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曲戏文“分出”体制的形成与戏曲史意义

“分出”是明传奇剧本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而早期的南曲戏文存在“隐性分出”和“显性分出”两种形态。晚明时期艺人演出本和坊刻阅读本优化了宋元及明前期南戏按人物上下场分出的方式,摸索出人物上下场、场景整一性和情节整一性相结合的分出标准。明代南曲戏文分出体制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就艺人演出本而言,分出是便于舞台表演;就坊刻阅读本而言,分出是便于读者阅读;就文人编创本而言,分出更多是剧作家对剧坛通常做法的认可和固定。折子戏流行和公共话语交流所产生的“散出身份确立”与“群体共同交流”的需要,也是分出体制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分出体制的形成包含着艺人、书客和剧作家对戏剧内外结构的理解,反映出演本与读本、作者(编者)与读者之间微妙的离合关系。

俄罗斯对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翻译和研究

相较于中国古典戏曲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在俄罗斯的翻译更少,但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既有数量可观的单篇论文,也有专论元杂剧特点、明杂剧历史的专著,甚至出现了专论戏曲演出的著作,所论内容涉及中国古典戏曲的起源与发展、创作与批评、角色与演出等方面。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史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研究持续时间最长;对戏曲创作和批评理论的研究较晚,大概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到国内《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出版的影响开始的;关于角色和演出的论述不多,但也有少数汉学家长期深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明代中晚期民间饮茶习俗及其社会功能的探究——以明代小说戏曲材料为中心

明代广泛的饮茶行为在明代民间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茶习俗,这些民间饮茶习俗罕有系统的记载,零散见于不同的文献。而明代中晚期的通俗小说戏曲发展蓬勃,这些文学作品生动记录了当时社会的日常生活状态,通过整理分析这些文学作品中的茶事活动,系统展示明代中晚期民间饮茶之习俗,探索当时饮茶习俗的社会功能。

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女子“断发”情节研究

“断发”之举,渊源有自,其来尚矣。早在原始社会,“断发”行为就是因地制宜的百越民俗和悖礼犯义的中原禁忌,与地域因素、生活方式、民族意识乃至社会伦理关联密切。而聚焦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断发事件,主体犹以女性居多,女子“断发”的背后暗含了其婚恋状况的反映、贞节观念的体现和内心悲愤的宣泄,现实寓意丰富深厚。明清小说戏曲借用此种情节结构,渲染描绘,呈现了矢志守节,割发立誓;男女恋爱,截发传情;意同折辱,剃发受惩;内心悲愤,断发绝念;夫妻分离,剪发寄情;看破红尘,削发空门;迫于生计,祝发谋生等特定类型。此情节叙写了不同情境下的个体故事,代表了不同遭遇下的女性心声,蕴含了广博精深的文化内蕴和独树一帜的审美属性。

中国戏曲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流播与传唱

中国戏曲在江户时代大量东传日本并广为传唱,赴日贸易的中国商人将中国戏曲传播至长崎,日本唐通事、知识人和游女在长崎与中国商人交往,学唱、记录中国戏曲,通过曲集、戏曲翻译、戏曲演唱等形式传播到日本各地。清代乐师林德健、金琴江等人曾去往长崎,在当地教授日本人学唱中国戏曲俗曲,在日本形成演唱戏曲俗曲的传承谱系。《赵匡胤打雷神洞》等剧因中国乐师的传授而在日本广为流传,在传唱过程中,曲白兼有的戏曲剧本会逐渐略去科介、对白等,主要以戏曲唱段形式传唱。出海经商的中国商人偶尔会因遭遇风浪而意外漂流至长崎以外地区,《以笔代言》一书记录了日本仙台儒者远藤曰人向漂流中国船员学唱戏曲之事。据日本人学唱中国戏曲的底本可知,江户时期的日本人会以抄录剧本、标注工尺、记录读音、增加附注等方式记录和学唱中国戏曲。

