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新编》与清初遗民文化和文学

《鼓吹新编》是程棅、施禋在清初辑录时人七言律诗的选本。尽管程、施二人未见于各种明遗民录,但他们入清后的隐者身份、多遗民朋友、行为和心态符合遗民特征等足证两人当是明遗民。《鼓吹新编》奉明代为正朔,为明代诸帝(包括南明诸王)避讳,成为清初避明讳的一个样本,丰富了遗民文化的表现形式。入选该书者多明清之际的忠烈遗逸,入选诗歌题材集中于家国兴亡,旧国旧君之哀婉、命运无常之凄愤等情感贯穿全书,较卓尔堪《遗民诗》更具易代特征。

明遗民文学家徐芳年表

徐芳是清初成就颇为突出的明遗民文学家。学界对其生平了解不够。笔者在此前《清初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的生卒年及其他》一文的基础上,根据徐芳别集《悬榻编》、文言小说集《藏山稿外编》、散见于地方志等各种文献的徐芳轶文以及其友朋文字,按年排比、勾勒其生平事迹,制作年表,以期为徐芳研究提供新线索。

明遗民徐芳寓言散文之刍议

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素以寄托深远、发人深省的寓言体散文名世。他的讽世寓言多以动物为喻,或指陈人性的善恶两面;或借喻明末的社会现实,讽刺自私自利的朝廷官员;或嬉笑怒骂,暗藏机锋,直指儒林丑态。他的志怪故事则驰骋幻想,书写异域风情、鬼神灵异,寄寓惩恶扬善之旨,启发世人反躬自省,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或有一定启发。徐芳作品包含深刻的现实关切与批判意识,负载着作家意欲捍卫儒家道德体系的功能。

徐芳交游考

徐芳是文学史界较为关注的明遗民文学家。但其交游情况学界尚未全面论述。徐芳的交游对象既有师长辈,如马世奇、钱谦益、苗蕃、李元鼎、熊文举、李明睿等;也有友朋辈,如方以智、傅瀛宾、文德翼、傅占衡、吴嘉纪、施闰章、归庄、周亮工、陈允衡、汤来贺、竺庵禅师等。就这些人物的具体身份而言,既有殉明烈士、明遗民,也有仕清官员与僧人等。徐芳与这些士人的交游,不仅为其散文与寓言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也体现了知识分子以学术为宗的理念,从中还可看出遗民的隐居生活看似高雅闲适,实则贫病交加的状况。

论江西堪舆文化对明遗民治生抉择的影响--以清初文学家徐芳为例

明清易代,受传统儒家名节意识的影响,明遗民拒绝清廷招揽,但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生计抉择的问题。明遗民为风水先生者不在少数。徐芳以地师身份行脚大江南北,以堪舆相地自谋生计,这一人生选择受到江西民间信仰与文化传统等大历史环境的影响。细查徐芳一生行迹,他奔走四方,流连明朝陪都南京,屡屡与众遗民同道交游,或有借“看风水”之名从事抗清活动之可能。

朱彝尊与易堂诸子交谊考述

朱彝尊与魏禧相识于扬州,因二人年龄、经历、出身与职志等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逐渐结为至交。诗文方面,朱氏不仅与魏禧有密切的交流,与其兄魏际瑞亦有书信往来。朱彝尊与曾灿相识于京师,游处累月,朱氏仕清后,重逢于苏州,因身份迥异,曾氏遂有“云泥之叹”。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氏因小事被谪官,其心境为之转变,希冀通过曾灿与魏禧之侄魏世傚搭建与“南园词客”接续前谊的桥梁。

明遗民徐芳政论文初探

徐芳是清初重要的遗民文学家,但学界对其政论文论述较少。徐芳的政论文书写对社会政治的深刻洞见。其别集《悬榻编》卷一收政论文共10篇,以讨论经史典籍中的传说故事为主,澄清历史真相,批判现实政治。其中,《春王正月论》探讨《春秋》历法问题;《梦卜论》《朱均论》《褒姒论》《九水七旱论》反映徐芳对帝王的治国方略的思索;《井廪论》《舜不告而娶论》关涉儒家伦理;《三民论》具现实关切,观点新颖,抨击明末清初的不良士风。徐芳的政论文旁征博引,论理清晰,文风畅达,颇得唐宋八大家文风之神韵。

从“文风底色”到“儒商叠色”——明清顺德园林发展历程

作为广东四大名园之一清晖园所在地的顺德,明代前期已形成园林营建传统,至清代中期进入鼎盛期。园林作为文学发生地,与文学、教育共生,“文风底色”贯穿明清园林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明末清初园林叠加“遗民瑰色”,成为明代遗民的精神家园。清代中后期园林叠加“儒商混色”,园主身份由进士学者,到文人、豪商并存,儒商并重,园林既体现文学艺术性,亦带有珠三角生活的世俗性和商业性的文化特质。该文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和把握,以顺德为个案分析,考察岭南园林明代、清初、清代中后期三个阶段的艺术实践状态,为岭南园林史研究提供鲜活的区域样本。

论龚鼎孳与江南遗民诗人群的双向互动

龚鼎孳虽是降闯复降清的“双料贰臣”,却与江南遗民群体有密切的互动。龚鼎孳与遗民诗人的交游,除了诗酒唱酬,还体现在政治庇护、物质资助、提携遗民后代和维系遗民经世志向等方面。龚鼎孳的倾力付出获得了他们的宥恕,纾解了自身三朝为官的负疚感。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社会上宣泄国破家亡之痛楚悲愤的情绪逐渐稀释,贰臣的调和、荐举助推了遗民群体内部的分化。贰臣与遗民相互依赖、互惠互利的需求表明,“故旧”纽带缓冲了政治立场的尖锐对立,君臣节义在传统“五伦”秩序下的权威性被消解,易代士人的交往仍带有鲜明的“友道”烙印。

