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历史密码 再现古都史脉--安徽凤阳“明中都”新传统建筑设计记思

在众多历史文化名城中,城市迅猛发展大大促进了新城区的开发。如何在新城建设中延续文脉,塑造有历史底蕴的新建筑?一直是城市建设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本文以安徽凤阳明中都文化旅游中心、非遗展示中心、云霁社区活动中心三组新传统建筑设计实践为例,以三组新建筑的选址与明中都城之三座祭祀祠庙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契机,探索三者在明中都、清凤阳府、凤阳县的各时期城市形态变迁中的史脉变化,思考在此类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应如何溯城脉,塑造融合传统与当下的新城区建设格局;探索应如何理史脉,顺文脉,选择适宜建筑语言,再造融合史脉传承与场所精神的新传统建筑。凤阳县三组新传统建筑的设计实践,就是对激活历史密码,彰显历史城市史脉、城脉、文脉的一次尝试。

明清湖北人格神祠庙建筑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华民族崇祀的民间神祇系统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格神”,他们所象征的优秀道德品质和人文精神引领着社会风尚,促进了群众的行为规范。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之一的湖北地区,其丰厚的历史底蕴、独一无二的枢纽位置,以及“敢为天下先”的集体人格,为人格神祠庙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湖北地区遗存的人格神祠庙多为明清时期建设,本文从地方志的角度探讨了明清湖北人格神祠庙建筑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原因,以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继承创新提供借鉴。

明清时期“陶厂”新考——兼论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认知轨迹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结合景德镇地区陶瓷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资料,本文先是对明清时期“陶厂”一词缘起及其含义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次,在前人有关明代御器厂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明清两代人所持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景德镇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认知轨迹分为三个阶段,继而对每个阶段各方所持观点的主要依据进行了详细考述。就目前掌握资料来看,明嘉靖万历时期官方所持观点较为可信,其很有可能是以明永乐时期所诞生空间相对封闭且独立的官用瓷器生产建筑设施来作为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景德镇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变化的重要标志。

清代官学视域下的明代选本批评——以《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为考察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集中阐发了四库馆臣的明代选本批评观,其作为官修书目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清代官方的学术立场和政治态度。在清代统治者“明以门户亡国”的历史反思之下,《总目》明总集提要指斥明人喜结社、倡流派、立门户的习气,并认为是流派纷争和门户之见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的整体滑坡和倒退。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秉承上意,对涉及流派、门户、党争等敏感内容的明代选本采取了批评斥责、抽删改动、令行禁毁三种手段进行打压和肃清,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在清代官学评价体系中的缺席和失语。总之,《总目》明总集提要作为政治偏见在文学批评上的具象表征,反衬出清代官方学术研究与现实焦虑并行交织的矛盾所在。

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的命运抉择与身份困境--以“贰臣”彭而述为例

彭而述是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中“贰臣”的典型代表,也是清初被低估了的文学家。在王朝鼎革之际,身为旧朝低级官员的他在目睹家乡遭受农民起义军的战火荼毒后,将清军视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义师。明亡后,彭而述最终选择出仕新朝,并为清廷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南明小朝廷的失望与建功立业的入世思想是其出仕的主要原因。出仕新朝后,彭而述在作品中虽未流露出明显的故国之思与忏悔之恨,但身份困境的难题仍如梦魇一般时常萦绕在他心头。

武当山遇真宫东宫遗址配殿复原设计研究

武当山古建筑群肇始于唐代,明代作为皇家道场而兴盛,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武当山遇真宫为明成祖朱棣下令敕建。遇真宫古建筑群内包含3个区域,分别为中宫、西宫、东宫区域。依据《武当山遇真宫遗址》中提供的考古遗址信息,选择东宫配殿遗址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明代大木作做法,参考同时期的其他明代官式建筑,对遇真宫东宫配殿遗址的信息要素进行尺度权衡推演和复原考量,为遇真宫东宫遗址复原成果提供可视化表达。

