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超越《明儒学案》局限 建构黔中王门心学体系

黔中王门独立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一直与《明儒学案》有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本文审视了《明儒学案》对已有的黔中王门学术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方面的影响,认为目前关于黔中王门合理性的论证,仍然沿袭《明儒学案》的思路,严重阻碍了当代黔中王门心学体系建构的广度和深度。本文拟从历史与建构的辩证关系入手,充分肯定建构黔中王门的现实意义。本文主张,应当突破仅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大心学理论为基础构建心学体系的模式,要将阳明“龙场悟道”之后的言行实践作为黔中王门心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立足于当代社会传承阳明心学的时代需要和贵州文化的地方特色,跳出仅从学术和历史角度研究黔中王门的局限,提倡从实践和精神史的角度拓展阳明心学现代转换的路径,从而打开黔中王门心学体系建构的新格局。

明代《故武略将军致仕副千户薛公墓志铭》《诰封太宜人苗氏墓志铭》考述

山西大同大学档案馆收藏有明代薛茂与苗氏夫妇的两方墓志铭拓片。墓志铭详细记载了薛茂因祖父薛彦中功勋而补官朔州卫百户,先护随明成祖朱棣征讨漠北,后在大同“专领骑队”,全程参战土木之变,之后由于屡立战功,被升为武略将军,授副千户之事。两方墓志铭客观梳理了明太祖朱元璋至明宪宗成化二十年百余年间朔州薛氏族系,还原了薛斌、薛茂、薛端、薛琦、钱能、钱泰、钱宝等人在朔州的史实,对研究明代功勋承袭、官员补荫、官场结交、婚嫁择偶、丧葬立石等社会文化有重要价值。两方墓志铭的撰文、书丹、篆额,皆为当时有名望之士。

中井履轩《大学杂议》中的“明明德”诠释

中井履轩是日本“怀德堂学派”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大学杂议》中以批判朱子注为前提,对“明明德”进行了重新诠释。在履轩的论述中,“明德”不再是表达心、性之原初状态的语汇,而成为对学者工夫纯熟后“德行”的赞美之辞;“格物致知”作为“明之”这一道德修养工夫,不再具有朱子“格致补传”所言“已知之理”“豁然贯通”的意味,而指向了一种“知行并进”的“进往”工夫。履轩的“明明德”再诠释体现出他以孟子“扩充”逻辑消解朱子“复初”逻辑的倾向,从而彰显了作为其四书学重建工作之纲领的“工夫理路的转换”。履轩对“心”与“理”关系的再认识从根本上促成了这一转换,同时也反映出以履轩为代表的怀德堂儒者不甚关心成德之先验根据的问题,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町人基于后天经验的道德践履,在于“我”与“物”之间正确对应关系的建立。

明遗民薛寀名字、著述及出版活动考略

薛寀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明亡后遁迹为僧。他出身名门望族,与东林人士渊源颇深。关于其名“寀”(cai)字,许多古今著述误作“宷”(shen),二字音义迥别。他一生笔耕不辍,撰有诗文集百余卷,编辑和评点书籍数十种。其出版生涯大致可分为两段:明亡前他主要参与商业出版活动,入清后致力于整理遗民著述。

532nm眼底激光联合和血明目片治疗重度NPDR的疗效

目的:观察532nm眼底激光联合和血明目片治疗患有重度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non 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NPDR)患者的疗效。方法:纳入经门诊确诊为重度NPDR患者120例226眼,采用随机数字表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采取全视网膜光凝术联合口服和血明目片3mo,而对照组只行全视网膜激光光凝治疗。分别观察光凝术后的1、2、3mo时两组患者视功能、眼底视网膜出血、渗出、水肿等情况,同时记录两组患者光凝术后3mo眼底荧光血管造影情况。结果:两组患者在光凝治疗术后1、2mo时,治疗组患者患眼视功能恢复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光凝术后3mo时,治疗组与对照组患眼视功能指标之间却无显著性区别,但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患者在眼底渗出、视网膜出血以及水肿消退方面具有显著性优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重度NPDR患者采用激光联合和血明目片进行治疗,可有效地缩短患眼视功能指标恢复速度,并可以促进视网膜出血及渗出的吸收速度,减少激光继发再损伤有一定的作用。

