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传奇情鬼戏中多女鬼--以《牡丹亭》和《红梅记》为例

明代是我国戏曲史上的黄金年代,出现了戏曲史上继元杂剧之后的又一个创作高峰。明中叶后,传奇的创作呈井喷之势,情鬼戏则是明传奇鬼戏中的一种,受才子佳人小说影响,以人鬼相恋为主题。明传奇情鬼戏塑造的鬼魂形象又以女鬼为多,呈现出“阴盛阳衰”的特点。任何文化现象都有其历史渊源。该文以《牡丹亭》和《红梅记》为例,对情鬼戏的概念加以界定,随后以其中的女鬼形象为切入点,探究明传奇情鬼戏中多女鬼形象这一现象与传统鬼神文化思想以及明代中叶以后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而生的以“情”反“礼”的社会思潮的内在关联。

社会出走与性别越界:明清易性乔装剧研究

学界对明清扮装剧的研究,多着眼于女扮男装及扮装动机,容易将扮装情节与含意单一化。以为扮装之外因——情境,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明清扮装剧为研究对象,借狄德罗“情境说”强调“情境”对于“扮装”这一行为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就男扮女装而言,产生于特定情境下的扮装,既强化又颠覆了“男尊女卑”的二元体系;就女扮男装而言,学界往往会夸大性别控诉。男性剧作家笔下扮装才女并非否定女性角色;女性剧作家则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现实中男女两性人生出路的问题。

明传奇《明珠记》研究述评

作为昆剧擅场前苏州地区较早出现的文人传奇作品,《明珠记》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受到了当世曲家与后世学者的广泛关注。梳理历来关于《明珠记》的评论文字和研究成果,可见其研究重点及主要收获大致体现在版本辑校、作者争议、形象研究、思想探究、体式分析等五个方面。现有研究很大程度厘清了剧作的内涵、特征和价值,但也存在着专门性研究较少、成果稍显零碎等不足。系统评述学界对《明珠记》的研究情况,有助于把握现状,进而填补阙漏、开拓视阈。

20世纪以来明代戏剧研究的三种思路

20世纪以来的明代戏剧研究主要在戏剧文学研究、戏剧学研究、戏剧社会学研究三个层面展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各自存在一定问题。明代戏剧文学研究已经陷入方法论造成的逻辑困境,“文本”与“表演”的对立逻辑造成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戏剧学方面的研究长时间局限于戏剧内部,仍然有待突破内部研究的局限;明代戏剧与社会学、民俗学交叉研究的探索方兴未艾,但研究对象分散,以致整体尚未形成体系化的研究思路。

明传奇的衍流改编与批点阐释互动研究——以朱墨套印本《校正原本红梨记》为例

朱墨套印本《校正原本红梨记》是现存《红梨记》版本系统中重要一种,由明代常熟剧作家、戏曲理论家徐复祚著,吴兴凌性德刊印,后附元代张寿卿《红梨花》杂剧一卷。全文附有刊印者凌氏四百余条内容丰富、理论审美颇具价值的戏曲批点。对此本的存本形态、版本情况与故事源流衍变、传奇对杂剧剧情关目的继承与变异、批点与文本的互动关系及其理论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梳理,利于探析追索明代传奇剧作对原有史料及元代杂剧的改编样态,以及接受视域下戏曲评点的独特风貌,有助于开拓研究新视野。

論《萬壑清音》之丑行散齣及其變異

止雲居士所輯《萬壑清音》爲明代崑劇北曲散齣選集,收元、明雜劇與傳奇三十七種劇本,六十八齣劇目。此書計收兩齣丑行散齣,即《草廬記·怒奔范陽》和《紅拂記·計就追獲》。《精忠記·瘋魔化奸》雖未標腳色,卻演變爲現今重要崑丑五毒戲折子《掃秦》。此三齣與丑行相關的選齣都有流傳過程主唱腳色轉换的變異現象。《怒奔范陽》演述張飛與諸葛亮不和,私離軍營之事。雖題《草廬記》,卻非此劇齣目。此戲另有浄扮滾調選本,丑扮選齣主要流傳於崑腔系統的選集。《紅拂記》之《計就追獲》是原劇第卅一齣《扶餘换主》和第卅二齣《計就擒王》融湊後的散齣,丑扮探子,禀報李靖與高麗戰況,改變原劇小旦主唱的安排。《瘋魔化奸》地藏菩薩化身爲掛單靈隱寺的瘋和尚,點破秦檜陷害忠良的奸計。元雜劇、南戲各以正末、外應工,萬曆時期也曾有以浄扮應工的選集,清代《續綴白裘》之後的崑劇《掃秦》變爲丑行折子,曲唱皆來自《萬壑清音》的北套,更可見此選集對丑行折子發展的重要性。

