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江淮地区陂塘水利发展及其环境效益

两汉时期,江、淮地区的陂塘水利对农业进步及生态环境改善产生了良好作用。筑堤蓄水,改变了降水及山川溪水的时空分布,可防洪防涝,保障农田灌溉用水,又能发展水产养殖;陂塘工程还改善了当地的人居环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里暑湿卑下、疾疫多发而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汉代陂塘水利及其产生的环境效益奠定了后世江淮流域农业发展的基础。

略论明代水利撰述的特点

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天下财赋仰给于江南，而江南财赋全资水利，因此水利之于明王朝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明代水利撰述呈现出突出发展的态势。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明代水利撰述具有数量多、注重实用、批判性强等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出现又和明代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试论北宋《农田利害条约》的内容及影响

《农田利害条约》是王安石进行变法而制定的,其目的是大力提倡水利兴修,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农田利害条约》的实施引起了农田水利的建设高潮,不仅修复和新建了众多的水利工程,而且在北方开展了大规模放淤活动,使农业生产获得巨大成效。《条约》还引起了该时期水利学术的大发展,《水利书》、《吴中水利史》等著作陆续出现。《农田利害条约》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珍视。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灌溉水利的发展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并且,该地区河流易盈易涸,塘堰易于冲击、淤塞。面对这不利的自然条件,徽州地区的灌溉水利有明显的发展,体现在塘堰灌溉工程数量的增多、塘额的大幅度扩大、对旧有塘堰工程的修治、对水资源利用的扩大与改进等方面。

三峡地区两汉时期农业发展状况初探

三峡地区农业史研究近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但囿于文献和考古材料 ,目前研究成果还不多 ,汉代及汉代以前的研究更是薄弱。本文根据三峡地区考古发现及相关文献对两汉时期三峡地区的耕地、农具、农作物、水利设施等情况进行了探讨 ,认为汉代是三峡地区农业的第一次飞跃。促使这次农业大发展的原因主要有良好的气候条件、政府扶持。

明代华南水利建设的区域特征

明代是华南水利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无论是广东、广西还是福建，都在水利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尽相同，各地的水利建设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异。有些地方的水利建设以灌溉、防洪、排涝为主，有些地方则以航运为主；有些地方的水利建设比较发达，有些地方则较为落后。明代华南的水利建设对中国近代本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北宋河清兵考论

河清兵是北宋时期厢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支水利专业兵种,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堤埽,其主要职责是黄河防汛、抢险以及埽岸、堤防等相关的水利工程建设。同时,在汴河沿线也分布着河清兵,承担汴河的堤防维护和河道疏浚工役。河清兵的设立及其在治河工役中广泛使用,改变了汉唐以来主要是用民力进行水利建设和水患防治的做法,不仅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而且还强化了封建政府兴修水利这一基本职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宋变革之际政府履行职能方式的变化。北宋时期的河清兵还有种种治河以外的役使,如修城、守备、运输以及官府的其他役使,甚至还存在官员私役河清兵的现象,妨碍了河清兵防汛抢险、修护堤防的本职作用的发挥。河清兵来源于破产失业的社会群体和罪犯,本身就和宋朝统治者存在着尖锐对立,沉重的劳役负担、险恶的工作环境和官僚的勒索,又引起了他们的反抗,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河清兵防治水患的作用。

论明清时期山会平原的水利建设及其影响

山会平原位于浙江省宁绍地区。明清时期山会平原的水利建设工程主要以西小江的治理、三江闸的兴建与维修为代表,同时海塘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这些农田水利设施的修筑与整治,对于调节山会平原水旱灌溉环境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也正因为由于这些水利设施的兴建改善了该地区的水旱灌溉条件,也因此促进了湖陂的垦废,造成了该地区湖陂生态系统的大破坏,人水争地的现象越演越烈。

西汉水利工程与“基本经济区”

西汉一代,特别是汉武帝在位时期,曾兴建了一系列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程几乎都在当时的关中地区,这绝非偶然现象,而是与西汉统治者对“基本经济区”的特殊重视和政策倾斜密不可分的。“基本经济区”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政权统治的稳固,统治者给予特别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基本经济区”的发展在很多时候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的,由此便加剧了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明清徽州绅商投资家乡农业水利状况及原因

文章探讨了明清徽州绅商投资徽州水利状况及原因。明清时期徽州绅商积极投资于徽州水利,促进了粮食生产。徽州绅商投资徽州水利的原因有:政府的倡捐,徽州粮食短缺的自然因素,儒商的仁义观念,徽人强烈的宗族意识。徽州绅商在家乡农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政府行为与地方水利事业的发展——以明清时期关中地区为例

政府行为对一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较之前代发展缓慢,大型水利工程兴修较少,主要以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为主,同时也是井灌的大发展时期。兴修方式以民办为主。文章试从政府行为的角度出发,从政府的政策制度以及地方官员的行为等方面来论述影响地区水利事业发展的因素。

