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on the Factors of Kunming Temple Garden in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eing based on preliminary study of Kunming famous templ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field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about the framework of landscape,layout of waters,characteristic of structure and plant furnishing in Tanhua temple,Black Dragon Pool,Masijid of Shuncheng,Haiyuan temple and Golden Shrine which are famous temple garden in Kunming. A simple interpretation was drawn of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n temple garden in Kunmi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via analytical investigation on many factors which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garden of Dynasties of Ming and Qing. Then we have reviewed the elemental traits of temple garden built at that time,put forward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tect and develop those temple garden now still exist in Kunming.

明清之际文化转型中的经世实学——兼谈《虚实之辨:颜元的问题意识及其哲学展开》一书的新探索

17世纪中叶,亦即通常所说的明清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李颙、傅山、颜元等一大批极富批判个性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古代后期封建宗法社会君权政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与重构,开启了封建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与时代转型。颜元实学思想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僧诗总集与晚明清初的丛林习诗热潮——以稀见文献《珠林风雅》为典型

《珠林风雅》是晚明清初僧诗风气高涨的产物,也是古典诗歌总集编印高潮时期的典型样本。它生动地反映了诗歌从个别精英僧人的专利,到清初发展为一般文化僧都能够参与的文学活动。这是明清之际诗学家徐增编选的僧诗总集,以寺院为中心,选录了灵隐寺住持晦山戒显及僧众十余人的诗作一百余首。戒显入选最多,其中的《题武昌黄鹤楼》不仅当时“天下传颂”,而且逐渐流传为两种版本。版本差异显现了清代政治规训力量的强悍,也显现了僧诗在诗坛的影响。其他僧人也大半编有自己的诗集,但对入选仍极为热心,他们不仅期待借助传播性更强的诗歌总集传世不朽,也希望跻身为寺院文化的塑造者。晚明清初僧诗文献大量存世,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已远远超过前代,却很少受到学界关注。这一存世文献与研究成果极不对应的现象,提醒研究者重新审视佛教文学史的认识框架。

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史观与复古旨归

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复古与立身志意融合统一。首先,浙东文人以体、法浑融的三代之文为起点,建构起宗经、尊古而审时的文学史观,“文”的历时叙述与“时”的现实关切紧密结合。其次,浙东文人聚焦古律之变,提倡诗歌音调的尚古。尊尚古体诗的创作风气与讲求协和音调、反对诗歌律化的理论旨趣相辅相成,寄寓了浙东文人的政治理想。再次,浙东文人的立身志意与文学正变观念相互交织,君子之志彰显文学师古的主体价值,形成“人”与“文”的精神同构。最后,“流而为文人”、正变诗风、复古气象等论说,关涉明代文学复古路径的意、辞分衍。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复古与明中后期转向审美化、精细化的文学复古存在显著差异。

明清女性编辑群体的形成与特征

明清是古代女性文化发展的兴盛时期,突出表现为女性著作的大量编辑刻印,现存女性别集、总集、诗话等各类文献中许多由女性编辑而成,组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女性编辑群体,涌现出沈宜修、王端淑、汪端、恽珠、沈善宝等一批编辑大家,她们以才、学、识兼备的编辑能力,为我们留下了《名媛诗纬初编》《国朝闺秀正始集》等多部经典之作;同时,传承、创新、丰富了古代编辑思想,深具为女性存诗存人,为历史补阙、纠误的文献学价值。

晚明人士撰著《论语》读本探析

文章依据《论语文献集成·明代编》,摭取明万历以后问世的八种《论语》读本,依次叙述著者生平、成书缘由,通过梳理和概述其书的内容要旨,探析晚明时期《论语》读本类著述为士子科举制义计的文本特点,以及围绕程朱理学或阳明心学解经的诠释旨趣。

