩仓使节团对欧美各先进国家进行全面考察。使节团回国后,日本政府迅速调整政策,全面学习西方,终于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道路。

耿宁对王阳明良知说的诠释

耿宁对王阳明的"良知"概念曾提出不同的诠释。在其论文集《心的现象》中,最初他将王阳明的"良知"概括为一种"自知"。接着,耿宁区分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前期的"良知"概念承自孟子关于"良知、良能"与"四端"的文本,而四端"还不是德性本身,但却是德性的萌芽、德性的开端"。后期的"良知"概念则是借孟子所谓的"是非之心"来诠释"良知",是在每个意念中的内在意识,包括对善与恶的意念之意识。在《人生第一等事》中,耿宁还提出了王阳明后期的另一个"良知"概念,即"良知本体"的概念,亦即"本原知识的本己(真正)本质"。然而,孟子的"四端"之心并非只是"德性的开端",而是我们对良知的不同侧面之直接意识,它已是德性,已是完善状态。耿宁将"良知"理解为"自知"的看法无法贯彻于他的三个"良知"概念,只能适用于第二及第三个"良知"概念,而完全无法适用于第一个"良知"概念。此外,耿宁过分窄化了孟子的"是非之心",因为它也包含于其他三"端"之中,同时包含理性与情感两面。

论日本的社会转型

明治政府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通过改革日本逐渐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社会的转型,累积了许多社会矛盾,日本朝野为了削减矛盾、转嫁危机将目光朝外,逐渐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日本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

阳明与阳明后学的“良知”概念——从耿宁《论王阳明“良知”概念的演变及其双义性》谈起

著名的瑞士现象学家耿宁(Iso Kern,1937—),以现象学的进路,理解并诠释阳明与阳明后学的"良知"概念,有其洞见。耿宁指出,阳明"良知"概念有前后期的演变,有其双义性,甚至有三个"良知"概念。职是之故,阳明后学对"良知"、"致良知"概念有不同诠释。本文对耿宁之说,提出不同看法:首先,阳明"良知"概念虽从孟子而来,但其含义的深化,与阳明对《大学》的诠释有关,并无前后期良知概念的双义性。其次,阳明与阳明后学对于"良知"与"见闻之知"并无歧见,二者在理论逻辑或实践逻辑上,都是不离不杂的。最后,阳明后学的问题意识在于如何"致良知",由此而有不同的异见。其中,致"良知之端"与致"良知之体"的争辩,实触及良知作为根源性实践动力之问题,值得关注。

析魏明帝禁浮华

汉晋时“浮华”一词因使用场合不同而有多种含义 ,可以指奢靡 ,不守章句礼仪 ,有名无实及轻薄放纵的社会风气 ,也可以指朋党。魏明帝太和年间禁浮华则主要是从政治着眼 ,其真实意义在于严禁朋党。魏明帝本人虽口吃少言 ,却颇有大略 ,特好法理 ,习于军事 ,且又雄心勃勃想要完成统一大业 ,因此对于桀骜不驯、恃才傲物的当时名士颇为厌恶。太和二年的未遂政变 ,使明帝强烈感受到了叔父曹植的政治压力 ,由此直接导致了禁浮华的一系列举措。曹植在明帝继位时仍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并且与当时名士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 ,极有可能结为朋党 ,成为政治隐患。因此 ,魏明帝禁浮华主要是针对曹植的 ,曹植死后 。

墨子“天志”“明鬼”思想的社会根源

"天志"、"明鬼"是墨子宗教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些思想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产物,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当时社会宗教信仰淡漠,社会失治现象层出不穷,赏罚机制严重缺失,致使社会治理出现混乱局面。"天志"、"明鬼"思想就是墨子针对这些社会现象提出的整饬社会的方案之一。

《封许之命》缀补及相关问题探研

清华简整理小组新找到了《封许之命》的第四简,根据简文内容,封许之王可确定为周成王,一些前后文的释读也可加以修正。简文出现"册羞折人"语,可知周王实行分封的程序中,一定会有一份册命文献存在。补足后的简文让我们对"命"体文献的结构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在清华简第八、九辑的整理过程中,我们在《治邦之道》简15(新编《治政之道》简58)的校补文字中,发现了与《封许之命》篇题特征相似的字迹,这为理解本篇篇题来源,以及推测书手身份等问题,带来了新的启示。