试论明清戏曲刊本插图风格的影响因素

影响明清戏曲刊本插图风格的因素主要有四方面:由于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在书籍中插入精美的图画成为出版商与书商吸引读者和竞争市场的一种途径;江南地区的丰富自然资源,与明清戏曲刊本插图刊刻以南方为中心的形成有密切关联;南方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浓厚的文化氛围,直接影响了明清戏曲刊本插图的艺术风格和水平;明清戏曲舞台的演出实践,为插图的创意和构图提供了可供参照的具体素材。

毛晋的名剧意识与《六十种曲》之编纂

明末清初毛晋对名家名作非常重视,《六十种曲》的编选中即体现出鲜明的名剧意识。其中收录了晚明时期已经完成经典化的《西厢记》《琵琶记》等元代名剧,还囊括了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迅即成为名剧的《牡丹亭》等当代作品。《西楼记》《飞丸记》等"潜在"名剧的选择,符合毛晋一贯对珍本、秘本的追求,更彰显了其对"名剧"内在特征和标准的深刻理解。名剧意识透视出毛晋的文人情怀及其戏曲观念,其中对主情与教化、场上与案头、文采与本色的认知与选择是晚明汤沈之争后戏曲观念走向共识的重要体现,也是对晚明戏曲创作、观演风尚的集中反映。

晚明戏曲集《乐府红珊》的编纂体例与选本个性——兼及戏曲文本研究的多向度问题

《乐府红珊》是晚明南京书肆广庆堂刊刻、纪振伦编纂的戏曲选本,其出版目标是为文人娱曲与民间戏班演出提供底本。《乐府红珊》创建以“出”为中心的编纂理念和以生活场景为标准的分卷原则,在晚明众多戏曲选本中因体例鲜明而独树一帜。《乐府红珊》百折散出的仪式性特质在成书与搬演两个环节逐次被激发和扬显,其独特的选本个性则启发我们要将案头文本与演出文本、演出语境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揭橥戏曲文本的多重意义。

明刊戏曲插图本考述

有明一代大量精美的戏曲插图本被刊刻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与戏曲史上的典型现象。据统计,现存明刊戏曲插图本有剧目159种,版本369种,涉及了当时所有的戏曲文体样式与版本形态:从文体看,有杂剧、戏文与传奇三类;从版本形态看,有单刻本、选集本与别集本。大量刊刻的戏曲插图本促进了戏曲的阅读,为剧本提供了新的阐释,带来新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插图形态之演变也意味着戏曲的雅俗之变。

承续与更迭:晚明士人价值观念嬗变的戏曲文化学解读

晚明传奇文本为士人作家所创作,描写士人生活,反映士人好尚。以晚明传奇为切入点对士人价值观念做戏曲文化学解读可以发现,晚明传奇中所体现的士人在对人生正道的思索、义与利的取舍、情与理的权衡等方面的价值取向,既延续传统范式又有嬗变发展,呈现出承续与更迭相交织的特点。

晚明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及其戏曲史意义

通过史料的搜集与研究,采用归纳、分析等方法,从社会生活史、文化史、演剧史诸角度,探讨晚明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及其戏曲史意义,认为:晚明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的兴盛是晚明戏曲繁荣的重要标志,体现了晚明文人特有的文化品位与审美追求。拍曲制乐、调教家伶、顾曲赏剧乃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最常见的形式,文人园林社集或闲常的社交雅聚亦往往附带演戏唱曲。作为文人文化的具体表现,晚明文人颇为频繁的园林观演剧活动既是其生活情趣与艺术才华的显现,对于戏曲的发展亦有着丰富而广泛的意义。

明清坊刻戏曲稿源及其编辑研究

明清书坊主要通过购求、征稿、组织编写、书坊主自创、书坊主藏书、作家或读者自荐作品等方式获取戏曲稿源;对稿源的编辑包括版面设计、校对文字、订正曲谱和增加插图等辅助性内容,且聘请文人乃至名家编辑戏曲,做到分工明确,书坊之间互相帮助;从稿源及编辑工作可以发现,明清书坊主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并与文人保持友好关系,共同推进戏曲文学的繁荣,但是部分稿源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或因书坊忽视而失传,从而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明代曲论中的“本色”“当行”考辨

