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视域下传统中医养生思想的伦理理念探析——以《吕氏春秋》为例

“健康中国2030”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传统中医养生已全方位融入“健康中国”建设,中医养生文化思想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以传统中医养生文化思想及伦理理念的发展为出发点,通过对《吕氏春秋》中包含的中医养生文化思想进行分析,进而探讨、概括其所蕴含的伦理理念,希望能够全面、系统地促进中医养生文化发展,为人们运用养生伦理理念来实现强身健体、预防疾病、延年益寿,提供理论基础与依据。

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周鲁时代”的终结与《吕氏春秋》的登场

本文欲阐明《吕氏春秋》撰写可能的动机以及其论述内容对战国末期当时的历史、思想角色上之固有意义。本文的论述内容可分成如下三点:(1)概述在前256年周室灭亡后产生的"后周鲁"时代的秦王之动态。(2)《吕氏春秋》的撰写目的是将治理天下人民的统治理论提供给秦王。就《吕氏春秋》作者(们)而言,借由此统治理论的实践,秦王从当今"实际上"(de facto)的"天子"能够提升为真正的天子。(3)关于《吕氏春秋》的内容是否受到《荀子》思想的影响这一点,笔者认为,《荀》《吕》两书的论述内容基本上是独自展开的,只是吕不韦可能继承了荀子的基本问题意识(即如何治理天下人民),并且将这样的论述转换成专为秦主实践的一种"行动计划"(action plan)。总之,《吕氏春秋》所提出的治理天下的理论,对从前240—前230年代的秦廷以"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模式来与对外诸侯互动的政策应该发挥了某种影响力。

徐咸清与毛奇龄交游考

徐咸清为毛奇龄"同志有学最相好者",是毛奇龄交游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徐咸清的经历、著述,分析徐咸清从理学与经学方面对毛奇龄的启发,尤其侧重徐咸清对《春秋》经文的考证、对《春秋》义例的总结及其治学方法上对毛奇龄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厘清毛奇龄研究中的语焉不详之处,更可以为毛奇龄生平及思想研究提供更多的补充。而徐咸清、毛奇龄会晤、书信等交流方式亦可扩充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的学术交流网络研究。毛奇龄与徐咸清父徐人龙及徐咸清、徐咸清的一子一女三代相交,对认识毛奇龄在当时江南文化圈中的形象及其影响力也有所裨益。

“君令臣忠”:《晏子春秋》君臣思想述论

《晏子春秋》提出贤明的君主应修德正己、善于纳谏、不耻下问,还要"亲贤臣、远谗佞",对臣下和而有礼、赏罚有据、建立真情;同时,该书也主张大臣应修身正德、勇于进谏、善于解答君主所问,要努力做"社稷之臣",忠贞不二、以礼事君、言辞文雅、彰君之赐。《晏子春秋》还认为君臣之间只有"和而不同""君为心、臣为四支",彼此信任、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治国理民,它提倡大臣要"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这样的君臣思想具有许多开明意义,却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出土文献对《晏子春秋》研究的意义

《晏子春秋》的真伪性、成书时间及作者是学界历来争议的焦点问题,1972年银雀山竹简本的发现,不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了新的进展,而且对我们重新审视《晏子春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古籍译英的几个问题

中国的崛起引起世界性的中国古典文化热。但是中国古籍的英译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古代人名、君子与小人，君主、官职等方面的翻译需要重新审视。否则就易于造成读者的误解。

《吕氏春秋》“痏”“■”“疛”病症名词考释

《吕氏春秋》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该书内容广博,其中记载有病症名词60余个,且大量出现在同时期或之后的中医古籍中。通过对其中"痏""■""疛"三个病症名词的探讨,考证其字义,确定其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探究当时疾病的病因,并与《内经》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痏,在《吕氏春秋》中作"痟",意为痟瘦,在《内经》中有三种含义:针孔;针刺的次数;穴位。■,在《吕氏春秋》中意为目眵,且首见于《吕氏春秋》,在《内经》中未出现。疛,在《吕氏春秋》中意为腹疾,在《内经》中未出现,而是直接用"腹满""腹胀""腹痛""腹胀满"等词表示,意义指代更明确。

