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与西方法学知识对接的经过——以法学家徐谟为切入点

自五大臣出洋考察伊始,中国法律近代化便逐渐拉开帷幕。随着变法修律的持续与深入,西方法学知识源源不断传进中国。在中西方法学知识的对接过程中,法学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考察民国时期法学家徐谟在法学研究、司法实践和外交工作中的系列作为和重要贡献,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并不是单纯地学习西方,也在一定程度参与和推动着世界法学和法治事业的进步。

新时代乡土书写传统的赓续与创新性发展——以《家山》《金墟》《莫道君行早》为例证的思考

王跃文《家山》、熊育群《金墟》、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皆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项目的硕果。对这三部作品,可以从新时代地方“志”书写传统的赓续、历史之笔与文化记忆的融合、非虚构写作与虚构小说文体的兼容并包、乡土书写传统以及传统文化与文学传统的赓续等方面作出集中探究与考察。这对于总结新时代文艺精品的艺术规律、创作指征,对于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都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早期法律人外交家的标本:徐谟生平述考

徐谟是中国现代早期有法科背景的外交官,但我们对他的研究很少。本文较系统考证和挖掘徐谟的家世、学历、经历、素养和事功。我们从徐谟身上可以发现一位具有标本意义的杰出外交官,这对今天培养涉外法治人才具有启发意义。

从“一出戏”到“人生趣剧”——徐志摩与哈代

哈代是对徐志摩产生较大影响的最重要的西方作家之一，徐志摩的诗歌在哈代那里汲取了丰富的创作营养。我认为，如果无视徐志摩对哈代的崇敬、仰慕和偶然模仿，就不能认识他诗歌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他的忧郁。翻开他4部诗集中的任何一部，人们都会发现，在他那想象奔放、才思焕发、恋情炽烈的诗篇中，还夹有一类诗，充满惊人而深刻的哀怨。哈代把人生比喻为“一出戏”(a show)，徐志摩由此激发了“人生趣剧”的概念。本文从对生命的描绘、对情爱的妙思、对入世的追寻以及悲喜剧的差异等方面，探讨徐志摩与哈代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血缘关系。

徐志摩的人生哲学观与英国文化之关系

徐志摩的人生哲学观是以“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人生哲学观 ,其间还包含了“自由”、“单纯信仰”、悲观主义等内容 ,它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英国文化的影响。他这种人生哲学观在现实中的失败既是个人的悲剧 ,也是持同样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

从徐志摩和顾城的爱情诗透视其性格与命运

“新月”诗人徐志摩和“朦胧”诗人顾城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两位天才诗人。爱情无疑使他们的创作充满了灵性,但爱情也使他们走上了不归路。徐志摩“魄散天外”;顾城“魂断异国”。爱情激发了诗人生命中的灵性,爱情也摧毁了诗人充满灵性的生命,这大概就是诗人难以逃脱的命运。

“五四”文化语境与徐志摩的翻译

本文拟以“五四”文化语境为视角,从翻译选材、译语选择和翻译方法三个方面对徐志摩的翻译活动进行了探讨,目的在于说明特定时代文化语境是如何作用于译者的翻译实践活动的,从而对徐志摩的翻译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本文最后就文化语境提出我们进行翻译批评的策略。

不可或缺的“类同原则”──徐志摩和雪莱诗歌的血缘关系

徐志摩的诗歌最先是受到１８世纪末、１９ 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深刻影响和热烈激发而喷发出来的，雪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本文从两位诗人的理想气质、人生际遇、对爱的追求及徐志摩诗对雪莱的借鉴，探讨徐志摩和雪莱诗歌的血缘关系。

新视野下的“莫须有”故事

《宋史·岳飞传》记载了"莫须有"故事,大意是说,岳飞被害,韩世忠挺身而出,质问秦桧,有什么证据证明岳飞谋反?秦桧做贼心虚,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莫须有"。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故事流传了八九百年,并被多种岳飞传记采用,人们都信以为真。本文立足时代背景,经过周密考证,确认这故事是人为编造的。真实的历史是,高宗与秦桧合谋害死岳飞,韩世忠在当时高压的形势下,赞同这一举措(见1158年《韩世忠墓志》)。到高宗在位末年,金撕毁和约,兴兵南侵。1163年孝宗继位,为重振抗金士气,需要为岳飞平反。同时,孝宗需要为太上皇高宗开脱罪责,韩世忠之子需要为其父重塑光辉形象。孝宗命赵雄另撰碑文,于是,在岳飞被害三十多年之后的新碑文中有了"莫须有"的故事。