基于多元统计分析的明清官帽椅造型设计感知意象研究

为探究明清官帽椅感知意象与造型设计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文献调研与K-means聚类分析法,对54份明清官帽椅样本的造型要素进行归类并筛选15份代表性样本;采用问卷调查与专家访谈法,确立6组感知意象词组;利用语义差异法和7阶量表问卷来获取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逐步回归法进行数据分析,提取出2个主成分并建立明清官帽椅设计特征给人的第一感官印象评价理论模型,并进一步验证模型具有很高的可靠性。最后采用阶层类比分析法,将受试者的感知意象映射出较为具体的设计要素,为新时期官帽椅的造型设计提供参考。

明清商人会馆的地域整合及官民互动——以晋商为考察对象

以籍贯为纽带的会馆,是明清商业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遍布全国水陆要冲和中心城市的晋商会馆尤具典型性。商人会馆的建立,首先是基于货物转运和同乡同业商人团结互助的需要。它有实体的馆驿、细致的规章,在保障自身运作的同时,对商业行为亦构成相当程度的规范作用。与此同时,面对前现代商业旅途的艰难、财富命运的捉摸不定,会馆还肩负着价值构建和观念整合的功能,以锻造商人群体的安全感和团结感,农耕社会本土的神灵信仰是完成这种构建的基础资源。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官僚国家二元结构里,作为社会市场领域的一种机制,从理论上对立的会馆与官僚国家,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和倚赖关系。

助动词“用”之肯定用法浅议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儒宁波话文献中助动词“用”肯定用法常见,表道义情态、动力情态,它并非晚清西儒由其否定用法类推“自创”而来,而是沿自明北部吴语。这一用法虽未见于北方通语文献,但见于南方宋儒语录、文言志怪小说以及明南方白话小说和今闽、赣、湘南土话等方言中,它很可能为南宋时期形成的南系官话用法。其肯定用法由同义助动词“须”的用法类推而来,并由道义情态义衍生出主语指向情态和认识情态。

明清徽派民居建筑特色解析

徽派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流派之一。明清是徽派建筑发展的鼎盛时期,形成了独特的徽派建筑风格。从徽州村落选择和建筑布局、建筑外部和内部空间组织、建筑形态和建筑装饰等方面归纳明清徽派民居建筑的特征,进而分析徽派民居地域风格形成的原因。

鄂尔多斯藏传佛教建筑的历史分期及地域特征研究

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建筑因早期同土默特地区一体化发展而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文章选取明清时期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殿堂建筑为研究对象,在整个内蒙古西部地区整体研究的框架下,通过史料分析和比较研究,探寻本地域藏传佛教建筑的发展变迁,以及与周边同类殿堂建筑的关联。研究表明,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建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二阶段的建筑形态呈现出同土默特地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但在建筑空间布局、柱网布置、结构体系等方面依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三个阶段逐步摆脱了土默特地区的影响,形成了以藏式和汉藏混合式建筑为基底的多样化建筑形态。

风清气正:中国传统优良家风的历史经验——以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为例

家风是一个家庭价值观的体现,是社会美德的一种表现形式。新时代的家风建设起到了塑造人、培养人的重要基础性作用。该文归纳了中国传统社会包含的重视忠诚立家、从严治家、修身齐家、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实干兴家的优良家风;并分析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的优良家风内涵;最后总结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作为文化世家,为今后社会塑造、培养优良的人才提供的借鉴价值,也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

明清徽州县官与乡村治理

明清时期,徽州县官在乡村治理中处于重要位置,是沟通上级官府和乡村民众的枢纽,其选拔和任用深受官府的重视。徽州县官的日常事务主要涉及教化乡里、化民讼牒、催征赋役、缉拿盗匪、劝民农桑等,在乡村治理中多有远见卓识,为徽州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可否认,徽州县官群体中亦有德行失范和徇私枉法者,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明清官宦不治园的原因探析