“胜国宾师”:明遗民朱舜水与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两国有较长的交流交往历史。17世纪前期明遗民朱舜水出于特殊原因赴日讲学,对日本文化及之后历史发展有一定影响。其将明末清初的儒家思想有所扬弃地纳入日常讲学中,对日本士林颇有启发意义。将之置于东亚文化圈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观察,可以发现朱舜水在日活动对日本文化与儒家思想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出于遗民的政治诉求与理想表达,朱舜水鼓励日本发展儒学的相关言论与阐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影响较大。

“暗香浮动月黄昏”——从《影梅庵忆语》董氏形象透视清初士人的遗民心态

“忆语体”散文《影梅庵忆语》在深切缅怀董小宛的表象背后,更暗含士人冒襄对朝代更替的不适与矛盾。通过对董氏形象进行“错位性”构建,冒襄达成了自我价值的“镜像式”反观。董氏知书礼、明大义、守忠贞的品格,消弭了原生身份与后天声望之间的价值失衡,是清初士人群体遗民心态的时代缩影。董氏一类形象也成了寄托士人理想品格与家国精神的一抹浮动的暗香。

明遗民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首先是被作为晋宋易代之际的"遗民"接受的。陶渊明不与新朝合作的行为等,得到遗民几乎不约而同的赞赏和效仿,他们效仿陶渊明甲子纪年,桃源避秦,隐逸力田,在诗歌创作上和陶学陶。陶渊明成为支撑特殊时期民族感情、道德情操和超越情怀的历史基石之一。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

论道盛弟子对《三子会宗论》的再阐释——以方以智、钱澄之、屈大均为中心

明遗民觉浪道盛著《三子会宗论》,提出以孟子会宗庄子和屈原。道盛的三位弟子方以智、钱澄之、屈大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三子会宗论》进行再阐释。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命题,更暗含着遗民的独特心迹。他们试图会宗庄子之生与屈原之忠,由此为自己选择做遗民而非死节的行为寻求合理性。

清初散文中枢:从李世熊看明遗民散文创作网络

出于明遗民的使命自觉和当代司马迁的文化选择,李世熊创作了相当一批忠愤之气磅礴四溢而又极富诗意和生气的散文,是一位名烛南天并辉映整个有清一代文坛的清初散文巨子。以李世熊、彭士望、魏禧、屈大均、王猷定、黄宗羲、张岱等为节点,明遗民的散文创作形成一个广袤浩大、百脉贯通的网络,在清初文坛俨然处于中枢地位,推动了一个史所罕见的散文创作繁荣时代的出现。

王士禛与明遗民交游事迹考论

王士禛主动接近遗民的准确时间是在顺治十五年后,多交遗民具体是在康熙元年以后,他与遗民交游既非毫无个人原则,亦非没有观念冲突 康熙四年任职京师后,王士禛主动结交遗民的态度不复存在,并对遗民生存方式和文学取向提出诸多批评.尤其是康熙帝的眷顾,构成他与遗民交游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 王士禛的神韵诗正是建立在对遗民诗的清理和反驳之上,并在与遗民诗的对立与交叉之中。

有谁问我心修法,授予灵均一卷经——明遗民钱澄之对楚辞接受与研究

明代遗民钱澄之对楚辞的接受与研究以1651年终归家隐居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其前期的楚辞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屈原忧国忧民、感时伤事的济世精神的接受和继承,将屈原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融入反映时代巨变的诗篇中。归隐田园以后,钱澄之主要借注疏屈原作品来寻找精神慰藉,寄托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屈诂》是其后期楚辞研究之结晶,该书耗费钱氏多年心血,凝聚着其浓重的遗民情结,是一部颇有价值的楚辞研究著作。

何处是江南:明清《江南春》唱和与江南文人的身份认同

元末明初倪瓒作《江南春》三首,明清以来百余人参与追和,成为江南文坛一大盛事。嘉靖间的集体唱和中,"江南"主要指向苏州,体现了作者的地域认同,也是苏州崛起成为江南代表城市的展现。"江南"又寓意故乡,身处故乡的江南文人唱和中不断想象"他乡",实则是对"仕"或"隐"的身份抉择与认同。明末清初的追和中,繁华鼎盛的江南变成"残山剩水","江南"更多指向寓意故国的南京,体现了作者对"明遗民"的身份认同。清中后期的和作则多是羁旅中描绘异乡的风景而怀念"江南",在故乡认同下《江南春》唱和形成了有意味的回归。

明末清初“金陵胜景图”研究

明末清初,以"金陵胜景图"为主的实景山水成为金陵画家创作最突出的题材。随着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不同画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金陵胜景图"的创作背景、目的、胜景的选择与组合、内涵、意境、甚至风格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由此可以寻找出清初遗民情结在"金陵胜景图"中的聚散与消长,及其背后蕴藏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进而总结出明末清初金陵画坛的特色。

从《板桥杂记》看明遗民的文化创伤

清初余怀的《板桥杂记》是一部追思文人浪漫风流、记述青楼文化的笔记小说。作者大力铺写明季江南青楼生活的繁盛与优美,但在全心全意追叙旧事、体贴入微的揭示中蕴含着强烈的文化失落与文化创痛,体现出明遗民文化心理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