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须与轻罪立法以及犯罪结构的调整相协调,立法者应构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充分发挥其诉前分流作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普遍适用于轻罪案件,有助于彰显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激励犯罪嫌疑人复归社会以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立法者设计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当参考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已有经验。《刑事诉讼法》应厘清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适用于3年有期徒刑以下轻罪案件为原则。附加条件应兼具惩罚性与教育性的双重特征并遵循比例原则。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的,考验期限为1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管制的,考验期限为2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考验期限为3年以下,但不能少于1年。

轻罪化时代下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溯源思考和本土进路

“轻罪化时代”亟需建构限制轻罪入罪的机制。“但书”规定是现成的实体法方式,但其在轻罪治理实践中陷入瓶颈。可罚的违法性在我国有天然的法规范土壤,为畅通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奠定理论基础。可罚的违法性是指,行为既符合构成要件,又不存在阻却事由,若没有达到可罚的违法性,不成立犯罪。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创设之初是用于轻微罪的出罪,其中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最契合我国轻罪治理。发展至今,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我国已经异化,不但将刑罚反向融入犯罪成立的判断,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刑法对前置法的从属性。应当将可罚的违法性单独置于第四阶层,宏观把握轻罪行为的入罪与否,并将可罚的违法性理论贯穿于“但书”规定的司法适用,充分激活“但书”条款在轻罪治理中的潜力。

论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之构建

在刑法扩张的背景下,我国刑法向轻罪化方向发展。随着轻罪比例的不断攀升,现行前科体系之弊端日渐凸显,因此,为轻罪犯罪人构建前科消灭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具有积极的制度价值,可以起到顺应轻罪比例升高之趋势,实现刑法体系现代化以及更新国人犯罪观念的积极效果。在宏观制度厘定层面,可通过制定单行“前科管理与适用法”的方式在规范层面明确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同时应当对制定轻罪前科的规范性文件之层级作出限制,明确轻罪前科消灭的范围与时点。在微观制度构建层面,需要明确轻罪前科消灭的实质条件,免除附条件的过失犯罪人、微罪犯罪人以及“定罪免刑”犯罪人的前科担负,并为不能立即消灭其前科的犯罪人构建轻罪前科封存制度,以5年作为封存上限,根据罪行的差异分类配置个罪的具体封存期限。

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建构

当前,我国前科制度呈现出类型日益多样、适用主体广泛、存续时间较长的特征。伴随着轻罪时代的到来,既有轻罪前科制度不可避免地面临违反责任主义原则、比例原则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困境。基于此,我国刑法应当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在立法模式上,应采取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在逻辑基础上,以轻罪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为核心,调和防卫社会与促使犯罪人复归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具体规则设计上,以面向全体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适用前提,并在域外立法经验与我国学界既有方案的基础上,从基本条件、范围、程序和法律后果四个方面建构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此外,轻罪前科消灭制度还应兼顾如下配套措施:规范前科制度的立法层级,调整前科制度的具体内容,修改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轻罪治理背景下酌定不起诉的扩张适用

近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犯罪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轻罪案件占比大幅上升,轻罪治理模式成为刑事法治和社会治理的未来走向。基于慎诉的刑事司法政策而一定程度地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能够有效发挥不起诉制度的审前分流功能,符合我国轻罪治理的情势需要和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在制度基础已具备的前提下,我国应通过适度扩展并规范起诉裁量范围与标准,以满足慎诉目的下的合理需求;通过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度融合、加强刑罚替代措施的有效适用、完善权力监督审查机制,增强起诉裁量权扩张的正当性、合目的性与可接受性,在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之下,为更新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提供可替代的优化方案。

体系化治理视域下我国轻罪治理实践检视与进路

对犯罪治理,我国已进入轻罪治理时代。轻罪化治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但也容易引发犯罪标签泛化、犯罪人口比例提升而加剧社会治安隐患。有鉴于此,应建立一般违法与轻罪、重罪,定罪与量刑,实体与程序之衔接体系。这具体体现为在规制社会失范行为时,首先应诉诸非法律手段,若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进而采取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域的制裁措施,最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适用刑法上的轻罪。

