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徐咸清与毛奇龄交游考

徐咸清为毛奇龄"同志有学最相好者",是毛奇龄交游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徐咸清的经历、著述,分析徐咸清从理学与经学方面对毛奇龄的启发,尤其侧重徐咸清对《春秋》经文的考证、对《春秋》义例的总结及其治学方法上对毛奇龄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厘清毛奇龄研究中的语焉不详之处,更可以为毛奇龄生平及思想研究提供更多的补充。而徐咸清、毛奇龄会晤、书信等交流方式亦可扩充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的学术交流网络研究。毛奇龄与徐咸清父徐人龙及徐咸清、徐咸清的一子一女三代相交,对认识毛奇龄在当时江南文化圈中的形象及其影响力也有所裨益。

“君令臣忠”:《晏子春秋》君臣思想述论

《晏子春秋》提出贤明的君主应修德正己、善于纳谏、不耻下问,还要"亲贤臣、远谗佞",对臣下和而有礼、赏罚有据、建立真情;同时,该书也主张大臣应修身正德、勇于进谏、善于解答君主所问,要努力做"社稷之臣",忠贞不二、以礼事君、言辞文雅、彰君之赐。《晏子春秋》还认为君臣之间只有"和而不同""君为心、臣为四支",彼此信任、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治国理民,它提倡大臣要"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这样的君臣思想具有许多开明意义,却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出土文献对《晏子春秋》研究的意义

《晏子春秋》的真伪性、成书时间及作者是学界历来争议的焦点问题,1972年银雀山竹简本的发现,不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了新的进展,而且对我们重新审视《晏子春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古籍译英的几个问题

中国的崛起引起世界性的中国古典文化热。但是中国古籍的英译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古代人名、君子与小人，君主、官职等方面的翻译需要重新审视。否则就易于造成读者的误解。

《吕氏春秋》“痏”“■”“疛”病症名词考释

《吕氏春秋》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该书内容广博,其中记载有病症名词60余个,且大量出现在同时期或之后的中医古籍中。通过对其中"痏""■""疛"三个病症名词的探讨,考证其字义,确定其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探究当时疾病的病因,并与《内经》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痏,在《吕氏春秋》中作"痟",意为痟瘦,在《内经》中有三种含义:针孔;针刺的次数;穴位。■,在《吕氏春秋》中意为目眵,且首见于《吕氏春秋》,在《内经》中未出现。疛,在《吕氏春秋》中意为腹疾,在《内经》中未出现,而是直接用"腹满""腹胀""腹痛""腹胀满"等词表示,意义指代更明确。

论《吕氏春秋》的本原之道

道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老子首次把道由有限升华为无限,使之具有了宇宙本原的意义。《吕氏春秋》以精气言道,精气无形无象,它既是天地万物的始基,又是流行于天地万物间的精微之气。精气除具备道的一般特征外,还具备流动不居、感应相通的特点。精气本身所包含的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是其产生天地万物的基本动力;精气作为产生万物的本原,给予了万物生命和欲望,并以自身的德行影响万物。总之,精气既具有道家之道精微玄妙、化生万物的特征,又具有儒家之道的德行,能够主宰天地万物。

论《吕氏春秋》之“因”

在分析前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吕氏春秋》总结了普遍适用的一条原则即"因"。"因"的原则把道家的因循无为和儒家的积极有为相结合,形成了待时而动、顺势而起的处世之道。《吕氏春秋》首次把"因"作为哲学概念提出来,指出因循客观要素对于成就功业的重要性,并把因循客观要素与重视主观努力相结合,在方式方法上注重因人而异。这一原则在政治上丰富了无为与变法的治国理论,是对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当今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战略举措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周易》到《春秋繁露》的数字思想嬗变

数字最初是为记事而用,并非一开始便具有神秘意义,主要用于文字出现以前记录事物数量之用,数字思想是人类抽象思维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先秦典籍反映中国古代数字思想的嬗变过程,以《周易》《吕氏春秋》《春秋繁露》为代表。在《史记》之前,《周易》主要体现出以数字奇偶对应阴阳的思想,而《吕氏春秋》则表现为以数字象征天人关系,至汉代《春秋繁露》的数字思想便可视作一种宗教化的符号表达,也反映了古代数字思想的符号学意义。

《吕氏春秋》寓言的艺术特色

阐述了《吕氏春秋》寓言的取材与思想内涵,从《吕氏春秋》寓言的结构安排、人物形象、语言特点等方面探讨了《吕氏春秋》寓言的艺术特色。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吕氏春秋》寓言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

以战止战:《吕氏春秋》以人为本的战争观

《吕氏春秋》的兵学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前期儒道墨法各家学派的思想精华,倡导“义兵”学说,提出古代贤明君主凭靠正义之师维护和平、以战止战这一智慧论断。《吕氏春秋》义兵学说之精髓,即提倡正义战争,主张攻伐无道之国的战争具有正义性。义兵学说强调“义”,即对暴君治下之民讲道义、正义、信义和仁义等。在儒家倡导以仁义治理乱世、墨家主张以非攻救守弱国的思想背景下,义兵学说强烈反对前两者的迂腐之见,批判地继承了其前代战争学说,形成具有朴素军事辩证法理念的战争观,其间融合了古老的民本思想,处处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独特倾向。

《晏子春秋》的舆论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是当时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稷下学宫建立后,引领了诸子的百家争鸣,齐国激荡而出了齐文化这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瑰宝,那个时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舆论最为宽松的时期之一。《晏子春秋》作为齐文化的代表作品,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稷下学宫时期的作品。从舆论角度学对该作进行分析,会发现当时社会是如何对舆论进行构建的,该作体现的舆论思想对现在的舆论引导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阴阳家考辨

《论六家要旨》与《汉书·艺文志》中的“阴阳家”有所不同:前者中的“阴阳家”不指向邹衍,亦非司马氏家学,而是《管子·四时》、《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一系的四时教令体系。其基本框架仍然是以四时为基础,四时之大顺是其核心,“中央土”一系仍然没有与之相配的时令。邹衍则属于《汉志》的“阴阳家”,其旨虽归于仁义节俭,但其多论天地灾异,不学经艺,不应归之于儒家。五德终始说以五行为框架,五德传于谁取决于五行相胜的次序,而何时传则在于阴阳之数,配合的关键在于它们之间的类同性。五行与阴阳四时融合时别出一“季夏”来,以与土相配。“中央土”和“季夏”是阴阳四时与五行融合的不同框架的显著区别,也是邹衍与四时教令的差异,更是阴阳家的不同派数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