论《吕氏春秋》之“因”

在分析前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吕氏春秋》总结了普遍适用的一条原则即"因"。"因"的原则把道家的因循无为和儒家的积极有为相结合,形成了待时而动、顺势而起的处世之道。《吕氏春秋》首次把"因"作为哲学概念提出来,指出因循客观要素对于成就功业的重要性,并把因循客观要素与重视主观努力相结合,在方式方法上注重因人而异。这一原则在政治上丰富了无为与变法的治国理论,是对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当今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战略举措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周易》到《春秋繁露》的数字思想嬗变

数字最初是为记事而用,并非一开始便具有神秘意义,主要用于文字出现以前记录事物数量之用,数字思想是人类抽象思维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先秦典籍反映中国古代数字思想的嬗变过程,以《周易》《吕氏春秋》《春秋繁露》为代表。在《史记》之前,《周易》主要体现出以数字奇偶对应阴阳的思想,而《吕氏春秋》则表现为以数字象征天人关系,至汉代《春秋繁露》的数字思想便可视作一种宗教化的符号表达,也反映了古代数字思想的符号学意义。

《吕氏春秋》寓言的艺术特色

阐述了《吕氏春秋》寓言的取材与思想内涵,从《吕氏春秋》寓言的结构安排、人物形象、语言特点等方面探讨了《吕氏春秋》寓言的艺术特色。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吕氏春秋》寓言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

《吕氏春秋·本味篇》里的水产食材探析

《吕氏春秋·本味篇》主张"本味"和"适口者珍",开列出当时著名的烹饪原料,列举了肉类、水产、蔬菜等优质食材。由于《吕氏春秋》成书年代久远,随着文字演化和书写文体发生了变化,《本味篇》里食材的名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有必要深入考证,辨别其食材的来龙去脉。探究《吕氏春秋·本味篇》中的水产食材,对其进行梳理、考证、探索和辨析,进行部分食材的探本溯源,发掘食材背后的厚重文化和较高的研究价值。

以战止战:《吕氏春秋》以人为本的战争观

《吕氏春秋》的兵学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前期儒道墨法各家学派的思想精华,倡导“义兵”学说,提出古代贤明君主凭靠正义之师维护和平、以战止战这一智慧论断。《吕氏春秋》义兵学说之精髓,即提倡正义战争,主张攻伐无道之国的战争具有正义性。义兵学说强调“义”,即对暴君治下之民讲道义、正义、信义和仁义等。在儒家倡导以仁义治理乱世、墨家主张以非攻救守弱国的思想背景下,义兵学说强烈反对前两者的迂腐之见,批判地继承了其前代战争学说,形成具有朴素军事辩证法理念的战争观,其间融合了古老的民本思想,处处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独特倾向。

《晏子春秋》的舆论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是当时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稷下学宫建立后,引领了诸子的百家争鸣,齐国激荡而出了齐文化这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瑰宝,那个时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舆论最为宽松的时期之一。《晏子春秋》作为齐文化的代表作品,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稷下学宫时期的作品。从舆论角度学对该作进行分析,会发现当时社会是如何对舆论进行构建的,该作体现的舆论思想对现在的舆论引导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阴阳家考辨

《论六家要旨》与《汉书·艺文志》中的“阴阳家”有所不同:前者中的“阴阳家”不指向邹衍,亦非司马氏家学,而是《管子·四时》、《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一系的四时教令体系。其基本框架仍然是以四时为基础,四时之大顺是其核心,“中央土”一系仍然没有与之相配的时令。邹衍则属于《汉志》的“阴阳家”,其旨虽归于仁义节俭,但其多论天地灾异,不学经艺,不应归之于儒家。五德终始说以五行为框架,五德传于谁取决于五行相胜的次序,而何时传则在于阴阳之数,配合的关键在于它们之间的类同性。五行与阴阳四时融合时别出一“季夏”来,以与土相配。“中央土”和“季夏”是阴阳四时与五行融合的不同框架的显著区别,也是邹衍与四时教令的差异,更是阴阳家的不同派数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