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个人生物信息法律保护研究

加强个人生物信息的法律保护,可以从注重和保障人权、维护个人隐私、保障公共利益、促进经济与科技发展等维度应对生物信息技术应用中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在大数据背景下,我们可以结合个人生物信息的概念、特征及权益性质,从司法救济、加强行政监管及法律保护规范等角度进行法律保护,以完善传统个人生物信息法律保护的不足,维护权益人的个人权益、社会公益及伦理道德。

大数据时代国内外个人信息保护研究热点和演化趋势——基于科学知识图谱分析的文献计量方法分析

[目的/意义]对大数据时代国内外个人信息保护的研究热点和演化趋势进行了总结和回顾,旨在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启示。[方法/过程]运用文献计量法和科学知识图谱法,基于CNKI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以ITGInsight为主体工具,再辅之Gephi、Excel、SATI等科学计量与知识网络分析软件,对大数据领域国内外个人信息保护研究领域的热点分布、主题演化以及研究内容进行分析。[结果/结论]大数据时代国内外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研究主题分布广泛、演化规律较为复杂,呈现出显著的变化趋势,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综合考虑技术、法律、政策等多个方面的因素,以构建更加全面、系统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

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检视与完善进路

大数据技术加深了侦查活动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的干预程度,给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带来隐患。大数据技术的专业性导致侦查主体的潜在扩张、相关性侦查逻辑诱发信息收集范围扩大,大数据技术的无形性使侵权行为更为隐蔽。由于大数据侦查的程序规则以及刑事侦查领域个人信息受损救济机制的缺失,加上传统的知情同意规则在侦查阶段存在适用上的困难,个人信息保护在侦查程序中始终难以落实。因此,应采取权力控制与权利保障并行的规制路径,在以法定程序规制大数据侦查行为的同时,建立贯穿侦查程序的数据权利体系,实现犯罪控制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良性互动。

大数据时代公权力执行与患者个人信息保护

自医疗产业进入了信息智能化发展阶段,若延续对隐私权的严苛保护理念,以私权执行机制为核心,并将其应用于患者个人信息的保护中,在功能与效果上显然欠佳。故建议正视患者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重新确定患者个人信息保护的价值目标——风险防范与损害救济,形成以国家公权力为主导的公共监管与法律执行机制,并辅之以民事实体权益遭到损害时激活民事诉讼救济功能,由此形成防范各类患者个人信息处理风险、覆盖信息处理全过程、公法和私法协同合作的大数据时代患者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运作模式、理论困境及保护路径

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应用使个人信息能够被大规模收集以及重复循环再利用,为个人信息的运作模式带来了颠覆性的转变。在个人信息累积效应下,大数据能够推衍、萃取、洞见甚至连结出不为人知或不欲为人知的信息,其不当应用将产生侵害个人信息自决权和隐私权的风险,同时也可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规定的保护原则形成冲突。为兼顾大数据发展与隐私保护义务,应当制定个人信息开放规范以促进大数据发展;采取牢固的匿名化技术以实现个人信息的“去连结性”;将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作为保护个人信息的有效工具;以“实质性参与”作为告知同意原则完善的路径取向。

迈向“风险”范式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教义学重构

刑法学界主流立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阐释与建构,因单纯倚重“权利”范式而存在理论缺陷、方法缺陷和现实缺陷,无力应对数据信息社会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的全新挑战。“风险”范式是近年来涌现的个人信息保护理念,能够合理分配信息处理活动的风险,将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责任与义务分配给制造风险的信息处理者。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学理阐释,应统合两种范式的合理内核,重塑保护法益、犯罪属性以及不法阻却事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数据信息社会中个体的匿名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法定犯而非自然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能被矮化为“取得同意”;个人的知情同意与信息处理者基于风险的风险控制义务共同构成了不法阻却事由。

基于数字赋能的个人信息刑法保护路径研究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的泄露和滥用问题日益严重,个人信息受到侵害的案件频繁发生,给大众的人身和财产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障更加急迫和艰难。为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和隐私,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和规定,然而我国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仍存在一定的迟延性。因此,文章以大数据和个人信息为切入点,通过探究我国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和基本状况,总结司法实践中刑法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基于上述问题,针对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关建议,期望能够进一步完善我国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刑法体系。