在明代曲论中,"本色"、"当行"是用来品评戏曲艺术的重要理论内涵。品评戏曲语言时,曲论家们不约而同地将"本色"、"当行"划入同一范畴,强调了二者相通的一面,但是在语言之外的其它方面,"本色"与"当行"则显示出了分道扬镳的趋势。对于戏曲内容、人物塑造、戏曲结构等案头创作,曲论家们多以"本色"品评,而"当行"则主要论及音律、表演、排场等与艺术实践相关的问题。

明代戏剧观念的转变及其原因

中国戏剧观念在明代中后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从以曲为主的曲观念向剧观念演化。戏剧观念的这种演变,既是戏剧自身演变的必然结果,也和这一时期文学思潮以及小说理论的繁荣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明代戏曲的文人化特征(下)

宋元时期的戏曲作家多为民间艺人或下层文人，自元末高 明作《琵琶记》始，文人学士、官僚士夫逐渐取代民间艺人成为戏曲作家的主体。而随着戏 曲作家的文人化，也使得明代的戏曲呈现出与宋元时期戏曲不同的特征。一是出现了具有 不同艺术风格的戏曲作家流派，如五伦派、昆山派、吴江派、临川派等；二是在戏曲的题材 、人物形象、语言、音律等方面都呈现出典雅化的特征。明代戏曲的文人化既提高了戏曲的 文学品位，使得戏曲与诗文一样，具有了经典性，同时也由于其精致典雅后脱离了舞台，异 化为一种案头文学。

传统叙事视角下的历史记忆——解读明代小说戏曲中的“倭寇”

明代涉及倭寇描写的小说、戏曲作品约16部,大多产生于晚明时期。在传统叙事视角下,倭寇形象有的是作为过场式的"异族侵略者"而被轻易击败,显得简单而粗糙;有的则是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刻画,并考虑到当时倭寇成分的复杂性,对其中的中国人首领予以了相对客观的塑造与评述,甚至不乏同情的笔调。倭寇中的日本人形象缺乏足够生动的细节展示则是这些作品共同的缺陷。明代小说、戏曲里的倭寇描写不仅为明清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一组新的人物类型,而且以通俗文学的样式忠实记录了倭寇肆虐的情形,反映出晚明以后中国人对日本整体认知的恶化。

论明代“戏禁”政策对士大夫阶层戏剧活动的影响

明代初期以树立朝廷纲纪、防止官员腐化为根本目的,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士大夫阶层的"戏禁"政策,其经历了从明前期厉行规约到明中后期渐行废弛的发展过程。明初朝廷在树立"礼乐治国"的形象以拉拢士人、实现吏治清明、倡导节俭风尚等方面的需要,是这些政策出台的重要原因。"戏禁"令本身没有全面禁绝士大夫的戏剧活动,也没有对戏剧在文坛业已取得的地位形成根本性冲击。宫廷演剧风尚对士大夫的影响,以及皇帝个人对戏剧的爱好,都推动了"戏禁"政策最终走向废弛。"戏禁"政策显著地影响了明代士大夫阶层的戏剧活动,戏剧教化论观念成为明代文人戏剧理论的重要基石。

明清传奇戏曲叙事结构的演化

明清时期文人曲家的传奇戏曲创作,一直在长篇体裁的开放叙事与戏剧艺术的内敛叙事之间彷徨抉择,传奇戏曲叙事结构因此呈现出种种不同的状貌。明中期的文人曲家对开放叙事情有独钟,但往往置内敛叙事于不顾。万历年间的文人曲家毫无节制地驰骋自身的知识和才情,力图让传奇戏曲容纳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细腻的主体审美感受,但仍然普遍漠视内敛叙事。明清之际的许多文人曲家一改前辙,以内敛叙事为主、开放叙事为辅,创构了严谨的情节结构和精巧的排场结构。而清前期的一些正统文人曲家则热衷于象征叙事结构,成为清中后期传奇戏曲"以文为曲"的先导。文人曲家对内敛叙事的抛弃,从一个方面加速了传奇戏曲文体的消解。

宗元观念与明代戏曲理论之建构

作为明代复古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戏曲宗元观念的萌生、发展和深化,与诗文领域的批评及论争态势密切相关,对明代戏曲理论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戏曲"宗元"观念,挟带了传统"宗经"思想的文化威势,移用了其价值论证逻辑,为明代戏曲创作和理论之繁荣创造了合适的舆论环境。曲论家的戏曲史分期往往以当下创作"元代风味"的多少为标准,戏曲批评的若干原则和术语亦由对元代经典的品鉴中获得。以宗元观念绾结诗文与戏曲领域,在明代文坛整体格局中考察戏曲理论的建构过程,有利于全面认识传统诗学理论的涵容力和戏曲批评对诗学体系的拓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