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情节涉医描写的叙事意义

医学与叙事关系密切,中国古代小说有诸多涉医描写,在故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情节展开的叙事动力。《金瓶梅》中的李瓶儿、《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之死,情节结构呈现因果链条,但前者显露、后者隐微;而不少明清小说的涉医情节是由巧合和偶然行为组合而成,出人意料的情节发展往往是某种观念的图解。生老病死是人的生命历程,也是小说常见内容,涉医叙事在小说中意义重大。

论明清侠义章回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女性观念的发展演变

明清时期,侠义章回小说逐步发展繁荣,女性人物的性别存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伦理叙事所反映出的女性观念逐渐增强,女性角色在书中所占地位也越发凸显。这反映了明清小说家对社会现实认识的逐步深入,更加符合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从而给侠义小说的创作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女性角色增加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化思潮的影响、创作观念的更新、文学艺术的发展不无关系。但是,由于封建时代伦理道德规范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女性最终只有服膺于性别角色的固有设定,进入传统伦常秩序之中,才能获得人生价值的圆满。

红学的晚清形态

晚清列强入侵使国家面临沦亡深渊,社会诸矛盾趋于白炽化,西方文化传入也引起激烈碰撞与交融,红学形态在晚清时出现了新变化。传统的红学著述不多,而考察近代新出现的报刊可以发现,其中蕴含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传播甚广的红学形态,包括:围绕《红楼梦》的价值评估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新形势下各小说流派则多以《红楼梦》为创作楷模,各种续红之作则显示了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新特点。

明清仙道小说的结构模式及其来源

明清小说的繁荣,带来了小说观念和小说理论的繁富,小说家纷纷对小说的结构艺术进行深刻思考。在这个背景下,作为明清小说中一个新品种的道教仙道小说,据初步统计共48部,它们的作者都曾苦心经营过这些小说的结构模式,结果是全部48部仙道小说无一例外地按照“仙界开局式”“凡间发展式”“玉局结尾式”,即“仙界→人世→仙界”的三段结构形式来布局谋篇,这种模式同时也策应了明清文法、戏法、小说法等提倡的豹头、猪肚、凤尾的结构理论。究其原因,主要受诸如《太平经》等早期道教在经典制作上的文本模式的影响。但是明清仙道小说在结构安排、叙述风格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性,这是服从于仙道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其他外在客观因素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论明清小说的党争书写

古代党争频仍、严酷,人们对“朋党”一般畏之如虎,避之不及,也有对之反思,提出“君子之朋”“小人之朋”。明清小说体现了古代朋党观念的多个层面,其党争书写表现为以下特点:小说人物基本上隶属于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两个群体,正邪对立,正反相照。其小说情节主要是:利用“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君子朋党往往斗不过小人朋党,遭到小人朋党的迫害。在党争中,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的胜与败,实际上皆由君王操控;朋党双方最后均遭受君王制裁甚至消灭,结局悲惨;有的明清小说客观上写出了“党争亡国”的思想。某些明清小说能迅速反映时代思潮,生动体现出朋党观念,这是其值得肯定的价值之一。

明清人情小说西行之传播价值嬗变

中国古典小说西行滥觞于明清人情小说。从18世纪初《好逑传》走进英语受众至今,该流派作品的英译传播已有300余年历史。目前,该流派中有18部作品已走入英语世界,英译本达77种。其英译传播活动以西方人发起为主,大致经历了道德教化、信息猎取、价值鉴赏三个阶段,总体呈现外热内冷的局面。作品在中西交流史中的价值随着中西关系和传播环境的变化而嬗变,从实用主义逐渐走向学术鉴赏。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以时间为轴,通过历史分析法综观明清人情小说英译传播情况,揭示其流派价值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嬗变的经历和原因。同时,以史为镜,旨在通过发掘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供需契合点来提升明清人情小说英译传播效果,并为中国其他文学类型的对外传播提供参考。

明清谐谑类小说序跋研究

明清谐谑类小说大量涌现,小说序跋反映出小说在成书宗旨上的反教化、反劝惩倾向,体现了明清谐谑类小说从关注笑话的功利作用向关注笑话文体本身转变。明清谐谑类小说序跋具有多样的文体特征,不仅带有小品文的清新脱俗,还有对八股文文风的模拟与改造,在引用经史的同时也凝结着通俗文学的俗文学特性,展现出明清文学集大成的特点。明清谐谑类小说序跋还与小说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体现在促进传播和传播互证两个方面,序跋的广告效应无疑对小说的发展传播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整体而言,明清谐谑类小说序跋价值较高,对其研究很有必要。

明清世情小说中的涉医文献及其文学价值

明清世情小说中有较多求医问病场景的描写,涉及到医疗制度、医理、医药、诊疗、养生等诸多方面,再现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就医、养生等日常生活的情状。这些涉医文献既有对望闻问切、辨证施治等医理的阐发,也有对诊疗中注重情绪与疾病关系的叙述。就整体而言,此类涉医文献的文学书写大多具有一定的医学理论依据,同时作为文学素材,又起到了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以及揭示人物命运的作用。但涉医文献毕竟与医学文献有本质的不同,对此,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也要详加区分、核验,科学对待。

