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元锡《皇明书》的编纂与流传考述

《皇明书》是明代史学家、理学家邓元锡凭借一己之力而私撰的明史著作,属于当代人写当代史之类型。是书编纂背景既与明代官方史学的发展情况有关,又与当时的政治、学术风气及邓元锡个人的治史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主要由本纪、列传两部分组成,广泛记载有明一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阶级、阶层的历史人物。邓元锡生前,《皇明书》未能刻行于世,直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方付梓。是书刻行后,陆续被诸家目录学著作著录。《皇明书》的编纂与流布,为当今明代史实研究实有裨益。

傅维鳞《明书》的编纂与流传

《明书》由傅维鳞参修《明史》而引发,自顺治四年开始撰写,到十年基本完成。以完成时间论,是第一部明代全史。《明书》的刊布、流传,经历了一个比较坎坷的历程,这与清廷的文化政策,与《四库全书总目》的苛评,与《明史》的独尊地位,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福建事变前后陈铭枢等人与共产党的交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积极支援19路军抗战。但是处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之下的临时中央以及共产国际对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持批判、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与陈铭枢有秘密来往。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后,为使十九路军摆脱困境,派人到上海与中共联络。9月李济深、陈铭枢起草了19路军司令部给中共的建议,并为自己的谈判代表开出了全权证书。中共上海中央局收到建议书后马上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了报告。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对待19路军和福建事变的问题上总体上说是错误的。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没有给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结果自己也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历史机遇,被迫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在新文学传统中成熟的广西作家——胡明树叙事文学作品论

胡明树是广西一部分走出家乡,接受了新文学传统影响,获得全新文化理念的作家之一。他的中短篇小说善于从文化批判的视角,反省传统伦理道德及思想观念的合理性,直视社会的阴暗面;并悉心体验战争背景下,古老国土上那些痛苦灵魂的挣扎。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侧重通过离奇的传奇故事和哲理性寓言,表达自己审视人性的某些思考。

《书叙指南》作者及版本考述

《书叙指南》是北宋末任广编撰的一本类书,从古书里摘抄词句,供书启尺牍写作之用。此书的现存版本有很多,以嘉靖六年黄景星刻本为最早,《百家名书》本、《四库全书》本的版本来源则可以追溯至宋代,其文字与嘉靖六年刻本互有优劣,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在清代刻本中,《墨海金壶》本因采用多种版本进行校勘,文字质量较好。

《明书》一误

《明书》又名《罪惟录》,是清初查继佐写的一部编年体明代史书。其《太宗纪》、《科举志》均称永乐七年会试副榜第一名为孔鹗,与《明太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补编》所记不合。考明清碑文、笔记、史册等多种材料,证明《明书》之《太宗纪》、《科举志》上述记载存在疏误,"孔鹗"当改为"孔谔"。

全面评价梁漱溟:从学术思想到人格特质

对梁漱溟的学术思想、社会实践与人格特质进行宏观审视与全面评价。从他的学术思想、社会实践与人格特质,他的是非、得失与成败,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等角度,进行全面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梁漱溟一生始终徘徊在"学术"和"政治"之间,使他对民族与文化"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有深刻的体认。通过全面评价梁漱溟,可以透视与反观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族与文化双重困境下中国的忧患之思。

古代士君子儒中国近现代的人格蜕变与转型——以近现代山东省著名教育家、曲阜师范学校原校长范明枢为案例

中国传统的士君子儒,是中国古代文化精英群体,也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承载者。在中国近现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碰撞交汇中,他们一方面自觉不自觉秉承着传统的深质,一方面面对现实与时俱进,以大无畏的君子人格和历史责任感,融汇中西文化,特立独行,舍生取义,投身于民族危亡的拯救之中,从而从历史不绝如缕的承续关系上,完成了中国古代士君子儒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变。为我们深度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提供了独特具体的范本。

《病机纂要》作者考

目的:考证《病机纂要》的作者。方法:通过对古文献研究,分别从序、落款和内容等方面进行考证。结果:《病机纂要》为清代赵永纂订,现存清光绪20年甲午(1894年)赵明述抄本。结论:《病机纂要》作者的考证为进一步研究该书奠定了基础。

邓元锡《皇明书》研究综述

邓元锡《皇明书》是继郑晓《吾学编》之后,私家修成的第二部纪传体明史。记事上起明太祖朱元璋,下迄明世宗朱厚熜。明清以降,邓元锡及《皇明书》递为后世学人所关注。总体来看,前贤在邓元锡的生平、交游、学术思想以及《皇明书》的编纂与史学价值等方面,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继续推进《皇明书》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今后研究应以深入探讨《皇明书》的史源与史流为基础,注重《皇明书》体例创新之处、《皇明书》所蕴含的理学思想以及利用《皇明书》研究明代史实问题等。

胡明树在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翻译活动

从1938年冬到1944年秋,桂林抗战文化城曾经展开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其中也包含了文学翻译活动。文章在现有的对胡明树研究的基础上,对胡明树的生平及其在抗战文化城的翻译活动进行探讨,概述他的翻译思想,分析其译著对抗战文化的影响,旨在为胡明树研究尽一些微薄之力。

傅维鳞《明书》史事缺略与回避考

《明书》是第一部明代全史,但于晚明史事多有缺略,于明清关系亦有所回避。本文对《明书》具体缺略情况和回避情形进行了考述、分析,希望能为明史研究者更好地利用《明书》提供参考。

论神州国光社的政治意图与文化策略(1930—1933)

1930年,国民党十九路军领袖陈铭枢接办当时趋于没落的神州国光社,并网罗了王礼锡、胡秋原等知识分子主持社务,意欲为自己的反蒋事业提供舆论和理论上的支持。在王礼锡等人的努力下,神州国光社通过一系列的文化策略,包括审时度势地为知识分子提供学术探讨的空间、对思想论辩进行"因势利导"等等,为陈铭枢政治活动提供了文化人才,而且对中国社会与蒋介石政权的性质进行了反思,从而起到鼓动革命的效果并最终形成反蒋的纲领。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渗透华南地区的应对——以福建事变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与侵略有全方位的战略考量,除在华北步步进逼外,日本也意图渗透华南地区,扶植亲日反蒋政权削弱南京国民政府。福建事变爆发前,日本对福建的渗透,既是基于日本传统的对闽政策,也意在利用粤桂闽三省的反蒋力量。福建事变爆发后,福建人民政府虽明确表示反蒋,但也与日本和中共协调以求生存。台湾军企图暗中干涉福建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则针锋相对展开行动。日本因素遂成为解决福建事变中各方博弈的重要筹码。南京国民政府利用民族情感,制造了陈铭枢等人“联共通日”的舆论,同时也联系日本,力图避免日本干涉。随着福建人民政府的垮台,福建事变落幕。在日本侵华背景下,围绕福建事变中日本因素的明争暗斗显示,对日关系已成为国民党内争中各方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因素。

红色珍档《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出版校考

1940年7月,山东省联合大会召开,统一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汇集大会文件,记录了大会盛况,是重要的抗战史档案。关于《特刊》的题名、编者及出版经过,现有说法不一,有待规范。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考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