明清丝绸影响下的日本江户时代有职设计

明清时期中国丝绸大量出口到日本,对江户时代复兴的有职设计产生影响,形成和汉融合的折衷设计。文章首先介绍有职织物及其纹样的形成过程、礼仪属性和文化内涵,通过研究文献与传世实物个案,分析江户时代有职设计吸纳的明清丝绸纹样、构图形式,主要织物品类及其在服装上的应用,并探究其背后的纺织技术、丝绸贸易和社会文化因素。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探究明清丝绸对日传播和影响、梳理有职纹样自身的设计与发展规律,及其与中国输入源之间长期保持的互动关系,对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丝绸的对外传播和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肇建与重修:明代高阳文庙丛考——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为中心

明代地方府、州、县学,又称为庙学,其兴废盛衰是衡量当时某地文教科举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河北省社科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中与明代文庙有关者有12通,其中标题直接标识文庙重修者有4通。通过这些碑刻并结合其他典籍和碑刻资料可知,高阳文庙肇建于洪武三年(1370年)的说法是错误的,其至晚可追溯至宋元时期。自洪武三年易址重建后,各时期重修不辍,但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于明万历年间。这与该地当时文教和科举之盛呈正相关,并相互促进。

永乐至宣德时期明朝郡县安南新论

明成祖时,因胡季犛的篡位以及明安边境的纠纷而导致两国矛盾冲突激化,从而有明朝征伐安南并将其重新设为郡县之举,并对安南进行了为期二十年的直接统治。然而由于明朝治理政策的失误,导致安南不断反抗明朝的统治。自明宣宗以后,鉴于安南自身强烈的独立意识以及明朝对统治安南利弊的权衡,明朝便决定放弃对安南的直接统治。笔者认为,明成祖在征安南前后便已经做出了郡县安南的决定;明朝郡县安南的原因除了明成祖的个人因素外,还包括对传统“天下观”和“春秋大义”的维护,以及中原王朝“安南情结”的影响。但这一行为已经背离了“兴灭继绝”的初衷,违背了藩属体系的原则,并在本质上体现了双方对“华夷”身份的不同定位。

贞烈演绎:明清女诗人的绝笔诗

明清两代女性文学的繁荣蔚为大观。绝命诗作为特殊时期文本,对于研究女性心态及贞烈风气意义非常。女诗人面对离乱场景时投江、投崖、投井,毁容、自刎、投缳等行为选择说明了女性的主观贞烈心态,而这些文本的保存又彰显着被动的社会需求。从女性绝命诗的书写主题可以看到她们向完美的“贞烈才媛”靠拢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馈了女作家们对于贞烈的定义。绝命诗的不断流传与社会需求桴鼓相应,与妇教闺训彼此滋养,加固了明清社会的妇德教化系统。

“守备任莫重此矣”:明代凤阳守备太监职任考

成化年间,明廷在凤阳设置守备太监一职,至南明弘光政权覆亡而终止,一百七十余年中至少有二十六人担任过凤阳内守备一职。他们之中,基本来自明中央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司礼监、内官监、御马监、御用监及神宫监等衙门之中。其职责范围包括:守护皇陵、兼管皇城、看管高墙,监管罪宗、统摄军民及岁贡时鲜等。在各时期尤其是朝局的剧烈变化之下,他们的职权范围也随之波动起伏。

良臣·良贾·良民:明清徽州地区的职业观及其现代启示

明清徽州地区以士农工商为正业,各宗族禁止子弟从事胥吏、僧道、屠夫等“贱业”,要求子弟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要积极就业,以避免游荡社会,甚至走上邪路.在职业实践中,各宗族要求子弟保持勤劳的品质与专精的职业素养,分别对儒业、贾业、农业、手工业的从业者提出了不同的职业道德要求,以良臣、良贾、良民等从业质量作为职业理想.上述关于职业认知与职业素养的要求对当前大学生就业态度的形成、职业素养的提升、职业意志的训练、职业理想的确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明世宗崇道研究——以嘉靖朝道士群体的行为解读为中心

