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对苏轼宦密作品的影响

熙宁七年(1074)至熙宁九年(1076),苏轼宦密州。密州浓郁深厚、灿烂多姿的齐文化,对苏轼宦密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齐文化的开创革新使苏轼词风发生巨大转变,婉约词深情凝重、豪放词“新天下耳目”;齐文化的崇武尚功催生了苏轼猎诗、猎词的创作,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横空出世;齐文化的多元融合促进了苏轼宦密时期的哲学思考,旷达自适的超然思想在密州大地上成熟,有名篇《超然台记》。由此可见,密州是苏轼宦游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地理单元,齐文化是标识苏轼文学建构进程的阶段性文化。

好太王碑铭文选释选考

文章对好太王碑铭文用城数断句的方法判读漫漶字迹,新释读出W氐利城、沸城两个城名;考定"鸭卢"为用汉字标记日本语音"野郎",从而判定带"鸭卢"后缀的五个词语是日本人名;考定好太王六年丙申征讨百济之进军为"军至界首"。

对青岛海洋文明历史中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

青岛市的建制历史虽然只有百余年,但是却有6000多年海洋文明历史的深厚积淀。在"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上,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胶州三里河人,是我国最早闯荡外海的航海者;2200年前从琅琊启航的徐福船队东渡,是史书上记载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海上远航活动;千帆云集的北宋密州板桥镇,是我国北方唯一设市舶司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大口岸。在以往打造"帆船之都"过程中,对具有深厚积淀的青岛海洋文明历史鲜有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后奥运时代,对悠久的青岛海洋文明史进行一些渐次深入的探讨,以增强"帆船之都"的历史文化底蕴,应有其价值。

“在己者未尝敢行所愧也”——从表、状、书、启看苏轼知密的政治操守与人格操守

苏轼在密州留下的表、状、书、启,由于文艺性不强往往被研究者忽视,但比其诗、词、文艺性散文更能反映作者的真实想法和实际作为,其核心是"在己者未尝敢行所愧也"。这种朴实无华的表白包含多方面含义:无愧于皇帝(江山、社稷),无愧于职责,无愧于百姓,无愧于自己;反映了苏轼对国家、对职责、对苍生、对自己的担当精神,再现了苏轼在密州的政治操守与人格操守。这在当时、在今天、在今后都具有启示意义。

苏轼的豪放词为何成熟于密州?

本文在前人研究苏轼豪放词的基础上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提出了苏轼豪放词成熟于密州的新观点。其依据是 :一、苏轼自幼受其父文学要有为而作的影响 ,在未踏入政坛文坛时就有革新北宋时期浮艳文风的思想 ;二、苏轼在守密之前已对婉约派词风深为不满 ,已尝试写作言情言志的非男女恋情的新词作 ;三、守密时 ,适逢朝廷对王安石变法有看法 ,变法派有些失势 ,故苏轼以为自己大展宏图的时候到了 ,于是豪放词便应运而生 ;四、从文学创作思想来考察 。

从密州“一赋三记”看苏轼的超然精神

苏轼的密州一赋三记,集中作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已有的研究比较多地开展了对《超然台记》所体现的超然精神之分析探究。其实,内涵丰富的超然精神,广泛地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大量诗文词创作中。苏轼对贫富、名利、物我、生死的超越,既是其超然精神的集中反映,也是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根本内容。苏轼后来遭遇政治打击和人生磨难能够泰然处之,并实现人格境界质的提升,取得辉煌的艺术成就,都与此时形成的超然精神密切相关。

苏轼密州词及豪放词风谈片

苏武在密州的词作是其豪放词的首创之作和第一个高峰,奠定了其豪放词派开创者的地位。其成功与密州的人文环境密切相关。

苏轼出守密徐湖时期的词作内容及地位

苏轼大量写词始于倅杭时期(1071-1074),成熟于贬谪黄州时期(1080-1084),出守密、徐、湖时期(1074-1079)是苏词发展的关键阶段:题材方面出现了明显世的俗化倾向,大量取材日常生活,内容得到充分的拓展;功能方面,倅杭时期还只是记录、记叙外部世界,而此期开始用词表达和表现真实的内心世界,包括政治事功之追求、对妻子之追怀与爱恋;就词风论,倅杭词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只流露了一些豪放与旷达的因素,而此期词作形成多种风格并存的局面,诞生了三大名篇,呈现初步成熟的三种词风。经历此期的充分发展,苏词才最终走向成熟。

地理空间视域下密州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熙宁七年至熙宁九年,苏轼知密州。短短两年时间,苏轼的文学创作异常丰富,出现了号称“密州三曲”的代表性作品,形成了独特的“超然”思想。这些成就的取得,皆与密州独特的自然山水、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所构成的地理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旧党争”影响下的苏轼密州文学创作

熙宁七年(1074),苏轼知密州。苏轼知密期间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双面性:一部分作品中苏轼积极“出仕”,渴望建功立业,个人情感表达执着热烈;另一部分作品中却不时闪现“归隐”情怀,思想也上难掩消沉情绪,转而在佛、道之间寻求心灵的超脱。苏轼知密时期作品呈现这样矛盾复杂的特点,与当时激烈的“新旧党争”对其的影响密不可分,集中反映了特殊时期苏轼的心路历程和文学创作态势。

逆境里的超然旷达——苏轼密州三曲解读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被称作"密州三曲"。文章通过剖析苏轼密州三曲的特色,指出了苏词超然、旷达的艺术风格和所表现的人生态度,以及苏轼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对后世文人的人格追求和道德建树的影响。