轻罪时代犯罪处遇模式的重构与完善

轻罪时代来临,对犯罪处遇的理念与模式都提出了新要求。因应时代变迁,须确立人本化、类型化、一体化、社会化的犯罪处遇理念。应以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程序简便化及执行宽和化为导向,完善轻罪处遇。轻罪时代不能忽视重罪治理,应在平衡刑事法的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双重机能前提下,优化重罪处遇。此外,还需进一步健全犯罪处遇的配套机制,包括犯罪人的人格调查制度、行刑衔接机制以及前科制度等。

轻罪立法背景下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构建

轻罪立法符合我国当下法治体系建设的趋势,完成劳教制度废除遗留下的历史任务的同时,在积极的刑法立法观的指导下,通过设立轻罪解决部分罪名“口袋化”的司法困境,适应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以促进我国刑法朝着“严而不厉”的方向发展。轻型犯罪的迅速扩张带来了不利后果,在轻罪立法的背景下,前科报告制度给犯罪人打上标签,不利于其重回社会、再就业,轻罪犯罪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符合平等的价值需求和保障机能的要求,是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有力保障。具体构建上,可学习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经验,明确轻罪记录封存的对象、程序以及监督救济机制。

实证研究视角下轻罪概念的厘清

轻罪是指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行。3年有期徒刑是我国刑事立法潜在的轻重罪区分标准,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可以将这一隐藏于刑法条文背后的默认标准提炼出来,并揭示出规范层面上之所以可以利用法条之间的隐含联系论证3年标准合理性的深层原因。在轻罪性质的界定中采用“罪行”概念比“罪名”概念更具合理性,罪行与法定刑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可以更妥善地处理“不纯正的轻罪”带来的混淆问题,解决“罪名”概念下轻罪配套制度建设产生的错位适配问题。

论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反思与限缩

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在预防犯罪、防卫社会和维护职业群体利益等方面具有积极功能。在轻罪化的时代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制度自身的功能定位产生了异化,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犯罪附随后果与刑罚的叠加导致犯罪人遭受的不利影响过重。产生这种异化的根源在于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定位存在偏差,应当将犯罪附随后果定位为具有特殊预防功能的附加性制裁措施。在此基础上,应以类型化作为限缩犯罪附随后果的前提;以关联性原则为指导依据合理规范下位法,并且将涉他性犯罪附随后果排除在外;以比例原则为基础,并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来对犯罪附随后果制度进行类型化的限缩与优化。

微罪扩张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与限缩

近些年,我国刑事立法逐渐趋向积极,微罪立法呈现扩张趋势。微罪立法为我国严密法网、促使刑法结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正向作用。但是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并未能跟上微罪立法的步伐,泛化、不规范的犯罪附随后果与微罪相互作用,有违反比例原则、侵犯公民自由、导致犯罪标签泛化从而阻碍罪犯再社会化的风险。对此,应当规范犯罪附随后果的立法层级,避免出现上位法规范与下位法规范各行其是的问题。明确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条件与适用期限,进行针对性、分层次的附随后果设定。为了使犯罪人能够更好地回归社会,避免泛化附随后果的负面影响,应逐步建立分层次的前科封存制度。

轻罪治理背景下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司法限缩适用

在轻罪立法扩张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轻罪轻罚、限缩适用是司法实务界面临的一个难题。作为公共安全犯罪领域中新增设的罪名,妨害安全驾驶罪的保护法益设定为以公共安全秩序为核心的集体法益。为实现轻罪立法扩张与司法适应限缩之间的平衡,在法益二元论的理论基础之上,宜认定该罪为具体危险犯;在实体法解释上,严格限制该罪构成要件的入罪标准、明确主观罪过形式及出罪条件,限缩集体法益的不合理扩张解释,缓解该罪的入罪泛化问题,为实现我国轻罪治理结构从当前的“又严又厉”走向“严而不厉”提供路径。

轻罪立法背景下网络暴力的刑法规制

网络暴力是针对个人集中发布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网络暴力信息,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网络秩序的行为,这种行为正成为法律治理的难点。目前民法对网络暴力的规制不足,而行政法的打击力度有限,刑法的规制还没有形成阶梯性。网络时代,为了提前保护背后层的人格权益等个人法益,避免出现“社会性死亡”等严重后果,我国刑法有必要增设网络暴力罪以保护阻挡层的网络秩序法益,如此不仅能够有效预防网络暴力犯罪,且符合轻罪立法的潮流与逻辑。具体而言,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三规定网络暴力罪,即实施网络暴力,针对个人集中发布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违法信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轻罪治理背景下协商性辩护机制的完善路径