明世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道君皇帝”,在位期间,不仅广征道士入京,助其斋醮修炼,还给予道士群体贵极人臣的无上恩荣。然而这些道士在以道术和妖法获宠之后,却凭借着世宗的宽纵和信任,援引同类,交结朝臣,干涉朝政,最终对嘉靖朝政治造成了众多的负面影响。

宁夏盐池阎王碥石窟调查简报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对宁夏盐池县阎王碥石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同时对其洞窟形制与功能、壁画内容与风格、年代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1号窟为礼拜窟,明代初创,清代重修。

秦汉时期的“命罪”及其管理模式探析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中规定,鬼薪白粲罪以上逃亡的要“以其罪命之”,而耐隶臣妾罪以下就只是“论令出会之”。根据众多同类文献分析比较可知,“命”与“出会”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是地方官府针对轻重不同的罪犯逃亡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秦及西汉时期,针对重罪逃犯,治狱吏要缺席论定“命罪”,使之成为“命者”,官府再派吏求捕。出于行政成本考虑,官府不会拘系轻罪犯,只是责令他们“出会”,即在规定日期内前来接受处罚。走马楼西汉简狱案文书表明,犯有较重刑罪或造成官府财产损失的罪犯逃亡后,地方官府首先会派吏徒求捕30日,在求捕不得的情况下,治狱吏会对案件进行缺席审判,以加重论定“命罪”的方式阶段性结案。“命罪”之后,县廷治狱吏会制作“命者”的“命籍”,并汇总成《命簿》,以便尉史或亭长继续求捕。《命簿》需要在上计时向上级汇报,接受郡国考课。而东汉简牍材料显示,东汉中后期以降,官府对逃犯不再缺席论定“命罪”,而是继续派吏逐捕,显示出对罪犯逃亡的管理模式已发生了变化。

论元明清时期江西宗族与书院发展

元明清时期中国书院已纳入官学化轨道,但其时个人所办书院和家族、乡里所办书院仍然占有很大比重,其动力是为培养宗族人才,提高宗族族人文化素质和促进族人科举入仕。宗族前后相继、持续办书院,使书院延续时间更长。宗族还热心捐助地域社会中的官办书院。从而,元明清时期儒学人才往往从宗族中群出,并由此产生众多文化世家,对维护地域社会的稳定产生了重要作用。

厦门两处明郑时期“国公”遗迹考

厦门岛内有两处“国公”遗迹,与明末清初的历史相关。经过考证,可以确认厦门传说中的“国公”即指郑彩,“国公府”是郑彩的府邸,但“国公墓”葬的应是郑联,郑彩坟墓尚难寻觅。建国公郑彩在厦门名气很大,影响颇远,研究郑彩在厦门的活动及其史迹,对于明末清初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探究台澎地区与中国内地的历史渊源,深化郑成功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长物志》中“水”的三重属性与晚明文人理水思想

17世纪的文人著作《长物志》“水石”卷中记述了文震亨对于理水的方法和见解。通过分析《长物志》中水的可观、可用和可食三重属性,探讨晚明文人阶层的理水方式、生活美学和思想内涵。中国古代文人对于水有着形而上学的哲学认知,《长物志》的理水观对现代理水营造有一定借鉴意义。

晚明时期江南游船设计中的文人审美研究

晚明时期,仕途不得志的文人寄情山水,在江南地区掀起一股旅游之风,游船作为游玩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也在文人话语中被频繁提起。为凸显个人审美品味,文人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从坐而论道转向躬而行之,积极参与到游船设计的实践中。以晚明文人作品中对游船设计的描述为研究基础,对其审美理念进行整理,总结出江南游船中文人审美趣味的四个方面,即精在体宜的尺度之美、简约自然的装饰之美、俨如精舍的陈列之美、恍若图画的视觉之美。并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进一步探讨出文人在游船设计中所体现出的审美倾向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以及对身份认同的渴望,其背后隐含的是动荡社会下,文人对自身身份的焦虑和自我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