“新月派”的形成及理性精神

新月派是20世纪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但对于新月是否成"派",连这个派别里的重要人物徐志摩、梁实秋都曾予以否认。从前期的沙龙新月社到之后的以《新月》杂志为核心的新月派知识分子,新月诗派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贯穿始终的由沙龙新月社种下的"自由"、"理性"精神却一直不变,这是"新月"所以成"派"的重要原因。因而成就新月派的不是口号、不是其组织形式,而是它的精神。融合中外文化而又自觉皈依传统的文化、文学的自觉意识,是新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论徐志摩诗歌的戏剧化特质

戏剧化是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徐志摩在新诗戏剧化方面做了尝试,引入了戏剧性场景、戏剧性结构、戏剧性诗学观念和戏剧性对话等,努力探索现代诗歌的戏剧化体式,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徐志摩生态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及其生态理想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是中国现代生态散文的代表作。作家以留学剑桥大学的生活体验为书写对象,描绘了一幅自然与人文和谐统一的校园生态画卷,表现了作家热爱自然、崇尚生命、向往自由、追求本真的生态理想。徐志摩生态观的形成不仅受到江南地域生态文化与中国传统生态观念的浸润,还受到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剑桥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滋养。

试论徐志摩诗美特征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追求至纯至美的诗人。本文从真纯美和格律美两大特征谈论徐志摩对诗 美的追求。他诗艺的创格,为新诗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也体现了新诗开始成熟地把目光转向诗艺的 追求。

徐志摩诗歌语言艺术研究

徐志摩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最具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作品语言新颖别致、清新活泼、节奏鲜明,给予读者独特而鲜活的审美感受。徐志摩在追求纯美的思想指向下,不断将其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在语言上,它善于运用音乐美与视觉美,使其诗歌成为艺术性和诗情的完美结合。

多情自古伤离别——赏析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留学英美的徐志摩在诗歌创作上走的主要还是传统之路,《再别康桥》是这类诗作的代表。它的艺术特点是通过描述康桥之景来抒发内在的深情,情没有直接倾吐出来,但又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正如司空图所言:"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莫须有”语义研究评估

把秦桧的"莫须有"训释为"也许有"、"恐怕有"是错误的。学界对其确切语义已有多种研判。但笔者认为,按照宋人的音韵特点和行文的句式习惯,"莫"字,用作疑问时,多是"莫……否"连用;用作陈述句时,则句尾不用"否"。陈述句中的"莫"字,又分三种情况:一是相当于否定词"不",且常用"之"字作动宾倒装;二是"莫须"合用表示肯定,义同"务必";三是仅作句首发语词,同于"夫、维"。秦桧的"莫须有",当训为:"嗯,应该有!"表达了委婉性肯定,最切合秦桧当时的心态和对话情势。

谈郭沫若与徐志摩的一场诗争

郭沫若与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最著名的诗人。徐志摩对郭沫若的《女神》非常推崇,然而对其《重过旧居》一诗则提出批评,认为他的"泪浪滔滔"夸张失实,是"伪诗",遂遭到成仿吾的回击。徐志摩因不了解郭沫若创作此诗时的生活状况和心情,更没有体验过生活"重大的变迁",因而其批评是失当的,也不合诗学批评的原则。之后,两人虽有过互访和互宴,但终因志趣不同、思想分野而分道扬镳。

废名的儿童教育思想——以《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为例

废名在抗战期间,从北大回到故乡湖北黄梅,从事小学教育。其自传体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有大量的儿童教育片断描写,集中表现了其儿童观和儿童教育思想。废名认为"每个儿童都有他的世界",教育者应尊重儿童本有的世界;"自然"是儿童的好学校,主张让儿童接受"自然"的教育;学校教学要从儿童的生活和心理出发。废名对儿童天性的尊重以及对以儿童为本的教育思想的倡导,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浅析徐志摩诗文中的“飞”意象

徐志摩诗文中出现了许多"飞"的意象。这一意象折射出徐氏追求浪漫灵动的个性、气质。从徐志摩的创造表现与个性气质,以及文化心理关系的角度来进行剖析,方可探讨徐志摩诗文中不断出现的"飞"意象的创作奥秘。

爱情在别处——从徐志摩的抒情诗看他的爱情观

徐志摩在抒情诗中流露的爱情观是"爱情在别处"的爱情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爱的意象的神秘遥远;爱的过程的流动不居;对死亡的美化。徐志摩的爱情观是导致徐的爱情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