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对《明夷待访录》的一种新解读

《明夷待访录》提出的政治、社会诉求,经明末以来诸多思想家、学者研究,解释,但各有窒碍。结合16、17世纪中国政治、社会历史变迁对《明夷待访录》文本进行解读,可认为其政治社会诉求之基本指向,是一种开明帝制农商社会。此种社会理想,有明代社会实际为事实基础,有儒家为主之传统政治哲学为渊源,并非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之直接建议,而是17世纪中国社会与文明嬗变的一种可能性之思想表现。

论黄宗羲民主思想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原则,这与儒家传统的"民贵君轻"说法有根本区别;他明确指出,"官者,分身之君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君臣观;他称一家之法为非法之法,而真正的法是天下之法,具有国家宪法的性质;他还提出要"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具有现代议会的某些功能。这些都表明,黄宗羲的社会政治的思想确实具有民主性,他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驱。

犹闻老眼盼“大壮” 岂料余生终“明夷”——黄宗羲一生的心路历程

黄宗羲在康熙二年作《明夷待访录》,提出二十年后交入"大壮"盛世的理想,并设计了这一盛世的蓝图。此后他毕生为之奋斗,其言论或明或隐见之于康熙八年的《孟子师说》,又见之于康熙十五年海昌讲学之时。及至康熙三十三年临卒前一年所作的"破邪论",他仍在遗恨"大壮"盛世之未能实现。全祖望"犹闻老眼盼‘大壮’,岂料余生终‘明夷’"的诗句,恰当地表达了黄宗羲一生的心路历程。

《明夷待访录》〈题辞〉中的十二运

传统士人与术数、气运之说本来就有密切的关系，是人们「内隐意识」中很重要的层面，却很少受到学界的关心与研究。黄宗羲不但研究术数，而且也在某些程度上相信术数，然而学界研究黄宗羲的论文虽多，仍很少谈到这个层面。读过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人很少会不知道〈题辞〉中提到的「十二运」但是迄今学界却没有论文深入探讨十二运的来源、以及十二运之说对黄宗羲政治立场的影响。本文认为黄宗羲《待访录》〈题辞〉中所说二十年後会进入「大壮」的说法如果找不到根据，就很可能是黄氏自己编造出来以合理化自己政治立场的转变。本文找到黄宗羲十二运是根据元朝人秦晓山所作、流传数百年的《太乙统宗宝监》，证实黄宗羲确是根据前人之说推算而得，并非自己编造。本文同时也关心黄宗羲政治立场的问题。文中认为黄宗羲监於复明无望（桂王被杀、郑成功病死），又深信二十年後会进入「大壮」治世，因此才着手撰写《待访录》。从写作时机以及对於二十年後局势的预测来说，黄宗羲的《待访录》是在「治平天下」的前提下向清朝提出建言，但是此时的清对他而言是在十二运预言架构下的「清」、是待「後王」意义下的「清」。本文也谈到，不管当时人对黄宗羲的政治立场有何非议，黄氏个人的观感中并未认为自己已经放弃了明遗民的立场。本文更由黄宗羲三十年後所撰《破邪论》〈题辞〉十二运「无乃欺人」一语，指出黄宗羲对十二运之说由始信而终疑，不满意满清不能复三代之治，而且也失望自己没有达成「 子见访」的愿望。秦晓山第三运第一卦的「大壮」卦，除了时间点落在黄宗羲可预期的有生之年以外，并不容易看出就是「复三代之治」的必然时间点，而黄宗羲却断言第三运是治世。向来对於术数预言的解释往往因为解释者而有很大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正可反映解释者的思想。黄宗羲对於「大壮」的诠释，正好反映了黄宗羲对三代治世的期望。换言之，黄宗羲这样的解释可能是要合理化「复三代之治」的强烈意念，这也反映了十七世纪有一股要求直接跨越到三代之治的思想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