明清官宦往往好治园,但也有些官员以不治园为乐。究其原因:一是治园劳心费力,园成后又易毁难守,而不治园,官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游览各处的园子,真正体会到赏园的快乐;二是官员不治园的行为,被世人所赞许,可以赢得“旷达”的名声;三是明清官场一直遵循“仕宦避本籍”的制度,这也不利于官员治园。

BIM技术在明清古建筑保护中的应用研究

我国的明清古建筑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古建筑保护就是保护历史文化的载体。现阶段,明清古建筑存在残损比较严重、文字资料记载缺失、传统法式重建方法效率低等问题。针对明清古建筑遗址的保护已经趋于数字化。文章从BIM技术在建筑行业的技术特点着手,阐述了它在保护和修缮明清古建筑过程中的作用、BIM技术与其他数字技术的结合优势,并列举BIM应用于古建筑保护成功案例进行分析,为我国明清古建筑保护行业提供一种更快速、便捷、可靠的新型方法。

明清江南纸上园林中的湖石意象和意趣简析

湖石是中国传统园林营造理想山水的核心之物。以明清江南地区纸上园林中的湖石景观为研究对象,通过园主、观游者等纸上园林作者对湖石园林环境描述的主位视角,从形貌特征、场景要素和空间图式三个方面提炼出明清江南文人在园记和园画中的集体湖石意象,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湖石景观在主观环境体验中的观、游和品题意趣,以便认知明清江南地区园林中湖石景观的物化之形和象外之意。

明代小九卿身份考析

九卿是历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称谓之一。自明代九卿分大小后,大九卿的身份一直稳定,小九卿则解释纷杂。经考证,六部都通大佐贰官、左右春坊并非小九卿。其余三品(除通政司、大理寺)至五品的文职京官衙门中,除上林苑监外,计十一个衙门,均有为小九卿之佐证。因此,明人所指的小九卿似并不像大九卿一样固定,而是存在泛指和特指的情况。小九卿诸说解释混乱反映出传统九卿概念对明人的影响。辨析明代小九卿的身份,有利于加深对明代官僚制度及官场文化的认识。

军事控制与民众自卫——明清时期赣南山寨与地方社会

自明中叶以至清代,赣南地区兴起众多防御建筑形式。不同于城、堡、村围、围屋等建筑,赣南山寨的修筑者既有官军也有盗贼,更多的则是绅民。官军、盗贼山寨都为控制地方的军事据点,而绅民修筑的山寨则多具自卫属性。伴随着流民在地化和赣南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等社会进程,官军山寨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逐渐削弱,以山寨为据点的盗贼力量在赣南乡村中日趋式微,而内以血缘世系相凝聚、外以绅民团练等形式相联结的家族或宗族型山寨最终成为晚清赣南山寨的主要类型。文章对大田梅氏寨居过程进行探讨,则为窥见明中叶以来赣南地区历史社会动乱之下的民众应对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个案。

武当山遇真宫东宫前殿复原设计研究

武当山古建筑群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至今仍传承着优秀的传统道家文化。遍布全山的明代皇家建筑群是我国现存不多的明代古建筑遗存密集地,对于研究明代建筑营造技术具有重要意义。武当山遇真宫自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建成,历经600年的风霜雪雨、更朝换代,保留至今,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本文以武当山遇真宫遗址考古报告及遗址现场的测绘数据、照片为基础,以同时期同类型的明代建筑为重要参考,对明初敕建的遇真宫东宫建筑遗址中前殿进行复原研究与探讨,并对建筑平面、斗口尺寸、构架体系及屋顶形式细部构件特征等内容提出相应的结论。

明清时期重庆城池空间形态特征分析

城池作为古代城市防御设施与城市空间的界定物,在社会生活、城市意象与政治象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清重庆城池形成了寓形山水、天人合一的形态和"九开八闭十七门,象天法地"的城门布局、功能耦合的城池空间等特征。其特征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城市职能与山水地形耦合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明清重庆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人居文化持续发展推动的物质性体现。由于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明清时期重庆城池空间形态体现了内在空间逻辑的规定性和外在形态特征的地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