方志敏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

方志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是江西第一个地方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党内比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并积极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的革命家;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最早举起共产党的旗帜、举起武装起义的旗帜、举起土地革命旗帜的领导人之一;领导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了我党历史上最早一批苏维埃政权;领导闽浙赣苏区最早实行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的办法来增加财政收入,最早实行对外贸易,最早发行红色股票;红十军的主要创始人;十分重视改善民生,领导创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公园;他的爱国情怀、爱国思想和爱国篇章,铸就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又一座丰碑,是最早被称为"民族英雄"的共产党员之一;他的清贫精神和清贫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具有标杆意义。

“以夷治夷”: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手段

"以夷治夷"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土司地区进行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明清中央政府运用"以夷治夷"手段主要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考量两方面的因素。明清统治者"以夷治夷"的举措有三:一是剿抚并施,二是土流并治,三是众建寡力。"以夷治夷"的手段虽然是明清中央王朝统治集团利益与土司地区民族首领统治集团利益相互结合的产物和长期博弈的结果,能达到分化少数民族、维护中央王朝统治的目的,但是这种手段在国家治理土司地区的过程中发挥着维护祖国统一、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张南垣的生平、家族与交游—乔莱《张处士墓志铭》考略

造园大师张南垣是中国园林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已有大量的相关资料和论著。乔莱《张处士墓志铭》的发现提供了张南垣研究的核心材料,极大地推进了这一研究。采用史源学和年代学方法,根据《张处士墓志铭》提供的线索,考证了作者乔莱与张氏家族的交往,推断张南垣名“琏”而非“涟”,祖籍为松江华亭县,梳理了张南垣的家学传承与造园历程、张南垣的先辈与子孙谱系、张南垣的交游等内容。有助于深入认识张南垣的造园成就,完善更新张南垣研究的框架,进而剖析古代造园背后的家族、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运行机制。

王夫之“幽明”哲学初探

王夫之继承了张载的气学思想,肯定“太虚即气”,批评朱熹的“理在气先”,以为“凡虚空皆气”。他的“幽明”哲学强调“言幽明而不言有无”。他用“幽明”来取代“有无”之论,认为理解和阐明宇宙世界的本原与生成,最重要的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幽”与“明”的问题。这一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

元明清一统志馆及其修志成就

纂修方志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元明清三代中央有修志机构一统志馆 ,明清地方各级省有“志馆”或“志局”,县有“志科”。

“性命”怎么和“天道”相贯通的——理学家对孟子核心概念的改造

主流理学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天道性命上面,"天道"是形而上学的语汇,"性命"则是心性论的语汇,理学思想中的形上学命题大抵是心性论的延伸,两相比较之下,心性论的问题更为根本。理学家一般都认为其心性论思想来自《孟子》,这样的溯源有文献及哲学理据的双重理由。但笔者认为理学家从《孟子》处借得诠释的正当性时,事实上已作了语义的转换工作。孟子的"性善"与"良知"两个核心概念原本只是纯粹的心性论语汇,理学家将它们扩充到形而上学去,天道性命因此相贯通。理学家的解释有哲学的理由,它可释为原语词蕴义之朗现,但这种朗现也可视为跳跃,其内涵已非原始语义所能拘束。

明清海禁政策与海上商业力量的消长——以王直、林凤、张元隆海商集团为对象的个案分析

明清时期,国际海上商业环境的变化和国内海洋经济的勃兴促进了海上商业力量的发展和兴盛。武装海商集团的出现则是这种张力的独特表现形式。但同时,明清朝廷对海疆安全愈加关注,并出台了一系列限民防外的海禁政策。16世纪以来,以王直、林凤、郑芝龙为代表的海上商业势力相继叱咤于东南沿海兴盛一时,但由于缺乏适宜生存的社会土壤和发展空间,终至走向败亡。以张元隆为代表的清代海商是和平发展海上贸易的典型,却仍不能见容于清王朝。张氏欲依靠自己的船队走向世界以与西方海上势力争锋,这种锐意宏图最后只能在中国海上商业力量发展史上再增添一幕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