大数据背景下我国个人信用信息权益保障的困境与完善进路

大数据背景下,传统征信产业迎来颠覆性变革,个人信用信息权益保障机制面临诸多挑战。厘清当前我国个人信用信息权益保障体系现状,发现信用信息真实性隐忧、信息过度采集挖掘、监管效力不足以及维权渠道不畅等问题。为了完善个人信用信息权益保障体系,基于国际经验镜鉴,提出制定信息处理技术标准,明晰信用数据采集边界,加快大数据征信专项立法,畅通司法救济渠道等政策建议。

数字时代个人健康信息合理使用中的利益冲突与弥合——以“设计保护”为进路

合理使用个人健康信息是数字时代的务实选择,但其引发的利益冲突问题同样值得深思。个人健康信息攸关多方利益,信息保护和开发都是不可偏废的。“设计保护”是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模式,可为实现冲突弥合提供解决思路。通过“设计”实现个人健康信息合理使用中的冲突弥合需依靠伦理、法律和技术融合治理:在伦理指引上,应以以人为本、安全无害、公平公正、透明可控和正和共赢为价值追求;在法律要求上,应以“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和“信息合理使用规则”为基本遵循,对处理目的、处理手段和保护措施予以约束;在技术支撑上,应从系统要素确定、保护措施选择、运行流程设计和设计方案改进四个方面推进。基于个人健康信息合理使用的场域性,“设计保护”的适用应把握重点,实现各方利益的帕累托最优。

大数据杀熟定价算法的法律规制

大数据杀熟现象的出现,导致平等权的侵害、价格合谋的产生以及市场秩序的破坏。究其本质,乃是数字鸿沟、算法的不透明性以及算法权力的异化所导致的定价算法治理问题。为了解决科技发展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通过对欧盟、美国的规制经验进行研究,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困境与立法现状,建议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层面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立法,设立算法审查委员会,构建算法侵权责任体系,增强企业与用户的法治意识,从而实现大数据杀熟定价算法的多元化治理。

“大数据杀熟”行为法律规制问题探究——以胡红芳诉携程案为例

“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本质是电商经营者运用数据信息分析技术进行“一级价格歧视”,以掠夺全部消费者剩余的行为,其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现行法对于“大数据杀熟”行为均有规制,但在法条中存在对“大数据杀熟”行为定性不明、不同法律规范间相互冲突、消费者举证责任难度大以及经营者赔偿力度小等问题,导致该行为在实践中难以得到有效遏制。针对上述法律条文中有关“大数据杀熟”行为具体规定的不足,应该分别从信息收集、用户画像、区别定价三个阶段进行完善。

大数据时代最小必要原则的悖论与超越

最小必要原则及其规则与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理念目标、运行规律等产生了较激烈的对立冲突。在大数据时代,一种合理且必要的个人信息收集处理机制,需要构建以公共利益审视必要信息的合理范围,以比例原则实现理念目标与规制手段的均衡,考量具体情境更新必要原则的实施机制,推动必要性原则在大数据潮流中超越升华,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双重目标。

大数据侦查中的信息隐私权保护

大数据时代,犯罪控制与信息隐私保护之间的相对平衡被打破,大数据侦查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外源性信息隐私权危机和内生性信息隐私权危机。外源性信息隐私权危机是大数据侦查外部法律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带来的信息隐私权保护困境,包括大数据侦查法律定位模糊和侦查控权的“内卷化”;内生性信息隐私权危机是内嵌于大数据侦查自身行动逻辑和运行规律中无法自我消解的隐私难题,包括个人信息数据处理的“开放性”和侦查要素外延的“扩张性”。要实现大数据侦查视域下的信息隐私权保护,就应当明确大数据侦查的法律定位及建立递进式审查标准,实现规制程序的诉讼化改造,确立私主体参与侦查的分级授权和过程性监督,建立实质性信息隐私权保护衡量标准。

