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法国公使对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进藏活动态度之嬗变

1848至1866年间,因进藏活动屡屡受阻,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多次求助法国驻华公使,后者的态度由之前的“竭力”支持、“鼎力”相助逐渐转变为后来的“尽力”劝退,甚至可以说是“抛弃”。法国公使们对西藏传教会进藏活动态度之嬗变,一方面源于当时清朝中央同西藏地方两级政府通力协作坚决抵制法国传教士进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形势下法国政府基于对华“合作”政策选择放弃其“保教”立场。清朝中央同西藏地方通力协作成功阻断西藏传教会进藏活动,既反映出当时西藏地方基于国家安全大局的深思熟虑,又反映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重视和体恤,同时彰显出中国中央政府一直以来严密的治藏方略及其不容西方擅入藏地、染指西藏的坚定外交立场。

洋务派对国际法的认识和运用

19世纪后半叶是国际法传人中国的一个重要时期。洋务派认识到国际法在中外交往中的重要性,开始主动接受国际法,力图按照国际法的规则来处理外交,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部分洋务派人士也认识到国际法只是“强者之法”。事实上,他们运用国际法的努力并不能改变中国受侵略的处境。

合作中的分歧:马嘉理案交涉再研究

19世纪中后期中英之间围绕马嘉理案的谈判充满波折。威妥玛与英国外交部及英印政府、威妥玛与赫德、英国与其他列强、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意见纷争与歧异,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案件的交涉进程与最终走向。通过对这些表象的分析,可以帮助观察当时中外交往中一些隐微的层面。

赫德与中国近代邮政

中国近代,列强多次发动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上海等几十个地区为通商口岸。列强在这些地区侵犯中国主权,开设邮局,经营邮递业务。赫德为挽回中国主权,与列强进行了长期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使中国近代邮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作出一重要贡献,功不可没。

赫德与陈季同

赫德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隶属于总理衙门,是奕系统的人员;陈季同是李鸿章派出的留学生,属于李鸿系统的人员,双方存在矛盾,勾心斗角,互相监视,互不合作,对当时中国的外交工作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和干扰,正如赫德所说:因为厨子多了,煮坏了一锅汤。

清末铁路总公司与“福公司路案”交涉

"福公司路案"源于英国对中国长江流域铁路特许权的获取和矿务合同条款的规定。清末铁路总公司是清政府设立的官督商办企业,是筹集路款和对外办理铁路借款交涉的商务机构。在处理"福公司路案"过程中,清末铁路总公司与总理衙门(清外务部)涉外交涉的权限并不清晰。以盛宣怀为督办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在"福公司路案"中难以顶住外务部和福公司的压力,导致"路案"交涉始终充满曲折而陷入困境,最终被迫背负沉重的路款债务。

新世纪以来总理衙门门研究述评

洋务运动时期成立的总理衙门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对晚清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新世纪以来,随着史学界研究范式的转变,总理衙门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学者们围绕总理衙门的建立和发展、相关制度与人物、所承办的相关事务,以及地位与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后续研究中,学界应组织编纂系统专著、加强个体人物研究等,以拓展研究深度与广度。

清末民初外交制度的嬗变及其影响

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中国开始在制度层面与国际接轨,而以外交领域为最。从清朝末年的总理衙门、外务部,再到民国初年的外交部,近代中国的外交制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自身发生变化的同时,也逐渐被纳入现代国际秩序。与此同时,外交制度的变革还带来各种积极的历史影响。它不但使中国外交体制日益现代化,一步步合乎国际惯例,而且催生出一大批职业化的外交人才,使原本虚弱的中国能够取得一些难能可贵的外交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