刘清源《巧奇冤全传》与明清司法观念的实践化

清嘉庆年间刘清源撰《巧奇冤全传》是山东临朐县第一部白话说唱小说,书中包含前后一个家族中多个离奇疑案,涉及大量法律问题。《巧奇冤全传》曾在民国年间成为民间流行鼓词并经多次刊印,该书另一版本《瑞白传》则证明了其故事在黑龙江省双城、阿城一带满族中流传,在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此书甚少被以往学者发现研究,通过对本书主要案件的分析,可体现出明清司法现实和故事背后体现的民间法律观念,为我国现代法律制度建设提供思路。

谫论明清小说中的对联

在宋代话本中,已存在对联的雏形,至明代,对联已被成熟运用于小说的回目、篇内、回末等重要位置,成为明清小说中的主要文体表现形式之一。对联的分类丰富多样,按照内容,对联可以分为言对、事对;按照上下句表意关系,可以分为正对(顺对)、反对(逆对)、流水对(串对)。对联可以帮助小说传达情感、营造意境,为读者提供线索、串联情节,并通过评价和暗示更好地刻画人物。

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女子“断发”情节研究

“断发”之举,渊源有自,其来尚矣。早在原始社会,“断发”行为就是因地制宜的百越民俗和悖礼犯义的中原禁忌,与地域因素、生活方式、民族意识乃至社会伦理关联密切。而聚焦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断发事件,主体犹以女性居多,女子“断发”的背后暗含了其婚恋状况的反映、贞节观念的体现和内心悲愤的宣泄,现实寓意丰富深厚。明清小说戏曲借用此种情节结构,渲染描绘,呈现了矢志守节,割发立誓;男女恋爱,截发传情;意同折辱,剃发受惩;内心悲愤,断发绝念;夫妻分离,剪发寄情;看破红尘,削发空门;迫于生计,祝发谋生等特定类型。此情节叙写了不同情境下的个体故事,代表了不同遭遇下的女性心声,蕴含了广博精深的文化内蕴和独树一帜的审美属性。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论西方侦探小说在晚清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运用多元系统论,从社会文化语境、译者主体性、读者视野、出版商等维度整体考察西方侦探小说在晚清中国的翻译与传播情况。结果表明: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数量多、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占据了该时期中国翻译小说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国文学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推手。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状况,以及中国社会对西方侦探小说的文化认同及其嬗变过程。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由动物书写看高罗佩狄公案小说对中国公案小说的接受与创新

中国公案小说中有着丰富的动物书写情节,因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浸润及文学动物书写传统的影响而突显出神异性色调。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狄公案小说一方面借鉴了传统公案小说的动物书写情节,另一方面又淡化了此类情节的神异性和果报观念,强化了客观逻辑与科学化思维。这既反映出西方侦探小说对他的影响,更折射出他在接受中国文化时的理性思辨意识。在此基础上,他赋予动物书写情节以跨文化传播的功能,投射出他对中国文化的体悟。通过小说中的动物书写,他既开辟了观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特殊视野,又参照、借鉴了西方通俗文学的创作传统,于中西文化会通中实现了“华风西被”的祈愿。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思政资源开发与教学策略新探——以明清小说为例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载体,其蕴含的思想道德与价值观念符合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大背景下高校所践行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古代文学明清小说中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可尝试将其与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形成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将其融入到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课堂教学内容与设计里,并在考试与考核中注重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与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结合。

明清小说批评中的“观象”思维与审美体验

在明清小说批评中,金圣叹、毛纶与毛宗岗父子、但明伦等批评家们常以一系列“观象”隐喻修辞话语评说对小说文本的审美感受。这种思维方式并非明清小说批评家的新创,它较早地出现在魏晋六朝时期的《世说新语》以具体可感的景象品藻人物的清谈中,以及该时期以意象评赏作品风貌的文学批评中。明清小说批评中的“观象”批评,是指作为审美主体的批评家往往幻想出一系列的景象,并且以审美“观象”方式去品鉴景象,将各种景物视为情景交融的意象,并以动静交叉的各类景物意象来评说小说文法特征。在批评家眼里,小说文本天地仿佛风景名胜区,在带给批评家及阅读者审美愉悦的同时,也凭借其自身蕴藏着的画境感提升读者的阅读兴味。

文化诗学与明清小说研究——兼评刘云春《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

文化诗学是20世纪末美国学界兴起的对文学文本及文本生产展开双向阐释的理论研究方法。《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即是文化诗学方法论影响下的古典小说批评实践尝试,从文史互文、城市市民文化图景的呈现、文学的社会能量流转等视角,探讨了明清小说创作对历史叙事的超越。

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明清金陵小说,常以南京为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理场景,以南京社会生活、文化风情等为书写内容。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南京书写,留下了帝都文化烙印:一是在城市景观和情感层面上,突出了帝都城市特有的山河险峻、宏伟壮丽的“帝都文化气象”,以及超越了个体性的幽怨感伤,站在民族忧患意识的高度,追问帝都文化沉浮;二是在城市制度和文化风尚层面上,突出了祭祀教化、崇尚礼仪的科举文化氛围;三是在城市市民形象层面上,突出了士人云集、儒林风流的士林景象。

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特征

明末清初杭州的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出现了新的特征:在数量上,刊刻趋于衰落,但创作出现繁荣;在质量上,创作与刊刻都注重走精品路线:书坊主注重插图精美,刊刻精准,态度严谨,评点认真、精细。小说作家注重对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注重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