明末清初戏曲家包燮行实及其《云石会》传奇考

包燮是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其负才不遇,结交了很多像闻性道一样入清后绝意仕进的同道中人。包燮的《云石会》传奇现存清康熙间刻本,剧作以“谪仙”“度脱”为架构模式,不拘泥于本事,为表达主题灵活架构剧作情节。从创作意图来看,作者借鬼佛仙道等具有神仙道化色彩的内容抒发胸怀,表现出易代之际的遗民情怀和文士苦闷。《云石会》传奇以“云石”为创作主线,融入了大量的宁波历史人文典故、古迹景观,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现状,以及特殊历史时期宁波地区遗民的心态。

明清福建戏台的空间等级探析

以明清时期福建地区的戏台为研究实例,按照功能不同划分明清福建戏台的空间构成,分析不同空间的面积大小、位置排列和内在属性,由此得出明清福建戏台空间的等级秩序,归纳总结出差序与等级语境下的戏台空间的组合方式,并探讨其表现特征。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与明清戏曲的经典化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受到现代学制的支持,对明清戏曲的经典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文学史书写使从前难登大雅之堂的明清戏曲“成了大学生的必修课”,获得了以中文系学生为主的大量读者,培养了许多明清戏曲研究专家,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另一方面,文学史对明清戏曲的阐释成为明清戏曲经典的次生层,随着明清戏曲一起流传,主导了社会大众关于明清戏曲的认知。以20世纪的现代教育为背景,考察中国文学通史在明清戏曲经典化方面的特殊作用,有助于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明清戏曲叙述,对文学史的文化建设功能获得更加深切的认识。

晚明皖南曲家吴修德《偷桃记》创作风格论

《偷桃记》传奇为晚明皖南曲家吴修德唯一一部载录于史的作品。该剧对于东方朔故事的戏曲呈现,具有亦庄亦谐的整体特征,曲辞之间透露出吴修德本人崇古尊史、质疑功名、崇尚侠义的文人心态。将吴修德置于晚明皖南戏曲家这一整体语境之中,能够发现他们在创作风格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与晚明社会背景以及皖南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晚明以降戏曲活动中士人与伶人的思想抵牾与精神离合

明中后期,以文人化传奇为主导的戏曲体制日益兴盛,与这一时期的主情思潮彼此呼应。这一时期许多重要的戏曲家均为有过科举或仕进经历的士人群体,他们从剧本创作到排练指导,从参与“登场客串”到“以曲谋生”,与伶人群体产生诸多叠加交集并在价值取向、理想意志上呈现彼此靠拢、相互趋同、有机融合的态势;与此同时,伶人群体自然也相向而行,不断从艺术修养、价值理想、品格担当等维度向士人靠拢。但在这一融合与嬗变的背后,二者又出于不同的道德定位、理想声望、情感立场仍存在较大的思想抵牾与精神离合。

明传奇中的道尼形象——以《六十种曲》为例

在《六十种曲》所收录明传奇作品中展现了很多特殊的道姑、尼姑人设,其形象丰富饱满,或是守贞保节,亦或是寻觅真情。内容主要是旦角中途遭遇不幸,被迫投庵出家,最后还俗大团圆结局。剧作家们刻画这些半路出家的道尼形象,与作品本身的剧情发展、当时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以及传奇创作传统有关。这种集体创作道尼形象的意义具有可观性,在社会思潮新变下,剧作家们对道尼形象投入了大量的情感和理性反思,不仅表现出同情妇女的生命观感,同时站在宗教反讽的角度来传达肯定人欲的主张。通过塑造这些半路投庵的道尼形象,也从侧面透露出女性个性解放新时代的到来,使得“道姑”“尼姑”这类词在明传奇中有了更深更广的内涵。

丰富、专精而信实——《明清戏曲序跋纂笺》议评

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体系建构是以古典戏曲理论著作、戏曲序跋和戏曲评点为基础的。即便是戏曲理论著作也并非都是独立和完整的文献形态,很多都是从作者本人的文献甚至杂著中辑录而成的,这也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著作的一个特点。这些年来,关注和投入到戏曲序跋辑录整理和研究的学者愈益增长,甚至形成学术热点。新近出版的《明清戏曲序跋纂笺》是值得学界予以关注和称道的。明清是戏曲理论包括戏曲序跋最重要的历史阶段,该纂笺在前人整理研究基础上,使得明清戏曲序跋文献的数量达到4300多条。该纂笺强调序跋文献整理依据的版本的重要性,还注重不同版本文献之间的差异,进行校笺,客观示人,以供研究。这样的整理,更为可信,真正可以成为理论研究的基础文献。