电子商务时代大数据应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与实施对策

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大数据应用成为推动电子商务时代的关键力量,个人信息保护也面临严峻挑战。电子商务法对大数据隐私保护、数据共享与开放、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数据伦理、社会责任以及公平竞争和反垄断等方面做了规范,以保护数据主体的权益,提高数据应用的安全性和效率。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应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应法律,保护用户权益、建立信任和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同时,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进一步提升电子商务的法治水平,为用户提供更安全可靠和透明的电子商务环境。

机遇与挑战:我国征信业务中个人信用信息处理的法律困境及改革路径

当前我国个人征信业处于大数据征信、全面落实个人信息保护、合法合规发展的新时期,个人征信机构在处理个人信用信息时迎来诸多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法律约束。为提升征信服务质量,更好保障信息主体权益,可采取对个人信用信息进行分类分级治理、制定法律法规推动公共征信机构与市场化征信机构数据传递、推出征信授权文件标准化范本和完善信息主体的权利救济机制等路径,对当前我国个人征信业面临的法律约束进行及时回应,以推动我国个人征信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更好实现。

论大数据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凸显出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大数据侦查有个人信息保护的实际需求。侦查机关肩负着发现案件线索、打击犯罪的使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侦查行为极易侵犯到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大数据技术的引入将相关技术侦查措施变成侦查机关侦破各类案件的强有力武器,同时数据收集、分析、共享的过程也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严重威胁。为保障被侦查人的信息不受侵犯、遏制侦查机关信息处理权的不断扩张、促进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体系不断健全,在检视国内外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提出严格遵循比例原则、以主体赋权和权力规制为进路,加快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建构进程。

大数据监管权的法律限制

大数据监管的行为逻辑在于,监管部门按照履行监管职责的需要,依法获取和处理互联网企业所掌握的海量用户个人信息数据,并据此做出影响市场主体和个人权益的后续行政措施。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顶层政策激励的背景下,中国大数据监管实践呈现出从监管部门要求提供数据,到互联网企业大范围实时自动提供数据的演进趋势。当前,围绕大数据监管权行使的法律制度尚处于初步构建阶段。对于公民基本权利和公共利益保障这一根本任务而言,已有的规范大数据监管权行使的法律规则更多地体现了履行国家积极义务,围绕履行国家消极义务的“限权型”法律规则还有待构建。未来,法律制度构建的重心应是加强对于大数据监管权的法律限制,将此项权力的行使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具体的规则构建方向包括:严控大数据监管权的创设、明确监管的范围、建立健全合规免责与容错免责规则、采用临时性立法作为制度构建载体。

大数据时代下被遗忘权的理论思辨与本土构建

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引发信息危机,激发了公众个人信息“被遗忘”的需求。被遗忘权是数据主体基于信息自主,采取特定手段将其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重新归于隐私领域从而使公众遗忘的权利。被遗忘权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所规定的删除权在界定和适用上均有区别。作为个人信息权中的具体权利,被遗忘权能够提高个人尊严的保护力度,弥补立法和司法漏洞;同时强化信息处理者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责任,规范企业操作。在我国当前民事法律体系的立法背景下,未来应当将被遗忘权的构建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框架内,在立法设计上明晰被遗忘权的权利边界,贯彻适用中的必要原则;在实施机制上建立数据保护体系,推动行业自律。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路径优化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工作效率高且操作方式简单,能够覆盖到公民个人信息收集、处理、使用、监管、储存和流通等各个环节,因而体现出凸显的优势。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未形成法规体系、行政监管体系薄弱且监管方式单一化、个人信息保护行政救济制度亟须完善等现实问题。在实践过程中,可通过构建更为完善专业的行政监管制度、健全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救济制度、优化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和存储程序等举措,来更好地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路径优化提供借鉴。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研究

伴随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便捷的信息交互方式给日常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对个人信息安全也形成了巨大挑战,针对个人信息的新型犯罪层出不穷。现阶段我国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定不够完善,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方式的界定不明晰;二是因个人信息保护范围的模糊造成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不畅,未能形成合力保护。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从入罪认定标准的进一步厘清、行为方式的补充到保护范围的界定提出相应的完善路径,以期为遏制个人信息犯罪,保障大数据时代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有所裨益。