浅析王阳明致良知与薛瑄复性说的关联

薛瑄与王阳明分别是明代朱、陆学说的代表,他们的思想体系不同是明显的。元明之际,理学的发展已经到了转型时期,薛瑄的复性与王阳明的致良知就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学术的沉淀与变迁。以前我们过多关注二人的不同,不免忽视了他们的相似性。具体而言,薛瑄与王阳明学说的相似之处主要是:都有各自的为学宗旨,都强调其宗旨是自然使然,都重视实践,都有自己的成圣途径等。

补肾养血明目方含药肠吸收液对ARPE-19细胞氧化损伤的保护作用

目的:探讨补肾养血明目方含药肠吸收液对氢醌(hydroquinone,HQ)诱导的人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ARPE-19)氧化应激损伤的保护作用。方法:采用不同浓度HQ诱导体外培养ARPE-19细胞氧化损伤,确定最佳造模浓度;制备补肾养血明目方含药肠吸收液。采用CCK-8法检测补肾养血明目方含药肠吸收液对ARPE-19细胞活力的影响,TUNEL技术观察其对细胞凋亡的保护作用,以及化学比色法检测细胞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的活性。结果:当HQ浓度达到90μmol/L以上时,ARPE-19细胞活性明显降低。相较于模型组,预防给药时,浓度1%和2%补肾养血明目方含药肠吸收液对HQ损伤具有有显著保护作用(均P<0.01),0.5%和5%含药肠吸收液对HQ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均P<0.05);治疗给药时,1%和2%含药肠吸收液对HQ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均P<0.05)。与模型组相比,预防组的细胞凋亡率显著下降(P<0.01),治疗组的细胞凋亡率有一定下降(P<0.05)。抗氧化酶检测结果显示与模型组相比,预防组和治疗组均能明显提高SOD和GSH-Px含量(均P<0.05),其中预防组的作用更为显著(P<0.01,P<0.05)。结论:补肾养血明目方对HQ诱导的ARPE-19细胞氧化损伤有保护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增加细胞内抗氧化酶的含量有关。

重“工夫”轻“本体”——谈黄宗羲编著《明儒学案》所贯穿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探讨明代灭亡的原因时,许多人认为明亡与心学的空疏有关,更有甚者,直接把明亡的原因归因于心学,这是心学重要继承者黄宗羲所不认可的。黄宗羲在"工夫"与"本体"孰重孰轻方面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在编著《明儒学案》时充分贯彻了这一观点。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编著中充分贯彻了重"工夫"轻"本体"这一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是规范阳明心学的重要法则,也是判断阳明后学是否为心学"的传"的重要参考。同时,树立重"工夫"轻"本体"的心学发展脉络既是对那些心学亡明论鼓倡者的纠正和鞭辟,也浸透了黄宗羲捍卫心学门户的心理历程。

李学铭应用忍冬之经验

忍冬实分金银花和忍冬藤两处药用,具有清热解毒通络的功效,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李学铭教授从事临床40余载,在理法方药的组合及中药的运用上颇有心得。总结李学铭对忍冬的应用经验,讨论对痛风,蛋白尿,血尿等的治疗。

李学铭教授从脾胃论治慢性肾炎

介绍国家级名中医李学铭教授从脾胃论治慢性肾炎的经验与特色。脾为后天之本,居中属土,运化一身之水谷精微,与慢性肾炎的发生关系密切,若脾失健运,则运化失司,水液内停,气机失常,出现纳呆、便溏、浮肿、尿浊等,临证当顾护脾胃。文章阐述脾胃学说在慢性肾炎发生中扮演的作用,从健脾利水、补脾益肺、温补脾肾、健脾和胃等方面,针对不同证型,分别提出相应的治则治法。并指出,临床切不可拘泥于一方一法,务必审证求因,辨证论治。