国家政策与地方农田水利事业的经营——以明清时期关中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大型水利工程兴修较少,主要以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为主,同时也是井灌的发展时期,此时期的农田水利工程经营方式多样,主要有官办、官民合办、官督民办和民办等四种形式。就整个明清时代而言,在农田水利工程的经营方式上体现出的特点是官办方式逐渐弱化,民办方式经营日益发展和壮大起来。这样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国家的相关政策有直接关系。本文主要从国家政策角度入手,从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政府的赋役政策等方面来考察政府的政策制度对于地方农田水利事业经营的作用和影响。

论清晏斯盛的《江北水利书》

清雍正至乾隆初年官的江西籍吏晏斯盛一生撰写过诸多水利文论,以《江北水利书》最具代表性,全书总论之后分为两卷,卷一以州县为篇,提出安徽江北37个州县大至名川大湖,小至闸、坝、堤、埂等18种不同水利工程的勘度要求与考察内容,为清前期安徽农田水利工程名目的汇集;卷二总结了27个州县的堪度结果,每个州县皆以"最要"、"次要"、"又次要"三级分类陈述拟建设工程的先后、缓急,是各水利工程的具体描述及工程计划。全书集中体现了晏斯盛勤于调查、因地制宜、长于变通的水利建设思想,是其荒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实录》所见天津及附近地区水利营田探析

水利工程从古至今一直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明代定都北京,天津作为京都门户,在明初就实行了军屯。文章主要从《明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剖析当时中央政府对天津及其附近地区的水利营田发展所做的努力。

东汉时期水利工程的修建及特点

东汉中央政权对水利工程的修建主要体现在大型水利工程的治理方面,但数量不多,同时,更关注对水利工程的管理,因为考绩制度的要求、农作技术的发展,地方官员对水利工程的修建十分重视。这类水利工程多是由旧有工程改造而来,并多集中在东汉前期。民间豪强修建的水利工程比较普遍,在规模和功能方面与政府所修建的并不相同,并且他们试图要染指地方公共水利工程。东汉经济形态的转变,豪强势力的逐渐扩张和经营形式的变化,依附关系的发展,以及政局的混乱等均是东汉水利工程格局的成因。

论清前期河南固始县水利建设成就及抗灾效果

清前期,固始县积极修复旧有水利设施,同时新建灌溉、防洪工程80多处,灌溉范围不断扩大。至乾隆末年,全县沟渠总里程超过2 500里,灌溉面积近2 000平方公里,占该县土地总面积的50%以上。在多次全省范围的持续旱涝灾害中,固始均未成灾;乾隆四年全省普遍大灾,固始农业仅折收一成。与同年份的周边地区相比,还经常出现邻县受灾固始无灾、邻县大灾固始小灾的状况。固始县的水利建设对其抗灾能力的增强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河南农田灌溉述论

论述了明清时期河南农田水利灌溉的基本形式,对渠灌与井灌2种灌溉方式进行了分析研究。

明代雷州地区的水利建设

明代是雷州水利建设的重要发展时期。明代雷州的水利建设在宋元基础上,通过雷州政府的大力组织和雷州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终于取得卓著成效。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大大改进了修筑技术,水利事业的发展达到历史的高峰。水利事业的不断进步强有力地促进了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的发展,确保雷州社会经济稳健地向前迈进。

从河湖走向陂塘——宋代东南水利工程的变迁

在农业开发从平原走向丘陵山地的背景下,宋代东南的水利工程也发生了变迁——从平原地区的河湖水利系统转向丘陵山地的陂塘水利系统。这种变化影响深远。河湖水利面临的困难有大型水利工程耗费大量的人力与资金,更有农田开发持续地侵占湖泊。相对照的是,宋代东南丘陵的陂塘水利发展迅速。陂塘是中小型的水利工程。山坡谷地流下的溪水被堰坝横截后形成陂,陂水流经沟渠灌溉农田;人们也于平地凿塘蓄水。陂塘的灌溉面积有限,但是陂塘数目增加迅速,适合东南丘陵零碎化的农田,促进了高地的农田开发。

晋藩与晋水:明代山西宗藩与地方水利

对明清水利社会及其变迁,学界曾出现水利共同体、人口资源环境、公共资源产权等不同的理解,但多偏重于水利社会内部研究,大体认为明清水利社会具有同质性和延续性,对明代宗藩与地方水利这一重大问题关注不够。本文通过若干案例的研究表明,受政治制度影响,明代山西宗藩作为特权势力广建王庄,介入地方水利,扰乱了水量分配、用水秩序等,从而导致用水冲突和矛盾,并成为区域性问题。我们虽然还不能明确定义这类水利,但它显然不属于水利共同体,也有别于以往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特别强调,明清并非同质性,在水利社会研究中,要从制度上区分明清的差异性。这对认识明代历史和区域社会变迁的某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