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轻微犯罪时代。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治理轻微犯罪是重要的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性,特别是实体与程序的衔接不畅、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一致等。因此,应当强化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契合度与协同性,以轻微犯罪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的实施机制。当前,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制度性“沟壑”亟待填补。为此,既需要调试现行刑法理论的互斥部分,也要重新审视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而及时启动必要的实体性立法修正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整合性的程序回应也势在必行,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更加健全的量刑协商机制等均是轻罪治理的主要关切点。

轻罪治理中罚金刑适用的优化路径

近年来,大量轻微犯罪行为入刑,治理轻微犯罪的刑事策略需进行相应调整。罚金刑是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单处适用率最高的附加刑,可以成为应对轻微犯罪的一种重要刑罚方法。但是,我国罚金刑地位弱化了刑罚功能的作用,罚金刑的适用方式和适用范围未能体现轻刑价值,罚金刑自身还具有不平等性及执行困难等问题。为优化罚金刑的适用,需要提高罚金刑的地位,将其纳入主刑的范围;调整罚金刑的适用方式和适用范围,将其性质定位为适用于轻罪的轻刑;增加日额罚金制,尽量避免不平等;增设罚金刑易科制度等。

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现状检视与防治路径

毒品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已得到国际社会公认。当前我国毒品犯罪主体日益朝着低龄化的趋势发展,治理未成年人涉毒品犯罪问题形势严峻。未成年人是国家未来与希望的承载者,有效防治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便成为义不容辞的时代任务。未成年人走上毒品犯罪道路是其身心发展特点、社会环境影响、刑罚手段运用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此,要有效遏制未成年人涉毒犯罪,必须坚持“个体-社会-司法”“三位一体”的综合防控体系。在个体维度,创新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在社会维度,强化对娱乐场所的监管,完善未成年人社会救济机制;在司法维度,拓宽刑罚替代措施,坚持惩教并重的理念。通过协同各界力量开展综合治理措施,有效预防并减少毒品犯罪的发生,助益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从消极惩罪到积极治理: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的反思与完善

当今中国社会的犯罪现象正在经历从重罪到轻罪的重大变化,我国轻罪治理体系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完善。这要求我们取轻罪之长,避轻罪之短。首先,要明确轻罪的定义,可以法定刑3年有期徒刑为上限、以处带有保安处分性质的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措施为下限,这一轻罪概念既契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现实,也是面向未来轻罪立法的一种前瞻性考虑。然后,对轻罪扩张现象进行反思,厘清轻罪扩张带来的正面功能和负面效应,指明其具有回应民意、完善立法、规范行为的优势,也揭示其简化司法、异化刑罚、附随后果过剩的缺陷。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轻罪治理体系进行完善,在实体层面依据《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和第37条的定罪免刑规定,建立多元的轻罪处遇模式;在程序法层面贯彻“三分原则”;在附随后果上严格限制适用主体、对象和内容;在前科消灭上逐步建立犯罪记录封存、注销和复权制度。这样多措并举,推动我国轻罪治理体系从消极惩罪向积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底龄未成年人重罪问题的规范分析与价值判断

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底龄未成年人涉嫌法定重罪的,应当激活《刑法》第17条第3款之规定,区分底龄未成年人重罪问题的个案处理与类型事实处理两个方面,并分别从规范分析和价值判断着手。对《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的两种犯罪应当采取行为说,对其规定的“情节恶劣”应当采取“整体的评价要素”说,对“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应当理解为程序性核准为主、兼顾实体性核准的法定程序环节。未来应当完善重罪底龄未成年人的量刑规则,应在条件成熟时删除对其减轻处罚的规定,减少基准刑下降幅度;强化监护义务刑事责任化的规制完善,条件成熟时可增加拒不履行监护有关罪名;同时建立健全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早期预警与分级干预机制,形成底龄未成年人重罪预防与治理协同体系。

危险作业罪的实务观察与理论检视

危险作业罪是立法活跃化背景下的轻罪增设范例,在法益保护前置化的背景下并未导致案件数量的不合理膨胀。从大量实务案件出发反思理论研究,本罪的基本性质、主观罪过等相关争议都可以消弭。将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作为本罪出罪的重要路径,属于法教义学上的盲目“嫁接”。可识别的“中间危险结果”能够作为“现实危险”判断的重要依据;危险促进因素越突出或危险防止因素越弱化,越容易说明“现实危险”的存在。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应视作本罪的结果加重犯;针对某危险化学品,行为人既存在危险驾驶罪的“运输”行为,又存在危险作业罪的“生产、经营、储存”行为,宜认定为牵连关系,从一重处罚;无罪经营成品油的案件在本罪增设后,不宜再认定为非法经营罪,正确适用本罪能够合理限缩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倾向。