先秦“名”“字”关系及生成理论探析

在中国古代 ,“名”是名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字”是小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两者虽分属于不同学科 ,却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本文从先秦诸子有关“名”的理论入手 ,首先着力探析“名”“字”关系 ,以求辨明两者的同异。然后在此基础上 ,以荀子《正名》篇为重点 ,从名字合一的角度重新审视“约定俗成”的含义 ,并着重阐发“名无固宜”和“名有固善”

邵铭熙教授运用“髌四穴”为主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经验

目的:介绍邵铭熙教授芒针透刺"髌四穴"为主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证经验与治疗特色。方法:通过跟师邵铭熙教授,学习其芒针透刺"髌四穴"的方法,收集其诊治膝骨关节炎的验案,总结归纳其诊疗经验和临证特色。结果:该方法治疗膝骨关节炎疗效显著。结论:邵铭熙教授芒针透刺"髌四穴"为主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经验独特,初步总结归纳以传承名老中医经验。

中国逻辑史研究“五范畴”——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

"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记录着崔清田先生中国逻辑史研究历程,反映出其中国逻辑思想,即研究中国逻辑史理应以"历史分析"、"文化诠释"的方法还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为"名学"、"辩学"、中国逻辑推理类型为"推类"。"历史分析"、"文化诠释"、"名学"、"辩学"和"推类"这五范畴构成了崔先生的整个中国逻辑史研究。

明中叶朱子学与阳明心学的对峙

明中叶以后是阳明心学风行天下的时期,面对王学的冲击,朱学阵营不得不作出反应。一方面,程朱派学者对王门心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反击,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另一方面,朱学各派在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等理论问题上提出一些有别于朱熹的看法,这些理论探讨对于此后的学术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的修正分别体现了理学从超越追求到现实关怀、从崇德向重情、从修身到经世的转向。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

明代中后期 ,与朱子学“别立宗旨”的心学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 ,并在徽州士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入徽州的心学主要有二支 ,一是湛若水之学 ,一是王守仁之学。湛、王心学对徽州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它既使南宋以来朱子学在徽州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 ,同时也导致了新安理学学派中形成了二个不同的学术阵营。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心学兴起以后 ,朱子学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的削弱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徽州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先秦名辨之学的语言哲学蕴涵

中国哲学要建立能够与西方哲学对话的共同话语,需要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基本一致的观察视角。先秦时期名辨之学世人极为关注。然而,后世冠之以名学、辨学所研究的内容,究竟能够与西方哲学的哪些门类构成共同对话通路,却一直存在争议。中国学者多将其归为逻辑学,西方学者则以为如此归类较为牵强。本文基于先秦典籍分析,依据语言哲学的判定原则,认为先秦名辨之学,部分可以归于逻辑学内容,部分则蕴涵着语言哲学内容,并概要指出,先秦名学之中诸如指称论、语源论、类型论、解释论以及语用论等内容是语言哲学的主要研究目标。

道学与诗的人生绾结——理学视野下的诗人薛瑄

理学大儒薛瑄是最早得以从祀孔庙的明代儒者,有"明代醇儒,瑄为第一"的盛誉。这位理学醇儒不仅是程朱道统的典范传人,更是一位颇具性情的诗人。诗歌虽被薛瑄明确定位为以余力游之的余事,然见景而生、因事而感、随时而发的四溢诗情,却使得诗歌成为其立身处世所不可或缺的人生构成,登临游历,同僚酬唱,莫不有诗。平实雅正的诗歌世界成为这位道学夫子的情志寄托,记录着他的心路历程。

形名学的复兴与刘勰的“论文叙笔”

随着名教的危机,汉末魏晋以来,兴盛于先秦时期的形名学再度复兴,并融入当时的玄学之中。受其影响,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叙笔"时,运用了形名学方法,"校练名理",不但对各种文体之"名"与其创作之"理"细加辨析,而且"循名以课实",全面评论了历代作家创作的得与失,从根本上规范了各种文体的写作,使得《文心雕龙》"正文救弊"的旨意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