随着轻罪治理体系在我国逐步构建,为保障被追诉人的正当权益,应当构建协商性辩护机制。协商性辩护机制具有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司法质效、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的重要价值。但在运行中,却呈现出辩护进程追诉机关主导、“辩护”形式化的现状,为化解适用规则阙如、程序设计原则、信息掌握不平衡的运行阻碍,应探求通过提升协商性辩护质效、健全协商性辩护程序规则、完善协商性辩护细则、建立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制度等路径,完善轻罪治理背景下的协商性辩护机制,丰富轻罪治理的中国实践。

困局与破局:我国轻罪附随后果适用的优化路径构建

我国轻罪附随后果面临立法设定的合宪性隐忧、实施过程比例性欠缺、冲击司法终局效力的困局,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为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尚不完善、刑事被遗忘权缺少理论和现实关注、具备惩戒效能的社会信用体系杂糅多元主体、法律对非理性民众观念的引导动力不足、效果不明显。应当辩证看待轻罪及轻罪犯罪人,划定轻罪范围,制定全国适用的犯罪附随后果法,引领民众对轻罪犯罪人脱敏;突出前犯罪行为与轻罪附随后果的关联性,层次化布置轻罪附随后果,明确应当适用、不应适用及酌定适用范围;规范轻罪附随后果实施主体、设定期限、适用条件、救济路径,加强其程序正义。

醉驾新规的诉讼法解读及其对完善我国轻罪案件诉讼程序的启示

“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对醉驾案件的相关诉讼法问题作了详细规定,包括强制措施、证据收集和采信、诉讼程序、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办案程序等。这些规定既有对现有规定的细化完善,也有对实践探索的提炼总结,还有一些重要的制度创新,对构建中国特色轻罪诉讼程序作了有益探索,提供了改革的样本。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规则完善研究

在积极刑法观的影响下,我国开始逐步构建以效率为导向的轻罪治理体系。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作为“轻罪”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井喷式的增长趋势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以“瑞安模式”为代表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惩戒效果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平衡,但实践探索过程中仍存在诸如缺乏法律依据、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形式化以及专业化社会组织参与度低等诸多现实困境。因此,有必要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优化检察机关与专业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机制,推动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实质化发展,避免起诉裁量陷入“一律起诉”和“不诉了之”两个误区。

犯罪附随后果与轻罪立法的冲突与协调

增设轻罪是积极刑法立法观的体现。在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影响下,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趋势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方向转变。通过推进轻罪治理实现刑法结构的转型,是通往刑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轻罪立法的增多也导致了犯罪圈的扩大,引发了不容忽视的犯罪附随后果泛化的问题。犯罪附随后果的负面效应随着轻罪立法的推进愈发严重,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如何协调轻罪立法与犯罪附随后果之间的冲突,便成为实现刑法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不能因为附随后果的负面效应而否认轻罪立法,而应规范附随后果的相关规定,避免犯罪附随后果适用的随意化、泛化,以更好地推进和完善轻罪立法。

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下犯罪附随后果规范化研究

刑事立法与司法之“轻”与犯罪附随后果之“重”存在抵牾,并因此危及大量犯罪人复归社会。既有之非犯罪化、畅通出罪机制及量刑抵消,前科消灭制度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对策都存在缺陷,难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对此,应从附随后果规范化的角度入手。在规范化视野下,基于保安处分的理论定性,通过分离轻重罪附随后果,建立后果与罪行的逻辑关联,压缩牵连式后果,构建体系性的制度保障,设立犯罪附随后果清单,修正下位抵触规范等措施,消解犯罪人复归社会的困难。

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若干问题探讨

在轻罪立法扩张的背景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研究逐渐深入的前提下,其构建可以围绕立法思路、轻罪概念、前科消灭的方式与效力与配套措施的保障进行探讨。立法思路宜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与修改《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前科消灭的内容。轻罪概念应当采纳形式标准说,并可以划分监禁刑轻罪与非监禁刑轻罪,二者的前科消灭方式有所不同。配套措施保障包括清理犯罪附随后果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