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研究——以S省C市为分析样本

小区是未成年人成长生活的重要场所,小区法治环境的形成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通过分析S省C市发生在小区内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发现,其案件来源主要为父母报案。在未考虑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犯罪黑数的情况下,统计数据反映出的犯罪形势仍然较为严峻。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因犯罪对象特殊、犯罪发生区域特定,在被害人、作案人、作案地点、作案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特征。小区内有利于犯罪实施的外部条件和被害人较强的被害性等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导致了性侵犯罪的发生。情境犯罪预防理论因其对犯罪情境的关注及主动预防的姿态,与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具有较强的契合性。从情境犯罪预防理论视角出发构建该类犯罪防控体系,应主要从增加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减少犯罪刺激三个方面入手。

微罪附随后果的检视与出路

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化、体系性建构的现实困境为传统犯罪中的报应性附随后果是否具有适当性的问题。微罪的立法初衷及目的在于预防而非报应,故与报应性犯罪附随后果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基于社会法制文化认知所形成的“隐性附随后果”在微罪中并不存在。微罪应确定为法定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犯罪。微罪附随后果原则上不具有适当性,微罪记录原则上不应当被披露。微罪记录封存制度是解决目前微罪附随后果问题的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路径。

微罪的积极刑法治理之塑造

国家犯罪治理体系建设、多法衔接、预防性刑法观加速并合,使我国开始进入微罪立法的新时代,微罪治理面临尤为复杂多元的新挑战与困题。为克制潜在负作用的发酵,应推进微罪的积极治理,以便多面的正向赋能。微罪独立于轻罪、重罪;应区分微罪与轻罪,提高轻罪的上限,释放微罪的空间。建构更开放和理性的微罪理论体系迫在眉睫。微罪多表现为危险犯、行为犯等规范形式,是典型的法定犯。微罪是刑法体系的独立组成部分,不依附于轻罪体系。微罪体系的出罪面临新挑战,应当阐明出罪原理,健全出罪机制,使其自持与自立。微罪立法虽然发展快,但结构性困题不少。既要基于“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的模式提升立法的科学性与正当性;也要注重专属刑罚体系的创设,使罪责刑之间更相称。

脑科学视角下涉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评估的完善路径研究

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司法处遇和教育矫治,应该关注其自身认知和行为能力的特点,这些特点与其大脑发育水平密切相关。人身危险性评估是处遇涉罪未成年人并提出矫治方案的重要依据,应将涉罪未成年人大脑发育水平纳入评估体系。以影响认知与行为的神经生物学为根基,发掘未成年人大脑皮层发育成熟度与其认知和行为控制能力之间的关联,构建涉罪未成年人大脑发育水平评估模型,通过检测相关脑区灰质、白质以及神经递质发育状况,研判涉罪未成年人的认知及行为控制能力,为司法处遇提供更加科学客观的依据,为教育矫治提供更加精准化的指导。

未成年人认罪从宽处理的理念与制度

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从宽处理是一种普遍的法律实践。传统刑罚理论就此思考不多。根据报应主义、功利主义和政治证成理论,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从宽处理的依据在于未成年人的特殊身份。在基于特殊身份的从宽处理之外,存在基于认罪的有条件从宽处理,如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条件从宽处理的道德依据在于报应正义、恢复性正义、程序正义。鉴于有条件从宽处理可能导致未成年人认罪自愿性不足,甚至导致无辜者认罪的风险,应该立足于保障未成年人自愿认罪,对有条件从宽处理制度予以完善。

微罪扩张背景下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微罪案件主要涉及道德谴责性低、人身危险性小的法定犯。随着轻微犯罪案件增多,现行司法资源被大量占用,前科标签化和连诛化问题凸显,影响了犯罪人员及其家属的社会融入。因此,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尤为紧迫。建议参照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借鉴国外法律制度,设立一年考验期前科消灭制度。对于轻微犯罪人群,在考验期内需参加心理咨询与测试,考验合格后可申请前科注销。前科消灭制度还需考虑不同职业的从业禁止期限,对于损害他人身心健康的犯罪不应纳入前科消除范围。前科消灭制度应以恢复性司法为导向,避免“一刀切”的方式,针对不同类型的犯罪分别处理,以促进轻微犯罪分子的社会再融入,降低再犯罪率。