沈璟《南曲全谱》百年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沈璟《南曲全谱》作为明清戏曲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曲谱之一,集中体现了20世纪以来曲谱在实用性衰颓之后所经历的研究路径:从文献价值的彰显,转向编修特色的考述、理论价值的发掘及与戏曲史关系的考索,逐渐地内化、深化和细化。这与百年来戏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南曲全谱》的现有研究,体现出曲谱作为传统曲学批评综合形态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也呼吁着曲谱研究思路的转变与范式的创新。

明传奇的衍流改编与批点阐释互动研究——以朱墨套印本《校正原本红梨记》为例

朱墨套印本《校正原本红梨记》是现存《红梨记》版本系统中重要一种,由明代常熟剧作家、戏曲理论家徐复祚著,吴兴凌性德刊印,后附元代张寿卿《红梨花》杂剧一卷。全文附有刊印者凌氏四百余条内容丰富、理论审美颇具价值的戏曲批点。对此本的存本形态、版本情况与故事源流衍变、传奇对杂剧剧情关目的继承与变异、批点与文本的互动关系及其理论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梳理,利于探析追索明代传奇剧作对原有史料及元代杂剧的改编样态,以及接受视域下戏曲评点的独特风貌,有助于开拓研究新视野。

明代戏曲中关羽形象的多种形态探析

朱有火敦《关云长义勇辞金》杂剧和无名氏《古城记》传奇是以关羽为主要人物的戏曲作品 ,这两部作品是明代关公戏的代表。明代孤本戏曲选集中 ,以关羽为主角的单出戏被大量选入。关羽作为神的形象也广泛散见于其它题材的戏曲作品。这向人们充分表明代关公戏创作和演出的繁荣。本文选取明代这一时间横断面 ,考察并分析戏曲中关羽形象共时并存的多种形态。

明本潮州戏文《荔镜记》《荔枝记》插图及其叙事功能的探讨

随着明代刻板业的兴盛,潮州戏曲文本开始出现大量的插图。《荔镜记》与《荔枝记》作为明代潮州戏文重要的代表,配有大量表现形式丰富多彩的插图。这些插图充分展现了明代闽南及潮汕地区的实际社会生活和戏文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潮州戏文插图的这些功能为解读明代社会生活和戏曲叙事的模式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明代戏曲中的词作初探——以毛晋《六十种曲》所收传奇为中心

戏曲与词有着天然的内部联系。今以《六十种曲》为例,专论其中明传奇文本的剧中词之著作权、词牌运用、语体色彩、叙事与再现等问题。剧中词著作权属于前人、为明人套改前人成篇或剧作家原创。剧中词词牌与日用类书、小说存在某种高度的相似性,大致可以分为叙述体与代言体两类叙述方式。

文人剧和南杂剧——明代杂剧艺术论系列之一

没有早期文人剧作家在观念上的突破 ,也就没有后来南杂剧的兴起和成熟。同样 ,没有南杂剧 ,文人剧也就始终只能在北杂剧的阴影里徘徊 ,无从在艺术体制上形成自己的特色 ,难以在戏曲史上占据一个方面 。

宋代集句与明清戏曲

集句诗是勃兴于宋代的一种杂体诗,是盛行于当时文人士大夫间的一种诗学游戏。然而这种诗学游戏在明清时代,却大量越界进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创作。这种现象曾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但从整个中国戏曲文学发展的进程来看,集句诗与戏曲的全面融合,提升了戏曲语言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品位,标志着民间戏曲迈向雅化、案头化的进程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黄宗羲戏曲观探微——兼论其学术观对戏曲观之影响

黄宗羲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同时他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也有一定的贡献。黄宗羲前期对戏曲持肯定态度,其戏曲观的核心是重本色当行、重情、重俗重真,是晚明戏曲观的延续;晚年则极力排斥戏曲。黄宗羲戏曲观前后的转变,与其前后期学术思想的转变有关。其学术思想的转变是由早年的明学转向后期的清学,其戏曲观的转变也与此相对应,由明人戏曲观向清人戏曲观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