苏轼“自是一家”的密州词创作简论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和“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念,“以诗为词”构成了苏词的本质特征。这一特征真正成熟是其密州词。密州词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一、名篇佳作迭出;二、基于密州词作,他提出了词“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和“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念。密州时期其“以诗为词”的创作已经非常自觉、成熟,成为黄州词论的先期实践,为此后苏轼词呈现出“自是一家”的面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密州词是他改革词体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论苏轼的“密州四曲”

苏轼知密州时期创作成绩斐然。为怀念前妻王弗所作的《江城子·十年生死》虽然在悼亡词形式上有所继承,但于内容上则为开拓,当为第一首格高千古、影响后世的悼亡词;《江城子·密州出猎》集苏轼多年词风探索成果于一身,厚积薄发,终于成为开启词史上豪放一派的壮词;苏轼修葺而为千年名胜的超然台在当时已是名满天下,苏轼登台而作的《望江南·超然台作》用诗语描绘了北方小城的美丽春景,又富有哲理,堪称景妙论高、千年未解的的超然词;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仅为中秋绝唱,又以诗词形式集中国中秋文化之大成,对中国传统中秋节的赏月、美食与团圆的文化内容以诗词的形式进行了固定化,成为中秋文化的典型代表诗词、中秋诗词当之无愧千古佳作。此四首作于密州的佳作,应当誉之为"密州四曲"。

论苏轼知密州时期的咏花诗词

苏轼知密州时期,创作了《谢郡人田贺二生献花》《惜花》《雨中花慢》《玉盘盂二首并引》等咏花诗。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当时密州的花事之盛,寺院数量之多、力量之大,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等等。虽然苏轼来时,密州是"旱蝗相继"的灾情,但他从黄老思想出发所实行的"贵清静而民自定"的理政思想很快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所以诗人才有灵感写出如此丰富多彩的咏花诗。这些作品,体现了苏轼知密州时期的际遇以及他的思想状况,对苏轼一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遥望梦中江南到立足齐鲁大地——苏轼《望江南》解析

苏轼词作中仅存的两首《望江南》皆为熙宁九年在密州所写。《望江南》词调在唐宋时期的流行,反映了时人对江南生活的向往;苏轼用这个词调进行创作,也有其对杭州生活的留恋,是受到白居易的影响。清明前后作于超然台上的“春未老”一词,反映出他勉励自己提振情绪、超越困境的主观意愿;作于春末夏初的“春已老”一词,则是苏轼和密州人民生产、生活的诗意记录,表现对孔门圣贤与东晋雅士的追慕,歌颂太平岁月的优雅从容。这两首词对研究苏轼在密州时期的思想转变具有重要价值。

论苏轼对诸城地方文化的贡献

作为地方最高行政的密州知州,苏轼对文化的重视必定会对给后人做出良好的榜样。苏轼发挥自己文学创作方面的的特长与优势,坚持自己的诗词创作,与在密州当地和密州之外的同僚与朋友相唱和,形成了密州良好的文化氛围,又重视文化设施建设,修葺了超然台等多处文化设施和文化景点,这都给后人以良好的影响与启示。苏轼用自己的天才与妙笔为密州的山川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容,为密州的社会人文也增加了丰富的文化内容。苏轼以集大成式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为密州、为中国的中秋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中秋节赏月、美食与团圆的文化内含以诗词的形式进行了固化。苏轼修葺超然台、创作《超然台记》等形成了自己的超然思想,开启了密州超然思想发展的历程,薪火相传,逐渐形成了诸城今天的超然文化。

范锷奏议与密州市舶司的设立

密州港具有明显的转口贸易功能,密州市舶司的设立是北方沿海及腹地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南方海外贸易及近海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开拓新市场的结果。其设立受到熙丰变法因素和国防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与官员范锷主动而又机动的奏请密切相关,即元丰六年时紧扣熙丰变法的指导思想和变法措施,利用河东三路的国防经济需求,同时略带浮夸渲染;元祐三年时回避与熙丰变法有关的信息,同时结合实际,降低要求。

再论苏词之超旷--以密州、黄州词为例

苏词之超旷,前人已多有论述,但若回归苏词文本本身,以密州、黄州两个时期的词作为考察对象,可勾勒出此种超旷风格形成与发展的轨迹,无疑对苏轼的思想变化及心路历程有很好的反映。整体来看,密州时期,初尝仕途艰辛的词人,词作的超旷风格逐渐显著,表现为对美好与圆满充满信念与向往,总是满怀希望,热情洋溢;黄州时期,词人在乌台诗案后经历了失落与彷徨,但他善于自我调节,最终实现了对悲与欢的双重超越。这种深化了的超旷特质伴随了词人一生,成为引导其度过艰难岁月的重要心理支撑。

论苏轼在密州的思想

苏轼知密州时期是其思想成熟的重要阶段。修建超然台、创作《超然台记》等标志着其超然思想初步形成;第一次为政一方,灭蝗、抗旱、上书申请减免赋税等明显地体现民本思想;具体施政中则施行了"贵清静而民自安"的黄老思想;其文学创作中的"超然诗"、出猎词等则体现了明显的爱国思想、归隐思想、野性思想等。

苏轼与密州超然台的命运交融

对苏轼与密州超然台的密切关系,鲜有人知晓也没相关专论。其实,超然台是苏轼主政密州时修建一座城墙旧台并命名为"超然台"而来,是他赋予了这座城墙旧台以新生。超然台则成为他在密州时的主要文化活动场所。他爱之游之,在此收获了身心安顿和对人生的一些感悟。他最后一次登临超然台是在元丰八年,对密州、对超然台的深情仍溢于言表。因为与苏轼的这层密切关系,超然台才成为地方文化圣地,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