微罪领域《刑法》第三十七条的功能定位与适用规则

在微罪领域中,将《刑法》第三十七条的主要功能定位为“强化制裁”具有必要性、正当性和可行性。应当以功利主义为基础,重新理解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内涵,为激活定罪免刑条款提供正当基础。在强化制裁的功能定位下,第三十七条的判断重心应置于处罚必要性的整体评估。“犯罪情节轻微”不是“绝对轻微”而是“相对轻微”,是指与仍需判处刑罚的同类微罪相比,通过宣告有罪并施加行政制裁就足以满足犯罪预防目的。若微罪配置了足以实现预防效果的行政制裁措施,当行为人的特殊预防必要性小,即可认定犯罪情节轻微;反之,只有微罪行为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必要性都较小,才符合犯罪情节轻微的要求。

轻微犯罪视域下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研究

在轻罪化立法背景下,我国刑法由重罪重刑的小刑法逐步转向刑事制裁日渐轻缓的大刑法。众多轻微犯罪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从而加速了轻罪犯罪圈的扩张,导致我国轻微罪案件的数量呈现出显著增长态势。然而,由于我国前科制度的永久存续,大量轻罪案件存在“轻罪不轻”的现象,现有前科制度有违罪责自负、罪刑法定的原则,不利于轻罪犯重新回归社会,为消除当下前科制度产生的负面效应,故有必要构建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轻罪治理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困境与完善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代表性制度,符合现阶段轻罪治理强调社会关系恢复的治理目标。目前,刑事和解制度还存在适用范围受限、不起诉率低、履行保障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轻罪治理的有效进行。要解决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需要回归刑事和解制度功能价值之定位,同时加强恢复性司法理念与轻罪治理的融合,扩大刑事和解制度适用范围,增加刑事和解程序从宽处理制度供给,进一步完善和解协议履行保障机制。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法律实效研究动态的观察与省思

我国于2011年新增危险驾驶罪,醉驾入刑至今已有十余载。同样,世界各国也一直在围绕酒驾立法,尤其是刑事立法,尝试各种策略,以遏制酒驾现象。因而相关措施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测量和评估其实效,就成了关键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在于梳理和明确当前国际和国内酒驾犯罪规制的总体趋势、实际效果及测量方法,以为后续选择合适的方法和标准衡量酒驾刑事立法的效果奠定基础。目前,全球酒驾规范总体趋势为由宽到严,相反,我国为由严到宽。有关酒驾刑事立法实际效果的外文研究成果较多且视角与方法更为多样化,而中文相关研究较少,现有研究视角单一,论证方法简单,相关研究理论也较为单薄。不过,中外文研究结论均未达成一致。通过分析中外酒驾立法趋势和实效研究,并参考现有外文酒驾犯罪研究成果的理论视角和测量方法,能够更加精确地检验我国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立法的实际效果,并从中获得关于改良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立法及司法实践的出路。

刑事犯罪变化背景下的轻罪治理探析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犯罪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轻微刑事犯罪率和轻刑率显著上升。轻罪不同于重罪,不是刑罚惩治的重点,应当有其适合的治理体系。探究新形势下轻罪治理的发展路径,是推进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如何准确把握宽与严的辩证关系,做到“治罪”与“治理”并重,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要立足办案实际,完善制度保障、提升治理效果,真正做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的检视与完善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增长快、低龄化、暴力化等特点。在司法与社会层面,我国历来注重未成年人犯罪事后治理与事后预防,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事前预防有所忽视。尤其是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多发,传统犯罪预防机制无法有效应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对此,应实现从“治罪”到“预防”的理念转变,构建未成年人大数据信息平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动态监控;系统优化各相关主体的功能,构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六大预防机制”。

从“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看唐明两代君主集权方式的变化及其启示

“轻其轻罪,重其重罪”是明代君权高度集中的结果。君主集权作为专制主义下的必然趋势,但在唐明两代却呈现出不同方式。唐代君主较多采用分权制衡的方式,防止大臣一家独大威胁君权,从而实现集权。而明代废除相权带来了君权加重,为了有效驾驭极重的君权,明代君主的集权方式多样而激烈,典型表现就是通过严刑峻法与超强社会控制在肉体与精神上彻底消灭威胁君权的因素,从而达到集权的目的。这也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法制的畸形发展,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通过对比唐明两代的君主集权方式,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当今法治建设中,一方面要保持法律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以法律为改革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则应汲取“法深无善治”的教训,使法律简而能禁,从而构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良法善治体系。

论未成年人司法在轻罪治理改革中的先行示范

当前,我国相关部门要重视未成年人司法的“探路先行者”作用,将成熟定型的未成年人司法理念和制度机制逐步运用于成人司法工作。可从转变轻罪治理理念,建立审前分流制度,完善非刑罚化处遇体系,营造包容的制度环境,推进诉源治理等方面进行革新,以实现理性平和、处理多元、刑罚轻缓、秩序稳定的轻罪治理效果,进而持续降低犯罪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